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读到德国前总理勃兰特跪向波兰死难人民纪念碑，代表德意志民族表示忏悔的时候，有谁怀疑过勃兰特总理的国家民族代表资格？全世界的人们都感到心灵的震撼，几乎都接受了他的所代表的民族忏悔。当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金的时候，人们都联想到，这是德国人民的光荣。
可是正是这位勃兰特Willi Brandt，曾经丧失过德国国籍，改名换姓（原名福拉姆，勃兰特是逃亡时的假名，成名后因袭用之），借用过外国护照，加入过挪威国籍。直到1945年才回到柏林，申请恢复德国国籍。
中国的异议知识分子杨建利博士回国考察工潮和社会状况，被中国当局关押，失去自由。过去，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王策博士也为劝说中国党政领导人厉行改革，放弃一党专制，和平转入民主宪政，结果以偷越国境罪判处四年徒刑。（现已释放出狱，回到西班牙）。王策被判刑并且不被“宽恕”出国，必须长期服刑的原因仅仅是他仍然持有中国国籍。王策博士的夫人唐绚中曾经介绍过王先生的想法，他并非没有机会取得欧美国籍，可是他坚持持有中国国籍，就是立志要为中国的前途贡献自己的全部心力。哪怕因持中国国籍而坐牢，他也要把牢底坐穿。杨建利先生也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也有几乎一样的信念，坚持持有中国国籍，随时以本国公民的身份为国为民报效前驱。如此的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仿佛是当今中国社会败风披靡道德沦丧的暗夜中耀眼的星斗。
每个人都可以坚持信念的选择。但是今天我们也应该反复掂量持有中国国籍与民主人权事业的实效之间的得失。国籍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志业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外国国籍并不妨碍一个中国人继续为国内的民主人权奔走，却可以成为遭遇迫害时的护身符，中国当局面对外国国籍知所顾忌，外国政府借此可以依法干预。而且确实也有不少已入外籍的中国人依旧在从事中国民主人权的活动。如果必要时，依照国际的惯例，像勃兰特一样恢复祖籍国国籍也不应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关于国籍和民主活动的关系，勃兰特的故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勃兰特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把民运志士放逐到西方国家来，他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历史前例。孙中山、秋瑾、邹容、刘天华；甘地、列宁，中共留法勤工俭学团；索尔仁尼琴、昆德拉等等。留德学人想起了纳粹时期的德国流亡政治家，后来的德国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利·勃兰特（1913-1992）。
勃兰特原名福拉姆，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日生于德国北部名城吕贝克。他是一个非婚生子，生父不知谁何，母亲是个售货员。家庭社会地位不高，外公和母亲都是典型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勃兰特从高中时代已经接触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工运的青年活动家。高中毕业以后，一九三三年纳粹的白色恐怖已经无孔不入，他和许多左派青年逃亡北欧，经过瑞典，落脚挪威。化名威利·勃兰特。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流亡异国的生活，给流亡者带来许多压力。德国的诗人、戏剧家布莱希特形容居留签证的困扰，把居留许可称之为“生命的许可证”。其中的艰辛困扰只有经历过国内户口迁移和海外签证麻烦的人才会感同身受。为了一纸居留许可，一张床位，一个饭碗，一笔现金，耗费了流亡者们无数的精力和心血。
平心而论，海外（北美西欧）中国知识分子今天的居留许可比他们当时的情况还要轻易得多。德国的政治和宗教庇护政策正是对当年纳粹时期流亡政治家避难经验的反馈。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代政治家们的政治作品。他们深知，没有海外的政治庇护权利，就不会有战后德国政界的人才济济。一九九三年德国限制政治庇护的修订条例在国会讨论时，左派列出曾在国外流亡、申请过庇护的德国政治家名单，名单很长，令人吃惊。
当时的世界各国对于德国的法西斯统治和损害人权的状况并非一无所知，可是他们对于德国的经济力量迅速成长和德国拥有的强大武装，十分害怕。当勃兰特和他的同伴们到荷兰去举行工运国际青年局成立大会的时候，德国要求荷兰王国的警方配合，捉拿、引渡所有的德国反法西斯份子。荷兰当局为了一时的利益苟且偷安，竟欣然应允，突然袭击了大会会场，许多民主志士被他们一网打尽，引渡回德国，被投入集中营。勃兰特因为持有一本挪威的假护照，得以幸免于难。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后来德国法西斯当局并没有对荷兰王国的合作投桃报李，侵略的铁蹄照样踏平了无数和平的荷兰村庄，毁灭了无数的工场和桥梁。
相比之下，当前各工业国家（台湾和日本除外）对于流亡海外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默许的政策，也基本上没有逮捕和引渡的恶例。比当年德国的海外流亡人士处境优越了许多。不仅大批参加民主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海外获得了居留，而且使大批并无反抗政府言行的留学人员获得了长期海外居留权，更使数十万淘金打工的中国公民也顺势获得了移民海外的机会。
勃兰特凭他的年轻和能干，相当迅速地学会了挪威语，并成为斯堪迪纳维亚报刊的记者和德国新闻评论者。同时他又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青年活动家。他活跃在两个社会圈子之间。一方面，他是德国流亡者，关心德国的命运，支持德国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另一方面，他又是挪威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观察和学习北欧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实践。
吊销不同政见者护照，即取消公民国籍的首创“专利”不属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德国法西斯秘密警察在挪威和西欧的特工人员逐步查明了勃兰特就是福拉姆。于是在一九三八年柏林的国家公报上公开宣布，勃兰特为“人民共同体的敌人”，取消其德意志帝国的公民权。勃兰特的护照失效以后，在挪威领取了临时的外籍护照(FremdePass).
