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零零一年从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不顾朋友劝阻，决定回国，加盟麦肯锡大中华区北京公司做企业战略咨询顾问。记得刚回国的时候，心里非常兴奋非常激动，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觉得象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第一次和同事去嘉里中心旁边的小王府老北京菜吃饭，特别高兴，心想在美国可吃不到这么地道，又这么便宜的中餐。回国的前四个月象蜜月一般，觉得中国处处都好，可不用在美国受第一代移民的辛苦了，心想这辈子不需要回美国去了。没想到蜜月总有结束的时候，四个月之后，开始怀念美国，同时渐渐发现自己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记得回国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说，当心回国后有 ”Reverse Cultural Shock” 逆向文化震惊， 意思是说我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文化。当时不信，心想我从来是很中国的，在美国这么多年，因为中国情结太深太重，总是有意识地抵触美国化，保持自己的中国本色，回国后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难道还需要适应我自己国家的文化不成？结果不幸被好友言中，发现潜移默化中自己已经吸收了美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反而对中国文化不习惯了。那么就来谈谈我回中国的逆向文化震惊吧。
语言震惊
回国两月有余，第一次去相亲，对方是妈妈同事邻居的儿子，北师大毕业，人大的工商管理硕士，在北京一家民营的证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岁，地道的本土派，仪表堂堂，爸妈颇为满意。记得第一次见面，交谈不久，对方冷不丁问我中文里夹的英文词 ”impressive” 是什么意思， 我被问愣了。在美国已经习惯了讲中文的时候带英文词儿，从没想到过需要把英文的口头禅翻成中文。冷不妨被问到，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怎么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译，但听起来很蹩脚，中文不用这么长的形容词儿。翻成很好的？好象意思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仔细一问，原来我交谈中不自觉带的很多英文词儿他并没有听懂，只是不好意思问罢了。大学的时候读围城，记得钱仲书先生把海归夹在中文里的英文词儿比成“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当时为钱先生的刻薄叫好，并对海归的这种行为大不以为然。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讲话也变成了“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真想对钱先生说，先生冤枉啊，我夹英文词儿可一点都没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实在是习惯了，脱口而出，真要一点儿英文都不夹还很费劲呢，因为要在说话前把脑子里现成的英文词儿现翻成中文(还得找到合适的中文词儿)。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海归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语言关。
在麦肯锡第一次和中国客户打交道，同事对我说，注意讲中文，客户不喜欢我们说话带英文。于是给联想做项目的时候，讲话特别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讲，但一不注意英文词儿还是脱口而出(比如说strategy, competitive analysis之类的商业用语) 。 好在联想的客户很尊重麦肯锡，也很愿意向麦肯锡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响不知不觉讲话也带上了英文词儿。想想很对不起钱仲书先生。
生活文化震惊
海归遇到的语言震惊是很容易发现也是相对来说容易克服的，而海归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异，则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里，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记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谈到聪明和智慧的区别，他问我说，你觉得自己是聪明型呢，还是智慧型的？我当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是既聪明又智慧型的”。朋友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到是一点儿都不谦虚啊。我当时一愣，突然意识到在东方文化里，即使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也应该谦虚地说，“那里那里，还差得远呢”，那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道理？在美国呆久了，习惯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忘记了谦虚，也忘记了谦让。西方文化直来直去，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说十分(如果不是说十二分的话)。学会推销自己是在美国谋生的先提条件。东方文化则比较含蓄，经常拐弯抹角，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会说八分，留着二分让对方去猜。
