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暴力和谎言是中共维系其专制统治的基础。今天我想探讨一下在中共的手里，到底谎言是怎么变成真理的。
不是我在说话 而是话在说我
切入正题之前，需要先进行一点理论铺垫。
西方哲学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论阶段。用最简单的话表述，在本体论阶段，哲学家研究的是世界是什么和世界的本质问题。从康德开始，人们认识到，在探讨世界的本质问题之前，应该先检讨人自身的认识能力，看看人是否有认识世界的能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了所谓 “语言论的转向”（linguistic turn），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是运用语言进行思维的，语言是人类最本质的属性，应该从语言入手，揭开诸多哲学谜题的答案。
在这个阶段，语言学成为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导学科，语言学为其他学科提供了灵感和研究范式。很多哲学家也用赋予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对语言的重视。比如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迦达默尔说“能够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卡西尔说“人是使用语言创造文化的动物”。
语言学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假说，叫萨丕尔－伍尔夫假说（Sapir-Wholf Hypothesis），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和他的学生伍尔夫提出来的。这个假说是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由我们的语言决定的。有一种语言就有一种世界观。
萨丕尔是人类学家出身，他曾经对美国的印第安语言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发现，印第安语言在词汇、句法等方面都和印欧语言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反过来模塑了印第安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印第安人不光是说不同的语言，而且有着和讲印欧语的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关于语言和世界观的问题，我想举几个浅显的例子。爱斯基摩人生活在北极，他们的语言里关于雪的词汇异常丰富，有成百上千个。骆驼在阿拉伯人的生活里非常重要，阿拉伯语里有6000多个和骆驼有关的词。我相信，爱斯基摩人对雪的感知和阿拉伯人对骆驼的感知一定和我们不同。大家知道，光谱是连续的。各个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切割光谱、命名颜色的方式。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有一个民族竟然只有两个颜色词，白色和黑色。
语言塑造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感知周围世界的方式，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们从出生那一天起，就被语言包围着。（现在有了胎教，可能要更早一些。）人一生中有上亿次的语言实践。语音撞击着我们的耳鼓、文字进入我们的眼帘。即使在没有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思考的问题，和不思考问题时头脑里的胡思乱想，无不表现为一个个的语词和句子。有些人连做梦都要说话。
所以，人们都认为“我在说话”，其实很多时候是“话在说我”，或者说，是话在通过我说它自己。美国有一句话叫wag the dog，尾摇狗，应该是狗摇尾巴，为什么变成了尾摇狗呢？就是说，尾巴很沉重的时候，狗摇不动尾巴，只好被尾巴摇。语言很强大的时候，实际上是语言在左右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可是人往往不自知。比如说，说话时人们会发生口误，睡觉时会说梦话，走路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哼起歌来。人就像一个容器，装了什么就是什么，装了什么什么就要有所表现，他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
有这样一件事，对我们理解语言的作用很有启发。据说一个书店老板发现店里的书经常被窃，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录音机上录了这样一句话，“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不会不付款而把书拿走的。”然后他请人把这句话的频率稍微调了一下，使人耳不能感知。大家知道人耳能感知的声音是有范围的，超出这个范围的声波被称为超声波和次声波。所以老子说大音希声是有道理的。然后，他就在书店里反覆播放这段人听不到的录音。于是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发现有些人好像要把放到口袋里，犹豫一下就又放下了。
还有这样一件事。美国有很多小报，这些小报编造虚假新闻博读者一笑，没有人认为它们是严肃的报纸。有人做了这么一项心理学试验，让被试者读某一份小报，然后问他们是否认为这些事是真实发生的。没有人认为这些事是真实的。半年以后，又对同一批被试者进行了一次测试，这次用的是开放式的问题，问的是关于那些小报上登载的某几条新闻他们了解多少。这次很多人都把自己半年以前在该报上读到的片断写到了答题纸上，对这些事情的真实性丝毫没有怀疑了。
这两个例子说明，语言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发生着深刻的作用。一个人不能超越语言，就像他不能超越自己的皮肤。不论以什么方式被我们感知、摄取的语言都会储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在我们的生命上留下印痕。语言构成了一种实在。不管是真实的信息还是虚假的信息都是以语言的形式存储在记忆里，因此很多时候人们无法弄清楚真实和虚构的界限。我们往往认为自己在理智的选择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可是事实真相是，更多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就乖乖的做了某一种观念的俘虏。
中共利用一切先进文化为邪恶目的服务
