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6月，张春桥奉江青“谕令”，趾高气扬地召见了电影艺术家郑君里。郑君里就是那位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婚礼的主持人，并且是唐纳和蓝苹的男傧相。除了唐纳和蓝苹一对以外，还有两对是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明洁小娟。而此时的郑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单”的“黑线人物”。整整30年，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唐纳远走海外，郑君里与江青从朋友化作了敌人。张春桥和江青已成了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要一起来对付郑君里了。
而张春桥已经是上海滩红得发紫的头面人物，对郑君里这样的对立面自然是横眉冷对、傲然漠视。张春桥先是摆出一副严厉面孔教训了郑君里一顿，警告他在运动中站稳立场端正态度好好改造，早日回到革命群众的队伍中来。言谈中，这位刀笔吏转弯抹角地说到了江青同志郑君里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冷得发抖，随即直截了当地说：“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出来，交给她自己处理吧”他声调里居然有商量的语气，阴阴地透着一股杀气，郑君里当即答应了。
郑君里诚惶诚恐地回到家中，和妻子黄晨翻箱倒柜，把有关江青的照片、剪报、手稿、信件等资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给上海市委办公室转张春桥，并附了一封信给江青说：“请你处理吧。” 江青收到张春桥转来的东西并不满意，显然还有什么东西使江青放心不下。
张春桥找郑君里又谈了两次话。至于谈了什么，在妻子黄晨的追问下，郑君里仍只字未露，足见他已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并且怕说出来会连累家人。此后，郑君里整日精神恍惚，不言不语。有一天，他终于忍受不住内心煎熬的折磨，对妻子说：不知哪一天，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江青对张春桥的办事拖拉并不满意，她要请叶群出面帮忙了。1966年10月4日，江青亲自跑到毛家湾林彪府上，林彪、叶群热情相迎，两个女人拉着手舍不得放下，一阵寒暄亲热之后，江青向林彪附耳低语：“我们要谈点女人间的事。”林彪讪讪地走开了，心里嘀咕不知这个江青又要搞什么名堂。
江青和叶群来到叶群的卧室开始了一次密谈。 江青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叶群看着江青佯装谦虚，笑而不答。 江青笑里藏刀一针见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统统打倒。” 叶群做豁然开朗状，深深地点了点头。
江青直言不讳地说：“你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帮你去整他们；我把我的仇人告诉你，你帮着我想办法打倒他们。” 叶群一听江青有求于自己满心欢喜满口答应：“好啊，江青同志说得好，你有什么吩咐，我保证完成。”
江青向叶群列举了一大串“仇人”名单：当年与她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夺走她热恋才子金某的孙维世；阻止她与毛泽东结合的严朴；不帮她找出当年被捕档案的王济普……
不过，此次的急迫之处在于尽快找到两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火热情书；另一封也与唐纳有关，只不过是写给郑君里的，请郑君里帮助联系远走海外不知所踪的唐纳。在江青看来，和唐纳是结拜兄弟的郑君里应该知道唐纳的具体地址。江青之所以要和唐纳取得联系，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其中另有隐情。
1957 年的春节，毛泽东写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游仙》词，即后来著名于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江青对此恼怒异常，与毛泽东大闹了一场，声称：你毛泽东怀念杨开慧，那我就要想唐纳。愤激之下，江青即写信求助于郑君里。郑君里见信自知非同小可，找来几个好朋友一起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决不能干，为免日后招惹是非，当场把那封信烧掉了，郑君里自然没有“遵命”联系唐纳。任凭张春桥左提醒右恐吓，郑君里万般无奈怎能拿得出信件来，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狱之祸。
近三十年(从江青1937年到延安算起到1966年)时间，江青在中国政坛上被压制而默默无闻，刚刚崛起怎甘心因几封信而毁掉自己前程。郑君里交来了不少信件、书报和照片，但却没有江青要找的东西，这怎能让江青卧榻安睡亲访林府就是为此。江青密托叶群说：“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个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上，也可能在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人手上，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个办法，给弄回来。”
江青当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内容，进一步强调说：“至于是什么信，你不用问，反正是一封很要紧的信，这点事，你得给我快点办，越快越好。” 叶群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林彪要坐上副统帅的位子还得靠江青助一臂之力。第二天，叶群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随即，吴法宪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并叮嘱此次进京的行动注意保密。江腾蛟立即飞赴北京先向吴法宪领受任务，又晋见了叶群。叶群告诉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了，到底在哪一个人手里不清楚，所有有疑问的人都要进行搜查。并进一步商定，趁现在的局面，组织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红卫兵，到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家里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论是书信、笔记，还是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
