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此文是想说明：
让那些在民运高潮期争相作民运、而在低潮期却迫不及待地与民运厘清界限的人去作他的非民运人士或以加入“扫荡”营垒而自得吧；让那些成天沉醉于民运并未失败感觉中的民运永恒代表人物去庆祝他的胜仗连连吧；让那些成天以民运主流自居却让民运队伍越战越弱的“领袖”们成天龟缩在自己的“主流”小巢里去自我或互相感觉良好吧；让那些成天热衷于以某党主席的身份向布什、布莱尔的当选发贺信的“秀民运”对外界的批评乃至挑战作鸵鸟状或阿Q状吧，在这“扫荡民运”甚嚣尘上的时刻，在本可以籍中共接班危机向专制发起冲锋的2002年，民运马前卒高寒即使因两栖或多栖作战而战死沙场，即使最终应了某公某郎所谓的“为他人挡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天才预测，也在所不惜那本来就并不高贵的羽毛。
民运马前卒高寒
2002-6-24 于纽约
原文前言
此文曾分别提交给今年一月在纽约召开的“第一届全球中国民主运动前途讨论会”和八月在波恩召开的“‘邓后中国：问题与对策’国际研讨会”，大约因其论文审查者们的关注点均不在诸如此类议题而致该文无缘到会交流。近日以中共十五大为标志的国内政局的发展更证明了本文的一个论点：民运应当用强有力的地下斗争给党内改革派以适当的奥援。有鉴于本文所涉问题的迫切性，作者殷切地希望能同那些对中国民运的战略策略问题之理论与实践均确有兴趣者、对中国民运的前途至今仍不失关注之热情者交流，以期能对这一尖锐而重大的现实课题展开严肃而深入的讨论，以利于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实际开展。
高 寒 1997.9.20.于 布达佩斯
（一）建立地下民运组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海外民运公信力的降低，尽管原因可以找出许多，但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应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它却并未交出漂亮的成绩单！一个战绩平庸的球队，是不可能获得（更别说持续地获得）公众的喝彩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人们已经提到过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下面也将提到──诸如民运领导者的道德操守、民运组织的内部运作机制等等外，更重要的，还应当从民运的基本战略、策略上找原因了。这包括：建立地下民运组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建立地下民运组织的可行性，民运组织的角色定位，国内外民运组织的关系，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和平手段与暴力手段的关系，如何选择突破口，如何与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类政治势力包括与台湾的结盟，海外民运的公信力重振，民运基金的筹措与管理，……等等。
2、无疑，今天凡是打算深入地思考一下中国民运策略的人都会首先想到胡平的《中国民运的反思》这本书；凡是打算要与之严肃讨论中国民运的策略的人都会首先想到胡平先生。尽管胡平书中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并不逻辑地直接引向否认非法的地下斗争，但是，起码他的基本论述重心不在于此。
胡平的那本书，至多也只是谈到了“本应怎样做”或“应当怎样做”，但却没有去谈（忽略？未及？）“由谁来这样做”，或“只有由谁来做，才有最大把握导致某种预期的良性（选择）结果”。须知，当民运的高潮到来时，由平时就“时刻准备着”的地下民运组织来做与由临时凑合而成“菁英群体”去做，绝非同一码事。换言之，胡平的书只涉及了棋谱而未涉及到棋手（队）。然而忽略了这后一环节，与那种棋谱、棋手两个环节一概不讲就要上场去与“专业棋队”对抗的赛事，就其对弈结局而言，并无什么两样。可见在一个人民的结社、出版、言论等权利均被剥夺殆尽的集权社会里，对于一场大的群众性街头抗争来说，其临时性指挥机构的背后有无民运地下组织的强有力的影响和运作，其结果会是大不一样的。俗称：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倘将此话中的“看”改为“干”，即：外行干热闹（干得欢），内行干门道，那就可说是一语道破了89民运进退失据的真谛。
曹长青、封从德断言胡平的理论缺乏可操作性，但我则以为，这个结论只可被限制于特定的前提下──即在那种其背后并无有力的民运组织活动其间、且因突发事件而引燃的群众自发性民主运动中（很可惜，八九民运恰属于此）──才显得不无道理。换言之，我以为，就一般而言，胡平的所谓“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诀并非完全不可操作，但前提是你必须得有一个平时就训练有素的坚强组织。然而倘若民运组织的建立，只能是如今天一些民运团体、民运人士所津津乐道地那样要以“合法性”、“公开性”为前提（其代表性主张可参看杨周“民主运动必须公开化”，分别载《北春》95年1月号和《中春》95年12月号），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民运组织”在大陆就只可能是“无”了；如此一来，即使历史再给我们十次民运高潮的机会，运动都仍旧只能是大伙儿“跟着感觉走”，从而难逃失败的厄运。
