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还是黑社会

偶然翻到五月份的《民情》，上面登的一篇文章《警察酿错案，两企业倒闭，谁赔？》，让我几乎愤怒了。1994年，山西商洛地区公安处经侦科副科长薛某图谋敲诈，非法查封了商洛地区生产资料服务总公司通过正当途径购得的38辆吉普车。之后，商洛地区公安处要求陕西省生产资料总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民"给公安处四辆车、50万元办案费"，可以化解此事。遭到张的拒绝后，公安处四处活动，先是将此案列入"走私大案"，扣押27辆车，并将已经售出的11辆吉普车追回，由公安处使用。张建民无奈向新闻界求助，商洛地区公安处依旧要求张建民必须补缴"偷漏关税65.14万元"，才能领回已被损坏不堪的车辆。张建民自然不服，商洛地区公安处又提出"那给三辆车算了"，又遭拒绝。薛某等人提议"先把张建民抓起来，不要让他上蹿下跳了"。于是公安处报捕，被检察院拒绝，公安处暗示张建民逃跑，想造成"畏罪潜逃"的假象，被拒，就毫不犹豫地将张抓起来，还公然劝其自杀。哪知张"油盐不进"，就是不听公安的，公安恼羞成怒，组成了20人的专案组，开始对张建民及38辆车展开大规模调查取证。1996年7月，张建民被非法关押了18个月，公安处花去近百万元也没有搜集到相关罪证，竟然向检察院送礼，要求给张建民判刑。他们的无理要求被检察院拒绝，张取保候审。张建民出狱后四处上访求告，1998年12月，商洛地区公安处又做出没收车辆的决定，并且立即拍卖了这批车，进价950万元的车辆只卖了327万元，商洛地区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因此倒闭，很多工人失去工作。1999年陕西省生产资料服务总公司和商洛地区生产资料服务公司提出行政诉讼，省高院判决撤销公安处处罚决定，但是没有为张建民平反。2001年6月，张建民带领已经没有生活保障的工人集体上访，仍被退回商洛地区公安处处理。至2001年12月，商洛地区公安处给张建民下达了刑事赔偿决定书，赔偿其16051.90元人民币。至此，这起人为错案消耗了他八年时间和精力，两个企业倒闭，几百名工人失业，直接损失高达2800万元。

说过事例，难免谈谈看法。曾读过吴思的文章，知道权力可以有一种"合法伤害权"，事大事小，如何控制推进，全部掌握在权力者手里，而且可能是"现管"手里，在推进之中，权力者和被害人之间甚至有一种可以预期的博弈关系，即"贿买"强权。简单地说，就是你听话了，自然相安无事，你不听话，后果殊难预料。当然，这被要求听的"那话儿"，看来相当要紧，要不也不至于搞出一例又一例的调查报道来。

在本案例中，警察本意是为了敲诈遂生事端，敲诈不成真成冤狱。问题是，他何以以执法者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要求敲诈？在贿买和听话之间，还不存在被害人需要贿买的过错嫌疑，也就是说警察在被害人身上尚不具备足够的"合法伤害权"，但事实是在敲诈不被满足之后，警察们还正大光明大张旗鼓地关押、拘禁、查封、办案，长达八年未得善终。这不是一个执法者素质低、胆子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地方公安处盲目包庇、私欲膨胀的问题，况且他们的敲诈还是为了公安处的利益呢。

有时候觉得普通老百姓这种遭遇很有点无厘头。有人说老百姓私民对官家机构是不折不扣的弱者，但是一个不被约束的"合法伤害权"下面，往往意味着对所有利益披着法律外衣的践踏和损害。张建民不是一般小民，他是有点地位的，也有拒绝的资格和能力；被损害利益的商洛地区生产资料公司和省总公司企业也是国有企业，面对前来意欲吞噬损害他们利益的、同样是国家的执法机构，并不是束手无策，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可怕而无可避免。交警和财政干部私分罚款，不过是借助有利的社会序列位置，为个人多谋一杯羹。可是这些具体欲望解释不了信访办强制把黄淑荣关进精神病院的事实。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合法伤害权和合法侵占权这些具体欲望的推动之外，还有一个不具备物质效益的合法伤害权。并且这些合法伤害权的赋予和取得，并不需要更多条件，只要当事人或者当事机构是在"国家机器"序列之中即可，哪怕仅仅是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呢，譬如张建民案，始作俑者薛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副科长，但是他兴风作浪的能力、他推动更大伤害的能力，简直意味深长。

前一向评论中出现了一个词语，质疑"执法收费"的效率和公平，在我看来，执法的效率本应是追求公平，舍此而外统属不正当。可是，在上述三个事例中，难说哪个是在执法，哪个是在违法，他们既未在执法中创造效率和公平，又未因破坏效率和公平的活动中受到阻止和制裁，甚至他们所谓的执法和所倚恃的凭据根本就是"无法"和"违法"。

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执法良心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职业道德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机构两个机构运转失范的问题。一个国家出现了如此大面积、大范围，如此深刻具体的问题，涉及到执法、财政、甚至本应是在"治"与"被治"之间起缓和、解决功能的信访办，法律和规范在国家机器内部完全失控，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信号，国家治理方面的体制性弊端彰显无遗。