在上海做项目的时候交了一个上海男朋友伟，本土派的，其实也算海归，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还东方，所以我们在一起经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一个周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从北京来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间里。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周末苗该见她的朋友就见她的，我给苗要了一张房卡，这样我们俩互不影响，行动自由。跟伟一讲，他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这么对朋友呢，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应该陪好朋友玩了。我觉得很委屈，在美国，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间也是很独立的，有空约时间见面，如果各有各的事，那么就各行自便，没什么可客气的。在我看来很自然的事，在伟眼里是“不讲姐们儿义气”，解释了半天也解释不清，本来苗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伟去无锡玩，结果我们两个人都陪苗去了杭州(杭州我刚刚出差去过)，也没玩好，因为我和伟吵架，三个人都扫兴而归。
企业文化震惊
生活中的文化差异象是浪花，需要海浪的撞击才会迸发，即使发生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有时会给平静的生活凭添一些乐趣。而工作中的文化差异，则象是一股旋流，会有一种被它吞没的感觉。
在麦肯锡北京公司工作，感觉肩上的责任比在美国大，更有挑战性，比如说给微软这样的财富五百强跨国公司或中国电信，联想这样的国企民企领头羊做企业总部发展战略，但是最大的感觉就是累，几个月下来身体透支得很厉害。回斯坦福商学院参加我们2001届MBA的一周年聚会, 和在美国麦肯锡做的同学一聊天，发现同是给麦肯锡打工，我在中国的工作时间是我同学在美国工作时间的两倍。在中国其它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样的感觉，在中国工作工作时间加倍长，工作强度加倍大。为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原因。其一，经济差异，中国仍在飞速发展的阶段，而美国经济已相对成熟，好比马拉松赛跑，如果你想追上比自己早起跑两个小时的对手，自然会跑得累很多。其二，文化差异。美国文化强调个体的重要性, 强调 individuality，个人利益第一， 企业利益第二， 如果问100个美国人， 工作和家庭哪一个更重要？ 99个会回答说，这还用问，当然是家庭重要。剩下一个会被大家认为是 workaholic (工作狂)。 晚七点以后和周末是法定的个人时间，偶而老板让加班， 还要很抱歉地地对你说，不好意思让你加班了，做完赶紧回家吧。而亚洲文化，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强调 conformity，企业利益第一，个人利益第二， 个人服从集体， 老板觉得你的时间都是他的，加班理所当然。况且中国文化崇尚坚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麦肯锡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做得那么辛苦，大家却也习以为常，没有人因为工作时间长就炒老板鱿鱼。习惯了individuality的我，一下子被卷入conformity的旋流中，在忘我地工作了大半年之后，突然有一种失去自我的莫名的失落。
女海归的交友震惊
回到硅谷后，碰到和我年纪相仿，想回国的女同胞，问我回国的感受，我第一句话就问，你结婚了没有？有没有男朋友？如果回答是没有，我下一句就是，最好在硅谷找到男朋友再回去，回国找不到男朋友的。为什么呢，那就谈谈我回国的交友震惊吧。
在美国洋插队了七年，回国的时候已是年近三十的大龄女青年，我的婚姻问题成了我父母最大的心病。在美国的时候心想，中国有十三亿人，男同胞应该有6.5亿吧，市场足够大了，自己条件又不错，找个老公总不成问题吧。殊不知自己大错特错也。回国半年多，居然一个约会都没有(相亲不算)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想想在美国七年，什么时候担心没有男孩子约我呢？如果我想约会的话，去一次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组织的舞会，或是郊游，自然能认识好几个单身男士，约会不成问题。硅谷男女比例失调，女孩子是大熊猫，不愁没人追的。没想到回国之后突然之间门庭冷落，空守深闺了。海归的舞会，郊游，或是派对也去了，认识的人也不少啊，可好象从来没人主动给我打电话，偶而有男士约我出去，还以为对方喜欢我，交往一阵子后发现对方已婚，甚至孩子都有了，想在婚外找红颜知己，我可不想做第三着 - 第一着还没着落呢， 哪有时间去做第三着？ 想想不对，用麦肯锡的2X2市场吸引力，企业竞争力矩阵一分析，突然发现自己在交友市场上吸引力是零，自身竞争力也是零，处在要被麦肯锡建议退出市场的原点上。为什么呢，先谈目标市场吸引力，我的目标市场是海归男士，觉得大家背景相同，都是洋插队回城的，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吧。没想到海归男士不想找海归女士，自己挣钱已经足够多了，何必再找个女强人呢，还是找一个本土派的贤妻良母比较好。那么扩大目标市场，转向本土派吧，可惜自己在美国两个名牌大学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年薪十万美金，足以让本土派男士望而却步。我曾试过在新浪网上交友，email 告诉对方自己的学历和经历之后， 对方只回了四个字，高山仰止。大学的时候就在杂志上读到过女硕士女博士找对象是高射炮，找不到目标。现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市场吸引力是没了，再看看自己的竞争力，既不年轻，也不是特别漂亮的那种，可能也不够温柔，在美国习惯了独立，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从不依靠任何人，东方女性的顺从谦让都忘到脑后了。和本土派年轻漂亮温柔贤惠的女孩子比起来，似乎也没有竞争力。怎么办呢，难道真按麦肯锡的矩阵理论，退出市场不成？可总不能一辈子孤家寡人啊。
正在交友无望之际，偶然在上海做项目访谈时认识了伟。伟比我高一届，88级的，大学毕业后赶上出国潮，东渡日本留学五年，回国后在一家日本公司做销售。我在上海给一家跨国公司做中国市场的战略咨询，在做谐》锰傅氖焙蚺銮扇鲜兜摹Ｒ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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