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天下华人》从编辑到印刷都堪称一份很有水准的海外华人刊物。那天，吴真谛送给了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一九九六年三四月号的《天下华人》新春特刊。在 “文革三十年专栏”里有作者则鸣的一篇文章，目录上的题目是《老舍之死及其他》，文中的题目则为《被青草掩没的坟冢》，副标题是“文革忏悔录”。文中谈到了刘少奇、王光美。老舍、赵丹、韩美林、马连良等人在“文革”中被揪斗以后，他们的部分亲人“大义灭亲”、“划清界限”的表现。
文章中还有一段写着：“中央电视台的两位播音员和著名节目主持人，都是‘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当时的同事很少有人逃脱他俩的揭发。”
《天下华人》刊登的那段文字使我深感意外：移居美国十多年来，我从没向任何人讲述过“文革”中发生在我生活里的故事，但是，三十年前的那段往事竟然已经流传到了海外。我预感到，那段历史早晚会公诸于世。
吴真谛对我说，原来，文章中点出了赵忠祥的名字，出版时又删掉了。她说，她是去北京采访的时候，听别人谈起那段往事的。她希望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被赵忠祥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经历。我谢绝了。后来，吴真谛又从英国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向我约稿。我没有给她回电话，一直沉默着。
其实，吴真谛并不是第一个要我写出那段往事的人。去国五年，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我曾四度回国，每次，都有一个电视台老同事的叙旧聚会，每次，都有曾一起走过“文革”岁月的老朋友要我写出赵忠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文革”是中华民族近几十年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些年来，中国人虽然没有把“文革”挂在嘴边，但却把“文革”记在了心里。中国人并不健忘。我对往事也依然清晰。
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又一次回国。有一天，在中央电视台电梯门口，我巧遇和倪萍在一起的赵忠祥。我们只是一般地打个招呼就擦肩而过了。
我的心情很复杂。当我十六岁刚刚摘下红领巾，走进电视台的时候，就和同样年轻的才十八岁的赵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苦练基本功，度过了人生中青春鼎盛、充满理想的年华。如今，中央电视台已经走进第四十个年头，赵忠祥和我也已年过半百。本来，我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至少也是人们常爱说的“老战友”，我难得回国的时候，也应该像渴望去拜访沈力等老朋友一样去看望一下赵忠祥，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
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友情。这样的结果也不会是赵忠祥所希望的。我之所以没有很爽快地答应《天下华人》杂志的约稿，就是因为发生在我与赵忠祥之间的往事，不是“造反派赵忠祥把吕大渝打成了反革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概括得了的。赵忠祥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在那个年代，事情似乎无可避免。这一切该归罪于谁呢？
从 “文革”一开始，我就跟不上形势，当了“保守派”。原因很简单：红卫兵砸“同升和”鞋铺招牌那天，我正好乘四路无轨电车路过王府井，看了一个清楚。到了西单的时候，只见满街的红卫兵追着行人剪长辫子和细裤腿，吓得我逃回宿舍，躺在床上半天惊魂不定。当天晚上，红卫兵又在我住的广播局新三零二宿舍的院子里挑灯夜战，批斗一堆据说是“地主”和“地主婆”的老头和老太太，把他们打得鬼哭狼嚎，凄惨无比。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平日风度翩翩的女台长孟启予面色阴沉，她被人剃了阴阳头，只好戴了一顶蓝布帽子来上班。以后，在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那些低头、弯腰、挂牌子和“喷气式”也使我胆战心惊。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当时不可能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路线斗争”实质上是毛泽东排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我当“保守派”之初，原因之一是出于看不惯那些武斗和羞辱人格的做法。
后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八大部口分成了两派。“造反派”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战斗团”；“保守派”叫“兵团”，被称为“老保”。文艺播出部的“保守派”给自己取名为兵团“过大江战斗队”，我参加了“过大江”。
“文革”开始不久，广播局的大权就被“战斗团”夺了去。赵忠祥是“造反派”，夺权后担任了文艺播出部的“勤务员”，相当于文艺播出部主任。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是政治斗争中各派系的必争之地，“四人帮”也不例外。当时，“四人帮”明确表示支持“战斗团”，三天两头有指示，还来参加他们的大会。
“造反派”和“老保”之间派性相当严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纪再大一些，参加过“反右”，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也不至于在“文革”中招来太大的麻烦。但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有些犯忌的话我虽然不会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乱讲，可在“过大江”当中便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了。 “过大江”收拾出了电视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里，我公开议论的矛头是到处煽风点火一呼百诺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我过于相信了“哥们儿义气”，不知道还会有对我“反戈一击”的一天。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又来到广播局参加“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我一气之下，抄起一只笔就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 “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那段话写在了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我想，既然不许我进入会场，我写个条子给江青提点意见还不行吗？算我命大，“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我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果真到了小肚鸡肠，报复心极强的江青手里，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阵，或许会因此惹来杀身大祸。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很快也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 “抓革命”的同时，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 “念！”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她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揭发我的那位姑娘在会上受到了表扬。她原来也是“过大江”与我一派的，但因为揭发了我，赵忠祥说她能“反戈一击”，仍然是“战斗团”的“依靠力量”。后来，她还入了党。在文艺播出部那个大会上，我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之后，有的“过大江”成员迫于压力，也揭发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由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反革命”。这是我后来得知的。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了专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命”、“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后站着的总是我。进驻广播局的军宣队小战士小崔后来对我说，任何一个单位批斗的“走资派”都是老家伙，但他来到广播局，看见一大串老“走资派”后面竟是个那么年轻的小姑娘，感到十分奇怪。
本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用台标配以标志音乐以及播音员报告当日节目开始的，但自“文革”开始以后，中国便没有了真正的电视播音员。那时，台标和标志音乐过后改成了毛主席的半身画像并配以乐曲《东方红》，如此一来，电视播音员何以有资格紧接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画像露脸向观众播报节目呢？于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便不再出图像，只播“画外音”，如同电台播音员一样了。
自我当上了“反革命”以后，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职，进了电视台的“牛棚”。每天早上，我的任务是洗厕所、扫院子。然后和电视台的“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为伍，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三秋时节，虽然让我和大家一起下乡，去怀柔农村秋收，但因为我是“监督劳动”之列，则分配我和男壮劳力干一样的农活。不要说精神上的压力，仅劳动强度就完全是我力所不能及的。雨后，撂在地里的大捆秫秸又湿又重，连二十多岁的大个子复员兵都扛得毗牙咧嘴，而我得和他们扛得一样多。一天十来个钟头弯腰刨出高粱茬子是很苦的农活，别人可以与上树摘梨的工种轮换，而硬让我刨了整个三秋的高粱茬子，干得腰都直不起来的时候，只好趴在地上接着刨。我从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连扫地、切菜和站着打电话都不能持久。
“此人年龄虽小，能量极大。”虽然，西小院给我贴的一张大字报是以这句话开头的，但我明白，我充其量只是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坏在了一张嘴上而已。我又能有什么能量呢？“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给多少人带来了无妄之灾。遇罗克、张志新等许多有思想、有头脑，关心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人们甚至遭到杀害。与他们相比，我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与许多中国人的苦难相比，虽然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但作为个人来讲，我当时深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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