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
陈彦荣家住北京海淀区蓝旗营109号，恰恰位于“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附近。
1966 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组织“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援。信中也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和“红旗战斗小组”的热烈支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是一个和“红卫兵”类似的在1966年6月间出现的组织。在这封信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迅速蔓延建立。同时，校园暴力首先在北大附中等学校发生。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据后来参加组织游行集会的办事人员说，是几十万人而非一百万人，媒体多报了数位，显然是为了壮大声势。）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大会全程向全国实况转播。这是对正在发展的校园杀戮的极大鼓励和推动。8月18日接见大会后，暴力规模急速升级，红卫兵从学校“杀向社会”，焚烧书籍毁坏文物之外，还大规模抄家打人。被打和打死的物件从教育工作者扩展到大批的北京普通市民。
1966年8月27日是星期六。傍晚的时候，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里包着饺子，等家人回来吃晚饭。陈彦荣是个普通工人，妻子是家庭妇女，他们有7个孩子，只有长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经济上不宽裕，只有周末才能买几毛钱肉包一顿饺子。因为猪肉贵而蔬菜便宜，他家的饺子馅也总是菜多肉少，但是他们总是吃得很香。
陈家住着很小的两间平房，很挤。陈彦荣的长子陈书祥，1963年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以后，留校当了初中老师。参加工作后，他就从家里搬了出去，住在学校的单身者集体宿舍里。那天下午，陈书祥肚子痛，去清华校医院看病。医院诊断是慢性阑尾炎。然后他从校医院回父母的家中。那时他还没有钱买一辆自行车，总是步行来往。走了半个来小时，六点左右，快到蓝旗营家门口的时候，看到自家门口围了好多人，有二三十个，都是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的邻居张俊英老太太站在门口，远远看到他过来，连连朝他摆手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快快离开。但她没有开口说话。陈书祥明白过来以后，扭头就走。走到街角，他转过弯后就跑了起来。他紧张得忘了肚子痛。他一口气跑到附近的一个当干部的亲戚家。把红卫兵抄家的事告诉了亲戚，想讨个主意。亲戚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又跑到他工作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他向当时的“教师核心领导小组”的组长说了家中发生的情况。没有人能帮助他。陈书祥不知道家里正在发生什么。他只感到深深的恐怖。他预感到自己家要出大事了。
前一天，也就是8月26日的晚上，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主持了一个大会“斗争”校长和老师。在五楼的大教室里，一组所谓“牛鬼蛇神”被命令排成一排挨打。红卫兵除拳打脚踢之外，还用铜头皮带和用塑胶跳绳象麻花一样拧成的鞭子，抽打“牛鬼蛇神”。“斗争会”从7点一直开到12点多。“揭发”“控诉”和毒打交替进行。被毒打的人中，有物理教员刘澍华。刘澍华26岁，刚刚结婚不久。“斗争会”结束后，到了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囱上，从烟囱顶上往里面跳了下去。看到他的尸体的人说，因为从很高的烟囱里面直直地落下，刘澍华的两条大腿骨头几乎完全插入了他的身体，极其可怕。刘澍华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刘澍华比陈书祥早两年开始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书，也都住在集体宿舍。刘澍华的死给陈书祥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但是他还没想到他自己的父亲紧接着遭到更可怕的死亡。
那天并不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第一次打人。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和韩家螯，从8月初起就不断被打。那天发生的是打人狂潮的新的一浪。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区的杆栏市，一个以前的资本家李文波被抄家和殴打时，红卫兵宣称说：“阶级敌人李文波举刀砍杀红卫兵”。文革后，据有忏悔心的红卫兵说，李文波根本没有动手刀砍红卫兵，只是曾要求红卫兵让他的妻子上厕所。但是在当时，这一事件不但导致了李文波夫妇和杆栏市地区大批市民被打死，而且成为在全北京掀起更狂暴的打人高潮的藉口。8月26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的暴力性“斗争会”直接导致了刘澍华老师的死亡。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抄了陈彦荣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走。
2、陈彦荣之死
天色全黑以后，陈书祥又回到蓝旗营家中。这时红卫兵已经离去。他进了家一看，父母都没了。他的最大的弟弟12岁，也被打了。最小的一对双胞胎妹妹才3岁，都还没有吃晚饭。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墙上黏着一些生饺子，那是母亲准备的周末晚饭，还没有煮，残破的饺子东一个西一个的摔了一地。
陈彦荣的子女们不知道红卫兵把他们的父母抓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红卫兵会对他们的父母作什么。但是从连日来目睹的暴力行为，他们知道巨大的灾祸已经降临在他们头上了。他们度过了一个恐惧的夜晚。
