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大」政治報告風波：「九屆二中全會」高層衝突之前奏
二、「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所謂「八月逆流」
三、毛澤東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絕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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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澤東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指出：「毛澤東並沒有真想把權交給林彪，選擇林彪作爲接班人，不過是爲了打倒劉少奇的權宜之計。九大後，林彪在政治上羽翼豐滿，尾大不掉，成爲毛的一塊心病[22]。」
林彪的「接班人」本來就是毛一手安排並強迫林彪接受的。「文革」中讓軍隊「支左」、介入地方政治鬥爭，並由軍隊幹部主持各地、各單位工作，使「一元化領導」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幾乎全由軍人所把持，這也是毛澤東的獨創。之所以在「九大」前出現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完全是毛澤東自己一手造成的。據《晚年周恩來》一書介紹：「林彪……非但基本上掌握了軍隊的局面，軍委辦事組幾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馬；而且由於當時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軍隊幹部而在政治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儼然成爲左右政局的一大勢力[23]。」《康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文化大革命」部分也有相同的看法和分析。
儘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澤東自己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覺得林彪似乎有「羽翼豐滿、尾大不掉」之勢，他又感到揣揣不安。習慣於大權獨攬的毛澤東最擔心的就是「大權旁落」。當年，劉少奇是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他甚至親自推薦並動員全黨擁護劉擔任國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認爲劉少奇對他的最高權力構成了威脅，自己的「大權旁落」了，「接班人」在他眼中就變成了「睡在身邊的赫魯雪夫」，便要被拉下馬來而且不得好死。「九大」召開前，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才剛剛被「摧毀」，毛澤東又一次爲「大權旁落」擔憂起來。他一貫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林彪這個「接班人」是軍人出身，「九大」會場上滿眼都是軍人，蘇聯當時也抨擊中國是「軍事官僚專政」。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口頭上稱「九大」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心中想的卻是如何對付「羽翼豐滿、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毛後來在南巡中就說：「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有人說軍隊是我締造的，但不能指揮[24]。」其實誰也沒有那樣說過， 「有人說」只是毛的一個藉口而已，而且軍權從來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他一旦起了疑心，就「疑心生暗鬼」了。
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後南巡時，反覆談到林彪等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綱領就是『天才』和要當主席」[25]。林彪死後公開傳達的中央文件中，這個「要當主席」卻被改換成了「設國家主席」，可能因爲實在找不到林彪「要當主席」的證據，只好拿「設國家主席」一事代替。毛澤東真正不能容忍的，並不是 「設國家主席」而是他疑心有人「要當主席」。對於自比秦始皇的毛澤東來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毛懷疑誰動了「要當主席」的念頭，誰就是「另立中心、另拉山頭、另設司令部」，誰就成毛的打擊物件。
其實，毛澤東指責林彪要「篡黨奪權」，只不過是毛個人的疑心而已。林彪長期受著疾病的折磨，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沒有了，實際上很少過問他分管的事務。據「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我在林彪身邊工作了4年多，因爲要『講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見他一面，所以可以說，我對『文革』中的林彪並不缺乏瞭解。然而我親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動亂中要麼是遇事不表態，要麼講些『絕』話，要麼就是對他份內之責『大撒手』。」以軍委辦事組爲例：「林彪受毛澤東委託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實際上，他參加主持『日常』軍委工作的記錄屈指可數。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他把軍委的『日常』工作委託給了軍委秘書長葉劍英。葉帥『靠邊站』後，軍內上層一時群龍無首，虧得有個以楊成武、吳法憲爲正副組長的『軍委辦事組』照應『日常』軍務，林彪則對他們的活動很少過問。 『軍委辦事組』改組後，黃永勝取代了楊成武。這個以林彪的『老部下』組成的清一色『辦事』班子，叫人一看就感到有『搞山頭』之嫌。但那是毛主席欽定的，林又是毛可以信賴的『接班人』，因此這個『清一色』倒可成爲抵擋一切『復辟』夢想的一道屏障。林彪在名義上是『副統帥』，實際上卻是靠『抓兩頭』：上頭靠毛主席掌舵，下頭靠有個可以辦事的工作班子擋擋軍內日常事務。」「軍委辦事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組，再到『九大』後正式成形，直到 1970年10月我調離『林辦』，我沒見到一次林彪接見軍委辦事組的全體成員，沒有聽到他對軍委辦事組的全面工作給予一次像樣的指示。我甚至認爲，不管是楊成武或黃永勝領銜的軍委辦事組，他們在什麼地方『辦事』又怎樣『辦事』，林彪從不過問。」「從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灣的會客廳只召見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四員大將一次，談的僅僅是怕蘇聯趁我國慶對北京實施突然襲擊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鐘。」「黃永勝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和總參謀長前後，林彪只見他兩次。」「吳法憲可算林彪的親信，但自從軍委辦事組改組後，林彪在住地從未單獨接見過他。」「……林彪與李作鵬並無『私交』。我在『林辦 』任職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軍內部出現紛爭，林彪偏向了『高舉』、『突出』、『有幹勁』的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因而在大會堂接見過一次李作鵬夫婦。從那以後，林彪與李作鵬再無單獨接觸。」「邱會作在『文革』期間從沒得到單獨面見林彪的機會。」「又有人說，林彪控制『軍委辦事組』，是通過他的老婆葉群……依我看，這話只說對了一半。葉群做壞事，林彪確實有責任。但葉群打著林彪的招牌，在外邊胡作非爲，林彪並不全部知情。他從葉群嘴裡聽到一些，又是經葉群用花言巧語偽裝了的。『林辦』的工作人員直接受葉群控制，眼見處於病態的林彪受葉群擺佈，但無能爲力。」「事實上，葉群雖爲『軍委辦事組』成員，但她幾乎從不參加『軍委辦事組』的會議。『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出了成績有她一份，出了是非她不承擔任何責任。『軍委辦事組』天天忙於處理的 『三支兩軍』工作、部隊戰備訓練以及人事調整等問題，葉群從不參與正式討論研究[26]。」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作報告中也承認：「……整個兩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領導的，具體執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別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總理、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實講，就是沒有做多少事。我也並不是故意偷懶，就是身體不好，不能夠做多少事情。所以實際情況瞭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27]。」即便如此，毛澤東仍然懷疑林彪要「篡黨奪權」，如此則林彪在劫難逃了。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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