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天下華人》從編輯到印刷都堪稱一份很有水準的海外華人刊物。那天，吳真諦送給了我一本剛剛出版的一九九六年三四月號的《天下華人》新春特刊。在 「文革三十年專欄」裡有作者則鳴的一篇文章，目錄上的題目是《老舍之死及其他》，文中的題目則為《被青草掩沒的墳塚》，副標題是「文革懺悔錄」。文中談到了劉少奇、王光美。老舍、趙丹、韓美林、馬連良等人在「文革」中被揪鬥以後，他們的部分親人「大義滅親」、「劃清界限」的表現。
文章中還有一段寫著：「中央電視臺的兩位播音員和著名節目主持人，都是『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當時的同事很少有人逃脫他倆的揭發。」
《天下華人》刊登的那段文字使我深感意外：移居美國十多年來，我從沒向任何人講述過「文革」中發生在我生活裡的故事，但是，三十年前的那段往事竟然已經流傳到了海外。我預感到，那段歷史早晚會公諸於世。
吳真諦對我說，原來，文章中點出了趙忠祥的名字，出版時又刪掉了。她說，她是去北京採訪的時候，聽別人談起那段往事的。她希望我以當事人的身份寫出被趙忠祥打成「現行反革命」的經歷。我謝絕了。後來，吳真諦又從英國打來國際長途電話向我約稿。我沒有給她回電話，一直沉默著。
其實，吳真諦並不是第一個要我寫出那段往事的人。去國五年，從一九九二年開始，我曾四度回國，每次，都有一個電視臺老同事的敘舊聚會，每次，都有曾一起走過「文革」歲月的老朋友要我寫出趙忠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
「文革」是中華民族近幾十年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這些年來，中國人雖然沒有把「文革」掛在嘴邊，但卻把「文革」記在了心裏。中國人並不健忘。我對往事也依然清晰。
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又一次回國。有一天，在中央電視台電梯門口，我巧遇和倪萍在一起的趙忠祥。我們只是一般地打個招呼就擦肩而過了。
我的心情很複雜。當我十六歲剛剛摘下紅領巾，走進電視臺的時候，就和同樣年輕的才十八歲的趙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學習、一起苦練基本功，度過了人生中青春鼎盛、充滿理想的年華。如今，中央電視臺已經走進第四十個年頭，趙忠祥和我也已年過半百。本來，我們可以是很好的朋友，至少也是人們常愛說的「老戰友」，我難得回國的時候，也應該像渴望去拜訪瀋力等老朋友一樣去看望一下趙忠祥，但是，我沒有，從來沒有。
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友情。這樣的結果也不會是趙忠祥所希望的。我之所以沒有很爽快地答應《天下華人》雜誌的約稿，就是因為發生在我與趙忠祥之間的往事，不是「造反派趙忠祥把呂大渝打成了反革命」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就概括得了的。趙忠祥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在那個年代，事情似乎無可避免。這一切該歸罪於誰呢？
從 「文革」一開始，我就跟不上形勢，當了「保守派」。原因很簡單：紅衛兵砸「同升和」鞋鋪招牌那天，我正好乘四路無軌電車路過王府井，看了一個清楚。到了西單的時候，只見滿街的紅衛兵追著行人剪長辮子和細褲腿，嚇得我逃回宿舍，躺在床上半天驚魂不定。當天晚上，紅衛兵又在我住的廣播局新三零二宿舍的院子裡挑燈夜戰，批鬥一堆據說是「地主」和「地主婆」的老頭和老太太，把他們打得鬼哭狼嚎，淒慘無比。第二天上班的時候，平日風度翩翩的女臺長孟啟予面色陰沉，她被人剃了陰陽頭，只好戴了一頂藍布帽子來上班。以後，在批鬥「走資派」的大會上，那些低頭、彎腰、掛牌子和「噴氣式」也使我膽戰心驚。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當時不可能瞭解文化大革命中所謂的「路線鬥爭」實質上是毛澤東排斥劉少奇等領導人的上層政治鬥爭、權力鬥爭。我當「保守派」之初，原因之一是出於看不慣那些武鬥和羞辱人格的做法。
後來，中央廣播事業局的八大部口分成了兩派。「造反派」叫「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簡稱「戰鬥團」；「保守派」叫「兵團」，被稱為「老保」。文藝播出部的「保守派」給自己取名為兵團「過大江戰鬥隊」，我參加了「過大江」。
「文革」開始不久，廣播局的大權就被「戰鬥團」奪了去。趙忠祥是「造反派」，奪權後擔任了文藝播出部的「勤務員」，相當於文藝播出部主任。報社、電臺、電視臺等新聞單位，是政治鬥爭中各派系的必爭之地，「四人幫」也不例外。當時，「四人幫」明確表示支持「戰鬥團」，三天兩頭有指示，還來參加他們的大會。
「造反派」和「老保」之間派性相當嚴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紀再大一些，參加過「反右」，知道「禍從口出」的厲害，也不至於在「文革」中招來太大的麻煩。但我那時剛剛二十出頭，胸無城府，又沒有人生經驗，有些犯忌的話我雖然不會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亂講，可在「過大江」當中便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了。 「過大江」收拾出了電視臺地下室的一間屋子做大本營。在那裡，我公開議論的矛頭是到處煽風點火一呼百諾的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我過於相信了「哥們兒義氣」，不知道還會有對我「反戈一擊」的一天。