在国有单位作公务员，每周都要学习讲政治反腐败和三个代表，但是看到的现实也更让人忧虑。三讲尹始，很多领导惴惴不安，怕自己过不了关，可是后来就趾高气扬放心大喘气，为什么呢？因为过关了，那就意味着过去的已经过去，什么腐败、违纪、甚至违法的劣迹都跨过了一道门槛啊。现在是三个代表，正试图把一个现代社会必须的法制要求紧缩到到对某个党派内部的治理模式中去。如果我们不单纯是从正面看待这些事实，而是学会反向思维，把这个事实放在更广大的事实背景中去看待，虽然一些事实难以看清，但是也许可以得出一个评价：现实问题非常严峻。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个单一执政党靠得住吗？尤其还有那些早已经被证明的嘴上的、书面的、脸上的靠不住的道德？

我们究竟依靠什么来治国？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单凭"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单凭对人民人身财产安全、对国家自身利益、对政府公信度的"合法伤害权"、"合法侵占权"、"强制贿买"，甚至把信访也变成"合法伤害"的权力来治理，靠这种种单向度的强权来治理国家和人民，不过是把国家变成了黑社会老大，把人民变成了无处求告的弱者，甚至被扭曲成为帮凶和看客。"铁生锈，锈会毁掉铁"，这古老的格言述说的是一个简单的真理。被腐蚀扭曲的权利最终会毁掉了权力本身。把治国的权利还给人民，把监督发言投票的权力还给人民，相信人民治国的能力和治好的能力，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中培育"治"与"被治"的现代博弈关系，恐怕是唯一可靠的治国之道。

　

集体性的暴虐和孱弱

大学生在公园里向狗熊宝宝投食硫酸，引起的汹涌抨击让人觉得我们的社会进步到了给动物以人道的程度，而海外为中国狗熊们所举行的募捐义演，更使我感叹了好几回，到底是全球化了，人文关怀、爱心奉献也成了让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的重要纽带。

然而不幸的是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另外的新闻。在新疆打工的李腊英因为一辆公交车上的蛋糕被损坏，就被车上的人拉上了车，因为某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不知名的恐惧，她从奔驰的车窗里跳了下来，当晚身亡。据社会学家解说，这事件暴露了城乡对立城乡冲突的严重程度，已经远非差距所能概括。但是再也没有像对狗熊案那样的关注和反省了，人们都麻木了？对一条生命、一条农民生命的麻木，关怀和爱只来得及给予那不会说话的被圈养的狗熊吗？

又有新闻后续报道了去年湖北的何小船案。去年五月份，在湖北的打工妹何小船和其他十三名舍友在宿舍休息时，谭姓凶手进去诈称有炸弹，公然要挟强暴何小船未遂，从两人扭打一直到何小船体力不支、受伤失血死亡，中间凶犯曾打水给何小船洗身并在受害人床上睡到天亮，期间五六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表示抗议、没有一个人对何小船表示声援、也没有一个人采取救护行动。残酷的暴力就在眼皮子底下上演，多么悲惨的一幕！是什么泯灭了人性的恻隐？是什么扭曲了这么多共同命运的打工妹们的感情？

狗熊案中，有不知名的评论家唐映红，呼吁关注那些受伤害的心灵，关注刘海洋被扭曲的人格背后的创口，但是这样的声音被简单的欢呼和指责所淹没。在一个蛋糕摧毁一个民工的生命案中，有人写到了公民社会公民权利的问题，有人写到了城乡歧视和现代城市焦虑，而知名评论家刘洪波在评论文章《李腊英之死》中，写到一个卑微生命的无价值死亡，深感社会的不公却无话可说。呜呼！这样的例子不是已经太多了吗？

在轰动一时的段英案中，人们似乎是第一次震惊于身边有这样可怕的事情存在，而在李腊英之死中，人们却不是第一次陷入麻木的沉默。其实我觉得麻木是正常的，震惊是假的。在这样的人群里，在制造着这些残酷和暴虐的人群里，有什么事情可让他们的神经有所震惊呢？他们不是无辜的。在何小船案中，在段英案中，在李腊英之死中，他们是旁观者，然而也是帮凶，并且在事前事后都沉默无声。

有时候陷入可怕的恐惧，恐惧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太多暴虐和孱弱。也许一个单向度社会的代价，就是把弱者们推向被践踏的底层，而强者具有恣意凌辱同类的特权，强弱所依恃的不过是暂时的力量的对比，权力，地位，甚至仅仅是暴力程度的对比。暴虐在更强大的暴力面前可以瞬间转化孱弱，并且把所有的暴力都宣泄向弱者，那个可怜的中选的弱者不仅是瞬间丧失了人道对待，那些集体施暴的人，貌似强者，可是又何曾站在人道的立场呢？

看到狗熊宝宝的命运，让人不自禁地怜惜那不会说话的哑巴，所以有人站出来为它们说话。可是那些会说话的人呢？那些各种各样的喉舌和代表们，有没有想到过为会说话的哑巴们说话呢？为段英，为李腊英，为何小船和她那些在暴力面前颤抖的室友说话，为在沉默中扭曲得要断裂的人性说话呢？

狗熊宝宝要的是正常的对待，而我们的声音似乎也只能替狗熊们说话。如果集体性暴虐和孱弱真是我们不可变更的国民性格，那么这一切的悲剧我都无话可说。毕竟，这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凌辱并不是罪恶的开始，不过是一种结果。最大的暴虐是我们共同制造了把强人和弱者分割的不公平地域，可是没有人说不裕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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