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子，就是儒生，就是知识分子。有些皇帝就是看不惯士子。他们总是要找士子的碴，小则训斥，大则治罪，直至砍头。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在公元前212年的一大事件，距今已有2200余年。前些年，有人煞有介事地分析道，什么轻儒、重儒，什么法家路线、儒家路线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儒士们在下边议论了他。他认为，是讥讽了他。这是对他的大不敬，一怒之下，就亲笔圈点了460余人，在都城咸阳公开处决，以儆天下。儒士们犯的是言论罪。议论的内容涉及到他，他不能容忍，故有此发作，与什么主义、什么路线无关。儒士们大可不必为他开脱。前些日子看一本什么书，书名忘却了。但书中有一句警世怪言却记得清楚。有个当代一方诸侯出言不凡地说，知识分子就是贱，你三天不收拾他，他就肉皮发痒。在此郑重声明，我引的是原意，不是原话。是的，这些知识分子是有些贱，人家杀了他，他还给人家找理由。什么主义、路线的。这不是发贱吗？而且是发洋贱。是舶来品。
其实，秦始皇只坑了460个儒，算不了什么。一个伟人就这么说。比秦始皇成绩大得多的皇帝，所在多有。而且，因为皇帝的智商绝对地高，杀人的理由也就十分奇特，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明太祖朱元璋，对儒士文人就又利用，又杀戮。他大兴文字狱。因为他当过乞丐式的和尚，云游时也许被人骂过盗贼，而且自己虽然当了皇帝，也感到不大理直气壮，所以，对有些字眼非常敏感。比如，“贼”、“寇”、“光”、“生”等字，他都怕听。朱元璋有喜庆的日子，让人们呈表祝贺。这些贺表都出自各地学校的名儒之手。贺表上都是一些颂扬吹捧的语句。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些颂扬吹捧的语句居然也出了毛病。如“垂子孙而作则”、“作则垂宪”、“建中作则”，他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这里的“则”是“贼”的意思，是在骂他当过贼。有一个贺表颂扬他：“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他硬说，“有道”是 “有盗”，骂他是强盗。“青门”是“寺庙”，讥他为和尚。有一个贺表称“遥望帝扉”，他又看出了话外之音，说“帝扉”就是“帝非”之意。最典型的是，有一个贺表颂扬道：“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富于联想的朱元璋，听罢雷霆大怒，斥道：“这个腐儒竟敢如此侮辱我！”他认为，“生”者，“僧”也，骂他当过和尚；“光”者，秃也，说他是秃子；“则”者，贼也，骂他作过贼。他下令，对以上进表者一律处死。
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的：“[ 阿Q]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
鲁迅的讽刺挖苦，可谓入木三分。其灵感也许来源于朱元璋的文字狱。但其所讽刺的现象则决不止朱元璋个人。护短，对一个人来说，只是一个人的缺点；护短，如对一个民族来说，则是一个民族的毒瘤。
其实，论起文字狱，最富创造性的还是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帝。《清代文字狱档》中所记载的乾隆六年至五十二年的大小文字狱有60余件，远远超过了他的祖父与父亲。有一案该档未载，即“伪孙嘉淦奏稿案”。该案缉捕达1000人以上，受处分的督抚大员就有10多人。
而康熙帝只处理了2起文字狱案。最典型的是对《南山集》案的处理。翰林院编修戴名世私下编撰了有关明末清初的历史著作《南明集》，大胆用了南明永历的年号，这触犯了清朝的大忌。这是反叛清朝的铁证。事发后，刑部提出要株连九族。康熙帝十分冷静，他认为应从大局出发，处理过重，不利于团结。因此，只杀了戴名世一人，其余原定处死的100来人改为流放宁古塔，一共处分了300多人。以后又起用了为《南山集》作序的古文家方苞，并任命他为武英殿总裁。
康熙一朝，对士子是尊重的，也是重用的。这和康熙帝熟读儒家经典、深得儒家精髓，是紧密相关的。他对儒士文人是真正的重视，诚心的尊重，不是虚挂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在他执政的62年间，知识分子比较平静，没被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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