大約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又來到廣播局參加「戰鬥團」在廣播劇場舉行的大會。「兵團」成員一律不得入內。我一氣之下，抄起一隻筆就點著江青的名字寫了個條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應該注意影響，要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調查研究，不要 「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亂髮議論」。那段話寫在了廣播局的紅條稿紙上。我想，既然不許我進入會場，我寫個條子給江青提點意見還不行嗎？算我命大，「戰鬥團」的守門人連條子也不許我遞進去，否則，那張條子果真到了小肚雞腸，報復心極強的江青手裡，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陣，或許會因此惹來殺身大禍。條子既然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一揮而就的，又沒能送進會場，我順手扔了以後很快也就忘得干乾淨淨了。半年之後，轉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趙忠祥在電視臺前廳召開文藝播出部全體大會。我又像往常一樣，帶著毛線去開會了。那時，只要開會，女士們幾乎人手一件「毛活兒」。過冬的毛衣、毛褲、毛背心。毛襪子、毛手套，新毛線、舊毛線以及五顏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線維繫的爛毛線，拆了織，織了拆。大家在 「抓革命」的同時，也忙著「促生產」，會場很像個手工編織作坊。那天，我剛剛坐定，只聽得趙忠祥「呂大渝，站起來！」一聲大吼，嚇得我迷迷瞪瞪站起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接著，他就遞給我一張紙，命令我： 「念！」紙上不是我的筆跡，我認得出那是美工組一位常寫電視節目字幕的張姓同事的字體。內容雖是我曾經寫過的那個條子，但並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經過去了半年，我一時發懵，確實什麼也想不起來了。我的態度被說成「不老實」。揭發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當時是電視臺的放映員。我宿舍門後的牆上掛著一個籐編的小花籃。那是母親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藝美術用品公司給我買的。我寫完給江青提意見的那張條子以後，順手把剩下的稿紙塞進了小花籃。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寫大字報，就擅自從我的小花籃裡拿出了那本稿紙。那是極薄的片頁紙。雖然我給江青寫的條子早已扔掉，但給我惹禍的字跡卻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紙上。於是，她就把那張只有印子的白紙交給了趙忠祥。揭發我的那位姑娘在會上受到了表揚。她原來也是「過大江」與我一派的，但因為揭發了我，趙忠祥說她能「反戈一擊」，仍然是「戰鬥團」的「依靠力量」。後來，她還入了黨。在文藝播出部那個大會上，我被趙忠祥宣布為「現行反革命」。之後，有的「過大江」成員迫於壓力，也揭發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言論」。由於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正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具危險性的「內定一類反革命」。這是我後來得知的。剎時間，廣播局西小院的大字報衝我鋪天蓋地而來。不久，又在廣播劇場召開了專場批鬥大會。批判發言慷慨激昂，「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命」、「打倒呂大渝」的口號叫得很響。以後，每當批鬥廣播局和電視臺「走資派」的時候，在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後站著的總是我。進駐廣播局的軍宣隊小戰士小崔後來對我說，任何一個單位批鬥的「走資派」都是老傢伙，但他來到廣播局，看見一大串老「走資派」後面竟是個那麼年輕的小姑娘，感到十分奇怪。
本來，中央電視臺的節目是用臺標配以標誌音樂以及播音員報告當日節目開始的，但自「文革」開始以後，中國便沒有了真正的電視播音員。那時，臺標和標誌音樂過後改成了毛主席的半身畫像並配以樂曲《東方紅》，如此一來，電視播音員何以有資格緊接著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畫像露臉向觀眾播報節目呢？於是，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便不再出圖像，只播「畫外音」，如同電臺播音員一樣了。
自我當上了「反革命」以後，連電臺播音員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職，進了電視臺的「牛棚」。每天早上，我的任務是洗廁所、掃院子。然後和電視臺的「走資派」以及「地。富、反、壞、右」為伍，寫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動思想」。三秋時節，雖然讓我和大家一起下鄉，去懷柔農村秋收，但因為我是「監督勞動」之列，則分配我和男壯勞力干一樣的農活。不要說精神上的壓力，僅勞動強度就完全是我力所不能及的。雨後，撂在地裡的大捆秫秸又濕又重，連二十多歲的大個子復員兵都扛得毗牙咧嘴，而我得和他們扛得一樣多。一天十來個鐘頭彎腰刨出高粱茬子是很苦的農活，別人可以與上樹摘梨的工種輪換，而硬讓我刨了整個三秋的高粱茬子，幹得腰都直不起來的時候，只好趴在地上接著刨。我從此落下了腰肌勞損的病根，連掃地、切菜和站著打電話都不能持久。
「此人年齡雖小，能量極大。」雖然，西小院給我貼的一張大字報是以這句話開頭的，但我明白，我充其量只是年輕氣盛，容易衝動，壞在了一張嘴上而已。我又能有什麼能量呢？「文革」，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場浩劫，給多少人帶來了無妄之災。遇羅克、張志新等許多有思想、有頭腦，關心中華民族命運和前途的人們甚至遭到殺害。與他們相比，我的遭遇實在不值一提。與許多中國人的苦難相比，雖然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實在不值一提，但作為個人來講，我當時深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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