如果我前面讲的这个道理站得住脚的话，很不幸的是，中共这个邪恶政权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一点。中共说自己代表了先进文化，这话应该这么理解：中共利用了人类一切先进文化为自己的邪恶目的服务，这是它最可怕的一点。
我们来看看中共领导人是怎么说的。
毛泽东（1942）：“在我们为中国人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刘少奇（1951）：“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做宣传的。所以，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出了这样大的成绩，革命得到了胜利，广大人民信服共产党的主张，信服马列主义。以后，更要这样做。”
邓小平（1979）：“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
劫持中华民族语言 中共语言控制有五大特点
中共把语言控制这一套真的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劫持了中华民族的语言，为他们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
下面我就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剖析一下中共的语言控制有哪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重复性。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诚哉斯言。文化大革命时喊出的口号“阶级斗争要唸唸讲、月月讲、天天讲”是这一点的最好注脚。中共历史上每一次运动都是用铺天盖地的谎言开路的。三人成虎，曾参杀人。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主力军”、“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 等等谎言就是通过千百遍的重复成为中国老百姓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的。
据来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数字，自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央电视台积极配合镇压，制造了为数众多的诬陷诽谤法轮功的节目。仅2002年4月25日至2003年底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焦点访谈”，“新闻节目”，“科技频道”，“说法周刊”，“中国外交论坛”，“电视批判”，“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生活频道”等制作的诬陷诽谤节目就达332个。
我的一个朋友就不幸成了谎言的受害者。这个朋友是国内一所大学的教授，几年前来美国访学。他人很好，思想也很开放。据说在国内的时候曾经保护过他的炼法轮功的学生。来美国后，他广泛阅读美国的中文报刊，可以说对法轮功有相当正面的认识。一天我们一起喝咖啡聊天，提到了中共领导人出访、法轮功学员请愿的新闻。他突然怒目圆睁，咬牙切齿的说：“法轮功份子！”我笑着看着他说，“法轮功怎么啦？”他明白过来，知道自己刚才的表现不可理喻，很不好意思。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态度并不是他的真实态度。可是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无法理智的分清哪些是自己的真念、哪些是被灌输的观念。一个人受到谎言的长期的、重复的宣传灌输，他的思想观念、看问题的方式方法都受到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比他自己能清醒意识到的要大得多。一个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像一幢房子，他日常习用的词汇和句子好像是砖瓦。如果砖瓦都是黑的，房子不可能是白的。
中共语言控制的第二个特点是系统性。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了大批的理论家、文艺家和宣传家。建政以后更是不遗余力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领导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学术研究。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至春秋战国、下至现在，全都被中共的语言掩盖、粉饰、扭曲了。比如说，“孔老二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中共思想史上的主要斗争是儒家和法家的斗争”，“人类历史无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等。这一整套扭曲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通过媒体宣传、各级学校的教育、定期的政治学习渗透到亿万民众的头脑中。
大家知道，中共创造了大量的政治隐语，为自己的统治涂脂抹粉、粉饰太平。比如把饥荒叫做“自然灾害”，把失业叫下岗、内退，把镇压信仰团体和异议人士叫反恐、把增强镇压能力叫“增强执政能力”，把垂死挣扎叫“保先”等等。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一九八四》描述了一个酷似苏俄和红色中国的全权国家（totalitarian regime）：“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专门负责生产谎言的部门叫“真理部”，专门输出战争的部门叫“和平部”。中共系统制造的这些政治隐语、黑话，构成了一个虚幻的世界，严丝合缝的覆盖在真实的世界之上。
中共语言控制的第三个特点是诡辩性。中国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大的抱负，都要从最基本的洒扫进退、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做起。这些标准非常具体，并不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人人都是可以把握的。
