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元康三年(前六三年)，太子太傅疏广对他的儿子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疏受当时任太子少傅，父子皆为亲近大臣，位高权重。但是他们商量商量就上书皇帝求退休养病。皇帝赏赐了许多黄金，送归乡里养老。
疏广父子归乡后，叫家人卖掉黄金，每天置办酒宴，请族人、故旧相与娱乐。有人劝疏广拿黄金为子孙置些产业，疏广说：“我难道老胡涂了不念及子孙吗？我家原有些旧田产，子孙勤劳耕耘，足以养家，跟普通人一样生活。现在再增添田产就是多余的了，只会使子孙变懈怠懒惰而已。”接着说道：“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况且富人是众人怨恨的对象，我不想增加子孙的罪过又让他们招怨。我与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地过晚年，不也很好吗？”一席话说得人人心悦诚服。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这是疏广二千年前的认识，也许不符合今天某些时髦的观点了；但是，看看社会上诸多因暴发而引起的丑恶现象，恐怕还是符合事实的。所谓贤，就是有德有才，能做事。所谓志，就是品德志向。许多贪官之所以成为高级干部，起初德行并不坏，也办过不少好事，甚至颇有政绩。但地位一高，条件一好，也就是“多财”了，“志”就受损了，腐化也就开始，腐败也就到来了。有些人辛辛苦苦挣来了一笔财富，但由于欠缺修养，结果因财富导致出种种悲剧性后果，这些都说明疏广的话并没完全过时。
譬如对子女的教育。许多人都想为子女积累财富，供他们留学、出国、做生意作本钱，听起来颇近人情。对于后代子孙，财多是好事是坏事，是需要具体分析的。一般来讲，优越的经济条件比贫穷的环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但是，金钱本身具有腐蚀性，尤其对青年人的志向情趣影响甚巨。优越的生活也有损志益过、制约成长的负面效应。适当艰苦一些的日子有利于青年人认识社会体验人生，培养健全的人格。而不义之财只能使子孙在人民血汗中得到心灵扭曲的恶果。
说穿了，如何对待财富是一个关乎价值观的问题。疏广父子的价值观不在财富而在保持精神品格的高洁，“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惟如此，才能近则免祸，远则惠及子孙。今天，随着我国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大关，普通百姓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财富的增值也将成为许多国民的正常现象，那么，如何对待财富，如何让财富与德行相得益彰，为提高自身的精神文明和涵养服务，是一个十分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又想起一则关于诸葛亮的故事，一并讲来让大家听听，恐不为多余。诸葛亮出征前上表后主，说自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不须另置产业。死的时候，不使自己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及卒，如其所言。
论官位，论智慧，试问今人，谁比得上孔明呢？
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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