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他成了中国反对派人士与西方世界的中介体。他每天与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联系，他们向他大吐苦水。中国人想与外界建立联系、又不被情报部门窃听，就要购买可用于手提电话的电话卡。卢四清的传呼器已开始哔哔作响时，他就马上找一个香港的电话亭，按照号码打回大陆去。每当一名反对派人士被送进劳改营、基督徒被警察从祷告的场所拖进警察局、天主教的主教被捕、法轮功成员被投入关押所或新闻记者受到虐待时，卢四清身上的传呼器就会拉起警报。当工人被迫下岗、农民抗议苛捐杂税和干部的暴戾行径时，卢四清总是第一个获得消息。因为他的名字和传呼器的号码已经深入到中国边远的省份了。“有两千多个人跟我互通声息”卢四清说。不像其他的有实力的人权组织如国际大赦、人权观察那样可以雇佣许多编辑和学者为他们工作，卢四清的“中国人权与民运信息中心”既没有办公室也雇不起助手，他得到的捐款只够他在靠中国边界的地方租一个小房间。他自称：“我是个光杆司令”。卢四清把信息发给全球各地的新闻通讯社和政界人士，让世界都知道这些受害者的命运。1998年他报道了中国民主党（CDP）无法根据宪法上规定的权利，进行登记注册的消息，以及当局严厉的处置方法： 中国民主党的创办人至今还坐在牢里。很多大陆的新闻记者由于报道通不过新闻检查，也经常去找卢四清。他们希望通过他跟西方的联系，把官方不喜欢的消息传布出去，并且对官方形成压力，从而能对新闻解禁。卢四清曾将去年3月6 日江西省一所小学爆炸，造成42 人死亡的的消息报道给外界，那次事件中孩子们被迫制造爆竹，以赚来的钱支付教师的薪水。大家知道这位香港的人权分子对于来自大陆的消息都仔细地先进行调查。他说：“我知道可以打电话给哪些人，有时候我装作是地方的代表、党委书记、受害者的家属或者地方报的记者。”卢四清对大陆政权的内部运作，有多年秦里的痛苦经验。他的干部父母在他刚出生不久，就被打成右派，关押起来，直到他十三岁时他才地一次见到父母亲。十六岁当兵，由于写信给红旗杂志提出言论自由的要求，他触犯了上级，被投入监狱一年。在湖南家乡他成为一个相当有成就的建筑技师，地方报纸称他为“先进工人”，并得到上学进修的奖赏。1989学生抗议活动开始时，他也投入并在长沙组织了游行示威。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他又坐了将近一年的牢。1993年，他逃到香港，获得了英国殖民政府的政治庇护。北京的共产党干部们对卢四清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无法可施。1997年香港回归，共产党领导答应给予香港居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50年不变。如果对卢四清采取行动，投资者很可能对香港丧失信心。然而，北京正在不断对香港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卢四清这样麻烦的家伙采取措施。中共逼着香港政府，取缔“颠覆活动”。按照一项新法律，香港政府将可以打击“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捣乱和颠覆分子”。卢四清在他的第二故乡失去了安全感。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有种感觉，中国干部在对他进行紧迫盯人。他说：“他们恨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要留在香港，他说：“我的工作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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