新唐人很快吸引了许多观众。同时，其事业版图也开始迅速扩张。从2002年首播到2003年7月新唐人全球卫星网络开通，信号覆盖北美、亚洲、欧洲和澳洲，成为世界上少数有能力覆盖全球主要华裔社区的媒体之一。新唐人的世界记者站也从无到有，现在已经发展到了60个。2004 年和2005年，新唐人还举办了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产出，必须先有投入。在美国媒体业，创办一个新传媒品牌的前期投入大得令人望而却步。新唐人的崛起，当然会给人以新唐人公司实力雄厚，资源丰富的印象。事实上，资金方面新唐人除了广告收入和个人的捐款外，没有拿任何一个政府或大企业的一分钱。人力资源方面，更是几乎全部依靠一群全身心奉献的义工。支撑这个庞大媒体运作的终极力量，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念：把真相传遍人间。别有用心的人散播谣言说，美国政府给新唐人拨款，台湾政府给了新唐人多少钱。其实，不理解这个信念的人，也许永远不会明白新唐人为什么能够创造奇迹。
草创之初
新唐人电视台是在2001年初冬的时候开始筹建的。当时因为资金短缺，于是公司便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租了一个十分简陋的办公室作为节目制作地点。新唐人新闻主编值班室则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地下室。他们在这间充满潮湿味的地下室录制每天的新闻图像。那个时候新唐人全球记者站还未成形，新闻来源主要是购买西方新闻社的报导，再翻译成中文。由于每天新唐人至少要播报四次新闻，早上四点半就有一次。负责选择新闻的义工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到地下室去看新闻，然后挑出来需要的新闻稿件和镜头，另有人翻译成中文，再加上主播、摄影师、配音和剪接等许多工作人员的配合，才能把新闻制作出来。每天清晨，一位住在布鲁克林区的新闻图像编辑坐地铁约一小时赶到这里拿走图像硬盘，再乘地铁约一小时赶到曼哈顿制作新闻，然后再拿带子到曼哈顿中城的一家电视台播出。台里的设备很多都是购买别的电视台的二手货，电脑品牌也都参次不齐，很多都是义工们自己原来在家里用的，就捐给了电视台。创业初期的经济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人力资源自然也很紧张，专业人员更是凤毛麟角。由于所有人都是义工，这里的台长只不过是对外联络和公关的头衔，对内大家都是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配合协调工作的。一位副台长在回忆草创时的经历说，他们有一次开电视台的筹备会，他放眼一看周围的志愿者都是博士或教授，可惜都是计算机教授、生物博士、化学博士、物理博士，几乎没有什么电视台方面的专业人员，有管理经验的也不多。但是大家都觉得办这样一个电视台是奉献社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再难也要上。没有专业经验，大家就自己花钱去学。好在这些人都是学习高手，很快就掌握了必要的技能。
由于电视台工作人员都是义工，所以他们只能白天象普通人一样到公司去上班，下了班以后到电视台工作。因为没有经验，开始制作节目的效率很低，灯光设置、录音、剪接都相当缓慢。2001年底加盟新唐人的新闻主播杨帆谈到自己刚开始播音时说：
“一天晚上，是我练习播音。我和图像编辑合作，要像正式做新闻那样练习。我从晚上八点坐到镜头前，练到凌晨十二点。回家的路上，我想：用4个小时应该能做出半个小时的新闻了吧？第二天，我问图像编辑：‘我们昨天晚上做了多长时间的新闻？ ’‘10分钟。’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就做了10分钟的新闻？’‘是啊，就10分钟。’回家的路上，我反覆的想着：4个小时, 10分钟。按这个比例，要想做半个小时的节目就得12个小时。我要是从晚上八点开始录制，做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刚好九点钟去上班。我觉得我可以做通宵，可是我不知道我可以这样坚持多久。”
但是，杨帆们毕竟坚持下来了。他们的专业素质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也得到了严格的训练。为了更好的支持电视台，许多外地义工辞去了他们报酬丰厚的工作，到纽约去找工作，以便就近支援新唐人。当时有个叫梅梅的新闻主播是从佛罗里达搬过去的；金然是从亚特兰大搬过去的；方菲原来在密西根的大通信公司工作，后来也搬到了纽约。新唐人的一位副总裁原来是宾州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因为每天都要跑纽约来回开车要四个多小时，而且睏倦的时候开车又非常危险，就换到纽约附近的一所大学当教授。一位义工读硕士期间正赶上暑假，就到电视帮忙临时性地做主播，每天一大早上去台里，晚上常常一点以后回到住的地方。为了省钱，和大家挤住在曼哈顿上城的一间公寓里，路上地铁票和中午盒饭都是自己出钱，更不要说更昂贵的服装和化妆品了。有的特约评论嘉宾被邀请到台里做节目，从外地赶到纽约，单程开车要四个半小时，路上的过路费和汽油钱也都是自己负担。因为没钱住酒店，做完节目就往回赶，回到家里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了。
