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大”政治报告风波：“九届二中全会”高层冲突之前奏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谓“八月逆流”
三、毛泽东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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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彪作爲接班人，不过是爲了打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爲毛的一块心病[22]。”
林彪的“接班人”本来就是毛一手安排并强迫林彪接受的。“文革”中让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之所以在“九大”前出现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完全是毛泽东自己一手造成的。据《晚年周恩来》一书介绍：“林彪……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事组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俨然成爲左右政局的一大势力[23]。”《康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部分也有相同的看法和分析。
尽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觉得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他又感到揣揣不安。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大权旁落”。当年，刘少奇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甚至亲自推荐并动员全党拥护刘担任国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认爲刘少奇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威胁，自己的“大权旁落”了，“接班人”在他眼中就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雪夫”，便要被拉下马来而且不得好死。“九大”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才刚刚被“摧毁”，毛泽东又一次爲“大权旁落”担忧起来。他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军人出身，“九大”会场上满眼都是军人，苏联当时也抨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口头上称“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心中想的却是如何对付“羽翼丰满、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毛后来在南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24]。”其实谁也没有那样说过， “有人说”只是毛的一个藉口而已，而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他一旦起了疑心，就“疑心生暗鬼”了。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南巡时，反复谈到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25]。林彪死后公开传达的中央文件中，这个“要当主席”却被改换成了“设国家主席”，可能因爲实在找不到林彪“要当主席”的证据，只好拿“设国家主席”一事代替。毛泽东真正不能容忍的，并不是 “设国家主席”而是他疑心有人“要当主席”。对于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来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怀疑谁动了“要当主席”的念头，谁就是“另立中心、另拉山头、另设司令部”，谁就成毛的打击物件。
其实，毛泽东指责林彪要“篡党夺权”，只不过是毛个人的疑心而已。林彪长期受着疾病的折磨，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没有了，实际上很少过问他分管的事务。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4年多，因爲要‘讲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之责‘大撒手’。”以军委办事组爲例：“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上，他参加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记录屈指可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把军委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帅‘靠边站’后，军内上层一时群龙无首，亏得有个以杨成武、吴法宪爲正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照应‘日常’军务，林彪则对他们的活动很少过问。 ‘军委办事组’改组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这个以林彪的‘老部下’组成的清一色‘办事’班子，叫人一看就感到有‘搞山头’之嫌。但那是毛主席钦定的，林又是毛可以信赖的‘接班人’，因此这个‘清一色’倒可成爲抵挡一切‘复辟’梦想的一道屏障。林彪在名义上是‘副统帅’，实际上却是靠‘抓两头’：上头靠毛主席掌舵，下头靠有个可以办事的工作班子挡挡军内日常事务。”“军委办事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组，再到‘九大’后正式成形，直到 1970年10月我调离‘林办’，我没见到一次林彪接见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军委办事组的全面工作给予一次像样的指示。我甚至认爲，不管是杨成武或黄永胜领衔的军委办事组，他们在什么地方‘办事’又怎样‘办事’，林彪从不过问。”“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湾的会客厅只召见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一次，谈的仅仅是怕苏联趁我国庆对北京实施突然袭击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钟。”“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他两次。”“吴法宪可算林彪的亲信，但自从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林彪在住地从未单独接见过他。”“……林彪与李作鹏并无‘私交’。我在‘林办 ’任职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军内部出现纷争，林彪偏向了‘高举’、‘突出’、‘有干劲’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因而在大会堂接见过一次李作鹏夫妇。从那以后，林彪与李作鹏再无单独接触。”“邱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没得到单独面见林彪的机会。”“又有人说，林彪控制‘军委办事组’，是通过他的老婆叶群……依我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叶群做坏事，林彪确实有责任。但叶群打着林彪的招牌，在外边胡作非爲，林彪并不全部知情。他从叶群嘴里听到一些，又是经叶群用花言巧语伪装了的。‘林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受叶群控制，眼见处于病态的林彪受叶群摆布，但无能爲力。”“事实上，叶群虽爲‘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她几乎从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出了成绩有她一份，出了是非她不承担任何责任。‘军委办事组’天天忙于处理的 ‘三支两军’工作、部队战备训练以及人事调整等问题，叶群从不参与正式讨论研究[26]。”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中也承认：“……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27]。”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怀疑林彪要“篡党夺权”，如此则林彪在劫难逃了。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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