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前后，我们家曾住在北京鼓楼后面的小石桥，一个有很大后花园的套院里。父亲很喜欢这个住所，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但父亲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
为什么要搬家呢？父亲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个人，要有警卫排，要有人烧锅炉、送煤、要有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这第二呢？我上班太远，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的国家穷啊！”
于是，我们搬进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母亲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丽阿姨。家里要开饭时，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母亲就行了。有几回，我是从窗口跳过去把母亲找回来的。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文革”开始前，王稼祥一家迁出中南海。不久，红得发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进来。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常吵至深夜。
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在二进院北屋的西头，窗户正对着戚本禹住的院子。对“文革”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压抑。两位老人睡觉又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但现在不行了，隔墙有耳。对二老来说，这种压抑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想到，1967年他们在中南海又处在同样的境地！我家的乒乓球室设在东墙外的一个车库里。父亲打完球，常常从球室那扇大门走向中南海散步
。距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陈伯达的保姆。“文革”开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亲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了，事前没有和父亲商量一下，甚至没有通知一声。据说为了安全、保密。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
1968年初春，我们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终于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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