著名政论家林保华（笔名凌锋）由于经常在新唐人电视台作访谈节目，同新唐人的义工们相熟。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新唐人电视台设备简陋，除了基本的摄影器材，主要就是计算机设备，可说是“土法上马”。但是，义工们清教徒似的生活和全身心的奉献精神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2年夏天的时候，电视台因为制作部和播出部份在两处实在不方便，就在曼哈顿中城租下了现在这个办公室。当时就像一间大仓库一样。很多老先生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开始装修这间大屋子，把它隔断成播音室、化妆室、会客室、技术部、播出部、资料间等地方。新唐人的男女主播们，那时也曾在播音的间隙帮助去搬大木板。
生存与发展
刚刚创台时，因为维持节目制作和播出的人员都奇缺，新唐人没有精力和人员去跑广告业务，以至于最开始大半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广告。整个电视台的运转全靠个人捐款来维持。后来，一些台湾学生义工和在台湾大电视台的专业人员知道纽约的艰难后，或者在暑假期间、或者在休年假期间跑到纽约来支援，形势才缓解一些。直到现在，新唐人的广告员也不都是很专业的人员。但是许多商家都是受到新唐人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感召，开始在新唐人上做广告。
一个电视台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吸引观众收看。从这一点来说，新唐人的崛起也和中共对华文媒体的渗透有关。很多敏感话题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大的发展走向，但是一般的华文媒体都不敢触及，或做深入报导。这就等于把观众群拱手让给了新唐人。像“江泽民出卖领土”、“六四”、“香港反二十三条立法”、“地下基督教会被镇压”、“民间维权运动”、“SARS真相”，以及特别是“法轮功”的议题都是大陆竭力封杀的。而新唐人却总是在第一时间进行详细追踪报导。举例来说，新唐人对于“SARS”的报导，比中共官方不得不承认SARS真相早了三个星期。新唐人新闻制作部的主任李国栋说，“如果新唐人的节目能够在大陆自由播出，人们提早三个星期做好预防准备，恐怕不会危及到那么多中国人的生命，甚至引起世界的恐慌。”
新唐人的记者站在世界各地从无到有，渐渐建立起来，现在已经达到60个，更逐步走进华裔社区。这些记者站的设备都是义工自己购买的，人力更是分文不取。出去采访的车马费都是自掏腰包，包括和客户一起吃饭的钱，也没有一分是新唐人给的。一般人听说新唐人在全球四大洲设有这么多记者站，都非常吃惊，感觉每年花费至少要两亿美元。其实新唐人每年的花销非常少，除了卫星租赁费用和播出费用外就是纽约办公室的租赁费用，而各地上有线电视和办公室租赁都是各地义工自己出钱办的。很多地区的办公室就是义工家里的地下室。新唐人各地义工的知识层次也非常高。有人开玩笑说，卖新唐人新年晚会VCD的义工都得有硕士以上学位。
在新唐人义工群中，有一个需要特别提到的团体：法轮功学员。他们在被中共利用整个国家的宣传资源、外交资源和特务资源造谣诬陷，国内的功友乃至亲人被骚扰甚至虐待致死，本来他们应该是最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如今他们不但顶住了这些压力与不幸，反而用他们菲薄的收入和极为有限的时间支撑着这个电视台的运转。让所有的华人能够透过这个窗口了解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是生死攸关的真相。新唐人电视台走到今天，法轮功学员的巨大付出是关键原因之一。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更多的真相被披露出来的时候，相信新唐人的观众们会对法轮功义工们升起由衷的敬意。
小结
新唐人的成功创造了华语媒体圈的一个奇迹。首先，新唐人打破了中共在海外的媒体垄断，为华人首次夺得了一直控制在中共手中的话语权。其次，新唐人通过卫星覆盖中国大陆，为中国大陆人民了解真实的世界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这个契机，却因为中共的黑手和欧洲卫星公司的短视而即将失去。历史在这个关头将要做出的抉择，对中国人民以及其将来命运而言至关重要。(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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