第二天，他们的母亲刘万才被放回来了。母亲遍体鳞伤。母亲进家门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红卫兵让送28块火葬费。
他们的父亲陈彦荣已经被打死了。
8月26日来抄家的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这些人来到陈家的时候，陈彦荣还没有下班，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他们把她打了一顿，要她拿出金条、手枪和“变天账”，她拿不出来。5点多钟他的大儿子陈书祥回到家门附近又逃开的时候，陈彦荣也还没有回来。陈彦荣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也有好心的邻居朝他摆手，要他躲开。可是陈彦荣没有反应过来，他要进家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进门以后，红卫兵就要捆他。他见情况不对，就往外跑。红卫兵在后面追。陈彦荣跑进旁边的院子里，被抓住了。他先在他自己家里被打了一通。接着，“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叫来一辆卡车，把陈彦荣和其妻子拉到清华园中学。他们俩被绑在暖气管子上，用皮带和铁条抽打。那时，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也已经在那里被关多日，被打得死去活来。陈彦荣和其妻子在清华园中学被打了一段时间，又被拖上一辆卡车拉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是文革中北京最早开始殴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1966年7月底，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被撤，江青和毛泽东大力支持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掌管了学校。他们首先毒打了副校长刘美德。他们剪掉她的头发，往她嘴里塞污秽物。刘美德当时怀孕。有一次记者来访，红卫兵强迫刘跪在一张桌子上，由一人站在后面把脚踏在她背上，以体现毛泽东说的把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摆好架式照了相后，又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很快死亡。
当时去过北大附中“革命串连”的一名北京大学学生说，那里的气氛使他们都感到毛骨悚然，因为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刑讯场”，多间教室里都在打人，不断听到被打者的惨叫声。有一个红卫兵（名字不提），鞋子上沾着血，腰间的铜扣皮带上也沾满血，高声大气地说，他的皮带“吃荤不吃素”。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也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制造地。这个对联流传全国，伤害了无数青年人。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诅咒为“混蛋”，遭到各种侮辱甚至殴打。高中部的一个学生朱同，父亲在 1957年划成“右派分子”，他因此被关在一间地上有水的小房间里供“示众”，象笼子里的动物一样被观看。朱同被打成重伤，不能走路，后来是爬回家去的。初中一年级的的一个女学生万红，只因父亲是“右派份子”，站在一个凳子上被“斗争”，一边被咒骂一边被铜头皮带打。然后有红卫兵同学把她脚下的凳子一脚踢开，她从凳子上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
陈彦荣和刘万才被押到北大附中以后，在那里，他们又被绑起来，继续被打。他们被拳打脚踢，还被用木棒和铜头皮带抽打。“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一边打，一边问：“你是不是地主？”“你是不是富农？”“你有没有罪？”“你该不该死？”
陈彦荣和他的妻子，被从大概9点钟的时候一直打到半夜。后半夜一点左右的时候，陈彦荣死了。快咽气的时候，他跟妻子说“我要喝水。”妻子向看守的红卫兵要水。没有给水。过后不久，37岁的陈彦荣就死在了妻子面前。
那天晚上，跟他们在一起被毒打的，还有一个比他们年纪大的女人。他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在当晚被打死了。
陈彦荣的妻子被放回家的时候，“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对她说：“你回家拿28块钱来。”
当时的火葬价格是28元钱。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里曾经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这28块就是指的火葬费。打人的人这样说，觉得很得意，以为表现了他们打人的无限权力和对被打死的人的轻蔑。
28块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特别是对工资低人口多的陈家来说。陈彦荣家里拿不出28元钱。陈彦荣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就是同情他们愿意借钱给他们的人也不能不心存疑虑。大儿子陈书祥东借西借凑全了这笔钱。他准备把这钱送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把父亲的尸体送去火葬场。
3、一张证明信说明了什么？
当时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权力机构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掌握。原来的校长等等都已经是被“斗争”的物件并且遭受着野蛮的肉体折磨。陈书祥作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工作人员，要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收其父亲的尸体。按照当时的规则，需要由本单位领导机构开一张“证明信”。他的这张领尸“证明信”，是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开的。“证明信”的全文如下：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