3、眼下让人似有种紧迫感的是，一方面，中国正处在一个专制政权的世代交替因而随时有可能突发政治危机的最敏感时刻；而另一方面，与这种随时有可能因突发事件而引发政治危机的形势相比，中国各民运组织却很难说已具备了那种一遇危机即可迅即动员进入角色以影响政局发展的基本素质。然而，政治组织的这种危机处理的整体素质，又决非仅靠少数菁英的临时发挥所能奏效。它多少有点象一支快速反应部队那样，要靠平时有计划地培训与演练。89民运之所以失败，尽管人们已经论及了许多缘由，但当机遇降临时，以一支临时凑成的业余棋手去挑战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棋手，恐怕应算一重要原因。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在大陆内部民运方面可说是并无专业棋手队伍，这当然与中国民运本身在当时的成熟度有关。
因此，相对于胡平的结论，我认为，89民运的失败，更深层的原因恐应为：没有自觉的民运地下组织来领导这场运动。质言之，在1989年，中国的“体制外”民主运动还未成熟到要以非法斗争去促进合法斗争这样的自觉程度（请回忆一下六、四以后的流亡菁英们对民联的“疑虑”；更何况，即使是民联本身，似乎对“地下组织”、“地下斗争”也不是毫无“疑虑”的）。别说89年，就是在今天，大陆民运的主流部分难道对此就有所共识吗？
4、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那多年来几乎已成了时髦词儿的“民运低潮”，难道不可以认为导致这持续“低潮”的诸种因素中也有民运自身的一份责任吗？难道不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我们被自己的那些个以为离开了干“建设性合法反对派”外便无事可做的心态束缚了手脚、从而使民运失去了好些历史机会吗？其实，政治高潮＝客观危机＋主观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讲，民运高潮是要靠民运组织积极有效地去促成才可能到来的。因为尽管政治危机的积聚常带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它的爆发则往往又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譬如89年春，谁又能料及胡耀邦会猝然辞世呢？）。更何况历史的机遇往往还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民运组织倘若没有靠平时多年积蓄、操演练就的捕捉政治危机的敏锐素质，没有遍播于中国大地的民运种子，届时那就很难做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那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事后扼腕叹惜了。民运组织的这种基本素质与形势需要的巨大反差，有理由让人担心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会又一次失去历史的良机。远的不说，起码去年夏秋的保钓运动，多么好的一次本可大发动的机遇，就因民运在国内其实并无有力的组织──而这类组织在今天实际又只能以地下状态存在──准备，我们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流失了。
5、历史的机遇，对于有准备者和无准备者是大不一样。89年胡耀邦的逝世，一下触发的惊天动地的89民运，这和此前民主力量借胡、赵多少予以容忍的一些公共活动空间而所作的准备有关。然而六、四以后，中共也在作“中国专制的反思”。从中它大概也总结出了个“八字诀”，叫做：剿灭萌芽，封死空间。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中共控制的收紧，而恰在于，中国民主力量似乎只会跳一种舞步，它不能及时地随着场景的转换而自如地改变步幅。但倘若民运再这样自我设限下去，即使有一天中国突遇什么偶发事件，那么，我们仍有可能会象去年骤然升起的保钓运动那样坐失良机的。如果说80年代中国民运的排拒地下组织，最终导致了89民运因不能进退自如而失败的话，那么，倘90年代我们再继续排拒地下组织、地下活动，中国民运就很可能在大陆因既失公共空间又无秘密空间而难有落脚的根基了。
6、与“民运低潮”相适应的是，一方面，无论是国内国外，民运都倍感势单力薄、孤苦无援。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将其组织现今存在的意义已缩减到“旗帜不倒、队伍不散……”（万润南），或“三十七计撑为本”（徐邦泰），就足见其窘境了。但另一方面，国内民众的自发地抗争则此起彼伏、延绵不断。请看看大陆现在各地时有所闻的工潮、农潮、学潮，抗捐、抗税……等等，其背后大都几乎未体察到一丝民运的影子。但民运若不去同这些与老百姓日常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且有着相当广泛阶层的参与、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已使中共焦头烂额的人民自发的抗暴斗争相结合，它又怎能获得大陆民众的认同？又怎能不感到底气不足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若探究起来，我以为甚至可追溯到与中国民运自79民主墙被镇压后就一直被一种“沙龙化”的倾向主导着有关。该倾向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鄙薄民众，傲视民众，尤其是视最下层的工农基本群众为群氓；只看到民众盲动的破坏性力量，看不到民运本应植根于其中的深厚伟力。那些大声呼唤着“中国应造就一大批中产阶级”的朋友，似乎忘记了当年西方各国的那个与封建贵族作斗争的新兴资产阶级，之所以能扭转乾坤、改变世界，其实际上是背靠着比他自身宽泛得多的第三等级，实际上是作为整个第三等级的代言人而叱咤风云的。因而这些朋友的眼睛大都只盯着自己的那同质性小圈子，盯着上层或国际，即将民运组织的运作，多局限于知识分子群；将中国民主变革的希望过嗟丶耐杏谥泄采喜愕娜ㄕ(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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