中共从西方学来一套抽像含混、似是而非的理论，又通过一次次的整风、社教、脱裤子、洗澡、宣传运动强力灌输给知识份子和普通百姓，往往能够达到使人们宁可相信中共的抽像理论也不相信自己的道德直观的地步。（根据我的研究，共产党理论的诡辩性和西方语言的抽像性有关，不过今天我不打算详论这一点。）我的一个朋友做过一项社会学研究，研究对象是中国北方农村的土改。她发现土改以前这些农村有着非常和谐的宗法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和雇农往往是亲戚，是一种合作互助的关系。可是共产党来了之后，除了煽动、支持当地的地痞流氓造反，就是灌输给农民阶级仇恨。少数非常善良的村民至死认定，地主就是我叔叔（或其他亲戚），他是个好人。大多数人出于恐惧和遗忘，慢慢的就开始相信真的存在一个地主阶级，这个阶级对贫苦百姓欺凌压榨，要想过上好日子，或者把他们赶尽杀绝、或者让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尽管他们一生也没见过这样的地主恶霸。
这个现象非常典型。中共谎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跟其语言控制的诡辩性关系甚大。中共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都出现过这个现象。不相信亲情、友情这些天然的伦理感情，甚至不相信自己的亲身体验，而去相信极端有悖常情常理的共产党的理论。文革时多少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人伦惨剧就是这么造成的。
中共语言控制的第四个特点是吸纳性。中共的话语体系就像一只怪兽，见什么吃什么，不管吃了什么都会使自己的体形增大一分、力量增大一分。英文有个词co- opt，是说对强权的批判往往会被强权整合收编，化为己用，用中共的话讲就是“统战”。他们非常擅长用别人的批判往自己脸上贴金。多少批判中共的话语被中共挪用，显示他们能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允许“百花齐放”的胸怀，不光勇于承认错误，也勇于改正错误，显示在中共统治下环境多么宽松、言论多么自由。
上述这种语言统战只是语言统战的一种最简单、最初级的方式。中共无耻的窃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精神成果为自己辩护。“爱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德治国”（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等本应具有美好意义的语言，被中共长期盗用，现在我们几乎无法正常的使用这些语言而不引起反感。
中共语言控制的第五个特点是能产性（productivity）。中共有着严密的组织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一旦这个邪恶政权的主脑－－领导人或党中央－－决定了什么方针政策，政权的基层组织就会像这个邪恶政权的肢体一样，高效的执行这一政策。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里谎言有能产性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大众心理学方面的原因。20世纪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叫格式塔心理学，也叫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的大脑倾向于把杂乱无章的外部世界看成是有序的。格式塔心理学里的一些基本原理包括邻近性原理、相似性原理、对称性原理等，这里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一个人的斧子不见了，遇见邻居左看右看都觉得是他偷了自己的斧子。过了几天，斧子找到了，再遇见邻居就怎么都不觉得他是偷斧贼了。由于人在认识事物时，有一种使形式完满的潜在冲动，所以一旦前提给定，人们会自己得出若干推论，直到形成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为止。如果认识的出发点是错误的，他对所有现象的解释都是有倾向性的，他的认识里就会有大量谬误。
这个观点对我们理解中共的语言控制启发很大。中共在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主导权之后，甚至不需要自己去制造谎言，谎言就会批量生产、自动复制。中共控制下的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谎言机器，一旦中共政权按下按键，这架机器启动起来，成千上万的谎言就会汩汩而出。这和上面提到的政治社会制度有关，但是也和人们天然具有的完形心理倾向有关。因为中共划定了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的思想只能在一个框框里打转，而中国社会的问题，在这个框框里是无解的。稍微夸张一点的说，一旦中共打定主意启动谎言机器的时候，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变成了微型的谎言机器。结论已经由中共给定，具体论证群众自己就做出来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共利用了人类的完形心理倾向。
每当中共发动大的政治运动时，就会有数以万计的文章、宣传品出炉。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就没有一件是真的吗？答案恰恰是“没有”。了解了谎言机器的运作机制，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语言控制的恶果：思维扭曲、语言暴戾、莫名的恐惧
以上是我总结的中共语言控制的五个特点：重复性、系统性、诡辩性、吸纳性和能产性。其恶果我们有目共睹，其中最重要的是造成了中国人民思维方式的极度扭曲，常见的怪论有：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共怎么办论、稳定压倒一切论、法轮功搞政治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论、温饱人权论等等。
我想特别提到的一点是，中国是5000年的礼仪之邦，讲究温文尔雅的礼教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可是中共彻底破坏了中共传统的话语方式。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创造了大量丑陋狂妄暴戾的语言。斗私批修、牛鬼蛇神、反革命、黑线、黑五类、臭老九、砸烂狗头、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东风吹战鼓擂等等。这些语言垃圾充斥报纸、广播、电视和人们的日常语言。虽然1978年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仍不容否认，大陆来的中国人说话更容易剑拔弩张、横眉立目、火药味十足，和台湾人的儒雅谈吐形成鲜明对照。