我校陈书祥到你校接洽其父事（已死），请让他取回尸体，按政策给以适当处理。
此致敬礼 清华附中红卫兵 1966，8，28
在手写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字样下，盖有红色的茶杯口大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圆形图章。
陈书祥拿着这一“证明信”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走到学校门口，那里的恐怖气氛使他犹豫再三，不敢进去。殴打还在校园里继续进行。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打他们的儿女，这些人当时被红卫兵叫做“狗崽子”。北大附中是最早发明和使用这个词的地方。这个文革新词的含义非常清楚。陈书祥不由不害怕进去以后在那里他也会被打，就像上文写到的朱同和万红那样。徘徊了一阵，他在校门口听到有人说，今早有两具尸体被拉走烧了。他想其中之一必是他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他改变了主意，没有进北大附中去问他父亲的尸体事。他无声地离开了。他把那借来的28元钱交给了母亲。后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来他家拿走了那28元钱。
北大附中的一位老师说，她曾经看到有一具死尸丢在校内空地上，有红卫兵骑着摩托车（抄家抄来的）从死尸上碾过来碾过去。不知道那是否是陈彦荣的身体。
陈彦荣的尸体被送到火葬场焚烧后，他的骨灰被丢掉了，没有保存。留下来的是一张未被使用的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给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的证明信。因为陈书祥那天没有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去领父亲的尸体，所以没有交掉这张证明信。他把这张东西保存了起来。
这张领尸体的证明信写在一张有三个小洞的活页纸上。当时红卫兵没有专用信笺，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图章。茶杯口大的红色圆印子赫然于纸上。这种圆形图章一直是共产党或者政府行政机构所用，通常被称为“公章”，代表权力。当时流行的说法，也把“掌握权力”称为“掌握印把子”，即掌握图章。
这一未被使用的“证明信”从一个角度表明了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和社会风貌：（1）在红卫兵运动的产生地的暴力迫害程度。（2）红卫兵组织执掌行政大权的情况。他们的权力不但超过了原先的学校领导，而且具有在文明社会中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杀人大权。他们打死一个人，既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式上的审判，也不需要经过任何上级的批准。打死人以后，他们没有觉得惊慌震动，更没有觉得有罪恶感。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处理了死尸，还不忘找到陈家要家属付出28块钱的火葬费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出处理死尸的“证明信”，写上年月日，盖上红卫兵的图章，一付处理一桩例行公事的样子。从行文口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把打死一个人当作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们的一个老师的父亲被另一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对他们好象是一件普通公事。
4、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对于 1966年夏天的校园暴力和杀戮，至今没有过一个细致如实的报告和描写。这种情况造成了种种关于文革的误解，甚至包括那些试图批评和谴责文革的人。比如，有一种看法是文革发生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的影响所致。其实，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并不象1966年夏天那样杀人。我们知道著名的包公的故事。因为他是著名的清官，皇帝特别赐予他虎头铡刀，可以自行决定对人处以死刑。包公用此铡刀，处死了皇帝的女婿陈世美。但是很清楚，包公是特别的人物才有此特别的权力，而不是别的官员都可如此。高官的儿子女儿也没有过这样的杀人权。古代确实有大量枉法的事情，产生过大量的冤案。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法律不合理，古代的法律程式也不合理，但是古代还是有一个法律程式。杀人判刑，要经过法律程式，否则就是土匪强盗或者罪犯的行为了。文革中中国共产党开除刘少奇党籍，制造伪证甚至逼死证人，在相当程度上倒还可以和古代的冤狱相比。至少文革的领导人对刘少奇还认为需要一些伪证，所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费心制造了一批伪证。可是北京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几千个老百姓，都象陈彦荣这样，没有经过任何一点法律程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证，也不由刽子手行刑，就由一伙红卫兵随意打死。北京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的野蛮和残忍，是前所未有的。