最后，叶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叶群、江腾蛟为了保密，还分别给郑君里等人编定了号码，并规定：抄家的时候一律使用代号，抄得材料也用代号作标记。
大祸临头的郑君里，10月7日又上交了刚找到的几张照片，并直接写信给江青：“我不记得还有你的信，也不记得你给我们或给赵丹和他夫人写的信。” 10月9日凌晨，抄家行动开始。上海空军警卫排战士化装成红卫兵，一些被挑选出来的空军干部子女也加入进去，兵分五路同时行动，直扑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五家。原先在名单上的周信芳、于伶被临时勾去，躲过了一劫。周信芳的家，已被红卫兵查抄多次，因有红卫兵把守而放弃；于伶家住空军招待所对面，又久病在家，因怕暴露“秘密”而搁置。
江腾蛟为此专门请示了北京，被批准可不查抄周信芳、于伶两家。 行动之前，江腾蛟下达了五条“军纪”：一，只要书信、笔记本、照片等文字材料，其他一概不抄；
二，有人问就答是“上海红卫兵总指挥部”；
三，带队负责人暗带手枪，但不准随便开枪；
四，军用卡车牌照号码换下来或用纸糊起来；
五，对行动的队员只说“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失落到这些人家里”，天亮前四时必须全部撤回。 江腾蛟坐镇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通过两部电话“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直通北京，随时向叶群、吴法宪请示汇报；一部专供查抄队及时报告最新进展情况。
9 日凌晨一时左右，十几个戴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大口罩心中有鬼想掩盖什么，衣服长短不一，钮扣上下错系显然是临时换装所致，臂挂“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神神秘秘地进了武康大楼后，当即把门锁上，由专人看押电梯司机，再控制住电话避免走漏消息又便于向江腾蛟汇报，其余人小心翼翼地上了楼，尽量小声敲开门进入郑君里家中。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并不像红卫兵那样穷凶极恶，动作和言语都很轻，生怕吵醒同一层的邻居，声称只找重要文件。门窗有人把守；窗帘拉得严丝合缝。搜查者的行动诡秘、迅速、熟练、仔细，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不放过，甚至连郑君里的衣服、鞋子也搜了个遍。临走时，他们露出了本来面目警告郑君里： “不许把今晚的事情讲出去，否则就要小心你的脑袋。”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找来的资料被编号后运到空军招待所里，由江腾蛟指定的亲信再进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单独存放进一个包里。天亮之后，上述五人所在的派出所和街道，纷纷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上海市委报警：一伙不明来历的人，抄了一些人的家，他们半夜行动，鬼鬼祟祟，不知为何。上海有关方面接报后，马上开始了追查，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还是参与其事的空军干部子弟向他们透了口风：是上海空军干的。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追查立即停止了，报告也同时传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张春桥、姚文元那里，当时张、姚正在南京。张、姚弄清是叶群在背后指使并与江青有联系后，即下令手下人：“不要再管了。”这时，江腾蛟已带上所有的材料飞赴北京。
一路上，江腾蛟仍然惴惴不安，忧心此次行动的成果是否能使“上面”满意。江腾蛟到达北京后，直接向吴法宪汇报。遵照叶群、吴法宪的嘱咐，这些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进空军保密室，不许任何人拆阅。其中最重要的一包材料被叶群拿走，第二天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江腾蛟说“上面非常满意”。所谓“上面”自然是指江青，从中可知江青已看过叶群带去的材料，显然要找的信件或材料大部分已在其中。至此，江腾蛟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因完成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任务有了邀功请赏的资本而暗喜。
1967年1月初的一天，叶群从钓鱼台江青的住处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说空军要把一包东西退回，要赵先收下，叶群自己马上就回来。电话挂上不一会儿，空军司令部党委办的人就把那包东西送到了。此前，江青、叶群和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一起在钓鱼台江青处吃饭，讨论如何处理收回来的材料，最后决定“一劳永逸”。叶群当即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湾。叶群乘黑色“红旗”轿车回到毛家湾时，一同来的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客人请进会客室，让工作人员叫来赵根生，从他手里拿到材料，并追问了一句：“没有拆封吧”赵答：“没有。”“那你就快到后院伙房把炉子捅开，这些材料要销毁。”
赵根生刚捅开炉子，江、叶、谢一伙就来到了伙房。此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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