当纳粹德国一步步威胁挪威政府严厉限制挪威的政治流亡人士的时候，挪威慑于德国法西斯的淫威，竟然步步退让，开始驱逐在挪威没有亲戚的德国流亡者，勃兰特获得了比他年长九岁的社会学者卡罗拉小姐的爱情。她决定跟勃兰特结婚。婚后立即申请加入挪威国籍。可是局势急转直下，入籍手续的半年期限还没有期满，德国法西斯的侵略铁骑已经踏上了挪威国土。几天的抵抗之后，挪威投降了。勃兰特所持有的外籍护照反而成了祸害，万一被德军和秘密警察发现，立刻会被送回德国集中营。幸好一位曾在西班牙一九三七年反佛朗哥战争中结识的挪威籍西班牙朋友救了他，脱下了一身挪军制服，让他销毁外籍护照，再冒充挪军战俘，混入战俘营，接受德军的遣散处理，然后逃亡瑞典。一年以后，妻子带着新生的女儿与他在瑞典团聚。从挪威流亡政府那里，勃兰特获得了挪威国籍。
流亡的时间长达十三年。流亡中，他曾冒用挪威大学生的名字到柏林去“留学”，了解德国纳粹政权的现状，到法国传递国际工运的信息，在欧洲各国筹建国际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机构。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的共和保卫战，同时又是德国流亡者中的理论家和组织者。海外的德国流亡人士不仅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而且在政治组织上发生许多的争吵和内斗。勃兰特所在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成员一度分裂成勃兰特派和反勃兰特派。双方闹到互相见面不讲话的程度。当时的流亡人士中流传着一句话说，海外的政治运动组织好比是植物学上的低等动物，几乎是依靠自身的分裂才得以维持生命的延续。海外异议运动的统合之难，并非自今日始，也并非中国人素质特别低劣。
苏军和反法西斯盟军的战斗节节胜利，勃兰特和他的战友们期待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到来，苏军和盟军踏平了希特勒的军事国家机器。德国几乎成了一片满目疮痍的瓦砾堆场。可是勃兰特就在这个时候，如飞燕南归，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祖国。他宣布放弃挪威国籍，重新申请加入德国国籍，并重新回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之下。（当年他是脱离社会民主党，筹建社会民主工党后逃亡国外的）
十三年的流亡生活并没有付诸东流。勃兰特已经锻炼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已经写出了一些理论著作。他吸取了北欧社会民主党人的宝贵经验，在后来的党务和国务活动中借用了这些有用的经验。他在流亡中已经体会到，挪威社民党人从传统的基督教民主文化中，从经典的人道主义中所汲取的力量比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得到的多得多。
这些经验为勃兰特和其他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提供了现实的榜样。导引这些激进的革命者回归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道关怀。战前苏联三十年代的疯狂大清洗，从反面教训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人，警惕共产主义的血腥本质。
勃兰特用自己在流亡中大难不死虎口余生赢得的生命来重建他的祖国。德国将在瓦砾中重新崛起。东西方对峙以柏林为前线，东德和苏联的倒行逆施使得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在西德声名狼藉。他和他的党在一九五九年哥德斯堡通过了新的纲领，彻底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跟共产党人划清界线，社民党不再是一个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全民的党，选择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道路。重新去赢得人民的信任。仅仅在新纲领公布十年之后，社会民主党就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勃兰特从柏林市长、外交部长、副总理一步一步前进，终于当选成为联邦德国第一任社会民主党的联邦总理。
在总理任期中他完成了“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妥协。跟苏联、跟东德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他在访问波兰期间，出乎所有政界和新闻界的意料，竟然跪立在第二次大战中波兰死难人士的纪念碑前，代表德国民族向战争受害者请罪。这一震撼人心的举动，感动了世界各国的人们，为德国人民重新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信任表达了真诚的忏悔。他的国务活动赢得广泛的赞赏。一九七一年勃兰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金。
勃兰特的榜样告诉我们，流亡海外并非无所作为。流亡的代价当然是沉重的。报国无门，有家不能回。必须忍受许多人的嘲弄和异样眼光，失去许多优惠的机遇，反而不断受到官方的刁难和限制。即使实现民主以后，人民也未必会按照过去曾为民主做过奉献而对他论功行赏。但是海外的流亡民主人士中必定会有卓越的人士脱颖而出，为未来的民主中国奉献长才。勃兰特是一大(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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