陈彦荣被打死了。他家人没有了主要生活来源。他的大儿子在中学工作每月工资是37元。要负担母亲和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单靠37元工资十分艰难。当时也非常难找到赚钱的方法。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耗费国家的无数财力物力搞文革，普通人用自己的劳动赚钱糊口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罪恶。陈彦荣的孩子们想尽了办法挣钱过日子。他们到荒地上打草，晒干后卖给牛奶场。他们养兔子，卖给收购站。他们还拣大字报纸卖。当时政府无限提供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浆糊。单位里和大街上都一批接一批地贴出了大量大字报和大标语，不知用掉了多少纸张。旧大字报可以当作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三分钱一公斤。但是从墙上直接撕大字报是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的。当时一些穷孩子就守在贴大字报的那些地方，有人来贴新大字报需要覆盖旧大字报的时候，他们就一涌而上，把旧大字报先撕下取走。1966年，在北京的冬天的严寒中，出现了一批这样的拣大字报纸的孩子们。他们穿着不太暖和也不太干净的衣服，拖着大筐子，在街上奔走，脸蛋和双手冻得通红。这些孩子中就有陈彦荣的孩子。
据清华附中的一个红卫兵的文章说，他们曾经来到面对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的团城外，张贴八张纸（一般的书本只是这样一张纸的32分之一大）一个字的大标语，“向伟大领袖遥表我们的坚贞不渝”。（陶正，《我本随和》，《北京文学》杂志，1996年5月号）有些人甚至还在诗中赞美他们所写的标语字体之大，如文革时代广泛传播的“革命诗歌”《理想之歌》中就如是写。这些人以写大字标语为壮举，把浪费纸墨当作“革命豪情”洋溢的表现。但是对这些拣大字报纸糊口的孩子们来说，那个“革命”从来就毫无浪漫色彩可言。
陈家的人在陈彦荣被打死以后，曾经给当时掌管北京的中共北京市委写信呼冤，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六年以后，陈彦荣的孩子长大要分配工作。当时年轻人的工作分配主要取决于家庭出身，所以陈书祥及其弟妹后来转而要求为被打死的父亲做个“结论”。没有 “结论”，陈彦荣的长大了的子女就不能分配工作。他们的父亲被打死了。他们不能要求追查凶手，却还得乞求给他作个“结论”。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还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在实在不能否认他们打死平民百姓的事实的时候，就转而分辨说，他们当时打死的人是“坏人”，拒绝认错。
5、几次“结论”和一笔“补助”
陈家所住的蓝旗营，属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管辖。后来办事处作了调查。陈彦荣从小就在北京做工，先在清华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做过校工，1965年进了中科院当工人。陈彦荣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工，在1917年就开始在清华工作，1958年退休。他的老家在北京大兴县。他在清华做工的时候，他的妻子留在乡下。他把在清华大学赚的工钱攒起来，在乡下老家买了一些土地。五十年代初“土改”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陈彦荣的母亲，被划成“富农成份”，但未被戴上富农 “帽子”。这些就是北大附中红卫兵来抄陈家并打死他的“理由”。1973年，陈彦荣被打死七年之后，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给陈彦荣做了“结论”。这种“结论” 甚至没有给家属一个副本，所以现在无法抄录在此。但是在下面引用的1979年中关村办事处又一个“结论”中，提到这个结论。据说1973年的“结论”说陈彦荣是“误伤致死”。当时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家属们就感到十分庆幸了。陈彦荣的“结论”的说法分明包含着当局坚持打死别的人并不错，别的人被打死是应该的。1973年，文革领导人开展了一个“反回潮反复辟”运动，打击任何对文革的批评和不满情绪。陈彦荣的大儿子陈书祥因为说过“我父亲死得冤”，在清华附中的会议上被点名道姓地批判，说他“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杀父之仇。”在当时，“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文革的逻辑是，即使按照文革时代的规则父亲被错杀了，儿子感到委屈也仍然是“罪”。紧接着，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开始了。孔子的关于“仁”的思想遭到严厉的攻击。除去别的目的，攻击“仁”实际上是为文革中杀死陈彦荣和无数受难者的残酷行动再次制造理论依据。
1976年，毛泽东死去。在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并继而否定文革之后，1979年，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又给陈彦荣做了一次“结论”。这个结论是寄给各个子女的工作单位的。这时，政工部门的工作方式也有了改变，除了寄给工作单位之外，也给了陈彦荣的家人一个副本。此信如下：
你处XXX同志系我中关村街道六区居民陈彦荣的子女。我中关村街道六区居民陈彦荣同志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期，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
经过复查该同志没有问题，经过街道党委研究，给予陈彦荣同志平反昭雪，并撤销第一次结论。
现将结论寄给你们，请将原先结论及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政治组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其中提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上面提到的现在无法看到的那一个。
一个月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共产党支部发出了下列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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