现在人们热衷于谈环保。他们关心的往往是保护山河植被、垃圾分类回收。可是对文化生态的保护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语言是和阳光、空气、土壤、水分一样重要的人类生存要素，是文化生态环境最重要的子系统。日本学者山本胜的水结晶研究发现，良善的信息可以使水结出美丽凝聚的晶体，而丑恶的信息使水结出的晶体丑陋散乱。可以说，漂浮在话语空间的语言垃圾正在缓慢但是有力的毒害着人类。
有人问，“为什么海外中国人还怕中共？”当然，海外特务骚扰、中共要挟他们的家人并不断以剥夺国籍、入境权相威胁，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个问题还可以从语言角度回答。在一定意义上，海外中国人虽然不处在中共控制的地理空间之内，但他们并不能完全处身在中共的话语空间之外。只要说他们的语言就是他们的一部份，恐惧是他们用语言植入体内的程序，到一定时候必然要发作。
纯净语言 清除共产邪灵
那么我们怎么办？针对上面总结的五个特点，我想提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整体上拒斥中共话语，不在任何问题上试图与中共进行对话和辩论。“九评共产党”里说得好，“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试图在枝节上与中共对话、协商、斡旋，最终都难逃被整合收编的命运，被绕进中共的思维和话语方式而不自知。其实，从决定对话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整合收编了。“九评”居高临下的给中共盖棺定论，中共再没有流氓可耍，只好装聋作哑。
另一方面，也要整体上阐述中共垮台后，中国百姓在精神信仰、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上的大问题。因为中共的话语体系虽然是一个邪恶变异的话语体系，但是却是一个在功能上完备的话语体系。据说，有人劝人退党，被劝的人有各种反应。有人问，“共产党给我发工资，你能给我发工资吗？”有人说，“共产党让我上了大学。” 有人说，“我的人生目标就是革命。”当然，共产党没有给他发工资，工资是他自己挣的。共产党也没让他上大学，大学是他自己考的。可是这几种反应表明，共产党的话语体系能够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要。虽然这个体系摇摇欲坠，可是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回答人们“为什么活”和“如何活”的体系，仍然能给人们提供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因此，我们也要全面的回答关系到人们安身立命的那些根本问题。
第二，坚持理性的话语方式来进行批判和重建。不牢骚，不反讽（irony），不戏仿（parody）。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拒绝崇高”的姿态， “痞子文学”的名目。可是，对中共“伪崇高”的消解也是被“伪崇高”决定了的消解，用痞子语言代替中共的党语言只不过是用一种语言垃圾代替另一种语言垃圾。君不见，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牢骚、反讽、戏仿和五花八门的民谣、笑话、顺口溜与冠冕堂皇的党语言形成了奇妙的共生关系（symbiosis）。只要你不堂堂正正的提出另一套价值理念和施政纲领“与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你怎么骂我我都不介意，我甚至可以和你一起骂我。牢骚、反讽和戏仿成为中共话语系统里最有弹性、最有欺骗性、也最有用的一部份。
要么不说，说就要理性的说。珍惜自己的发言机会，珍惜民族的语言遗产和当下的语言环境。
对于个人而言，如果不能在整体上理性的阐述政治社会方面的大问题，则知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坚守基本的道德、伦理准则，不受中共的诡辩蒙骗也就足矣了。
第三，中共劫持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彻底和自己民族的语言决裂。这就好比恶霸抢占了房子，歹徒强暴了少女，恶霸赶走、歹徒就范之后，房子还可以住，少女还可以正常的生活。党这个黑洞使进入它引力场的一切语词扭曲变形，黑洞不在了，这些语词就能逐渐恢复原貌。不能因为中共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我们就连这三个词都不能再用了。当然，党亲自炮制出来粉饰自己专制统治的词像“解放”之类还是不用为好。
白话文在中国的历史很短，还需要一个成熟、丰富、规范化的过程。如果从1915年算起，白话文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几乎有三分之二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走过来的。因此，要使白话文走向成熟，相当大一部份工作是对被党文化污染了的民族语言进行拣择淘洗、刮垢磨光。
清除共产邪灵，从纯净自己的语言做起。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现在很多人有一种悲观情绪，认为中共力量这么强大，对中国人民的洗脑这么彻底，对语言控制这么严密，清除这个西来幽灵，我们有多少胜算？大家看这张图片，从这个角度看是一个杯子，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两张人脸。这是格式塔心理学上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它说明人的认识变化是以整体转换的方式进行的。人有时候想通一件事也是一样，前一分钟还一点不理解，后一分钟就可能一切都理解了。临界点可能已经很近了，如果中止努力，就会前功尽弃。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中国人民看清中共本质其实为期不远了。大家知道，水降温到摄氏四度左右的时候，将结冰还没结冰。这时候如果水盆发生轻微的震荡，瞬间一层冰碴就出现了。上个月台湾的一位管理学教授来演讲，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定Yt+1=Yt2,如果Y1=1,那么Y30=1;如果Y1=1.0000001, 那么Y30=207017139865568000000000。这么庞大的一个天文数字是由小数点后七位的一个1造成的。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Y23只是小小的1.52。“九评”就是水盆的轻微震荡，30万的退党人数就是那个1.52。共产党的崩溃，实在是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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