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0月28日訊】一九五七年七月，我畢業於湖南第一師範，為響應黨的「支援老蘇區」的號召，放棄了省城的優越條件，申請回瀏陽執教。
那年提前一個月放寒假，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到瀏陽縣城參加整風學習。我也興致勃勃地參加了。全縣分東、西、南、北四個區，老師們分別按區在指定的地方學習。我們東區，集中在城東完小。各鄉派一個「宣委」帶隊，一律內宿內餐。給每個學員發了一張紅布做的條形出入證，佩戴在左胸前。第二天，全縣教師集中在縣大禮堂，聽整風領導小組縣長的動員報告。他希望各位老師，誠懇地向黨提意見。採取的形式是：大鳴，大放，大字報。」
他接著說：「鳴放時，要做到深、廣、透、盡四個字。顧名思義，‘深’就是深入；‘廣’就是廣泛；‘透’就是透徹；‘盡’就是徹底乾淨。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家不要有任何顧慮，不要怕劃右派，右派是客觀存在的，不是‘劃出來的’。他們是有組織，有目的，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大家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與劃右派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大家請放心，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第三天，分組討論，大家暢談聽了報告的心得體會，歷時二天。縣長給全體學員注射了一支「強心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家消除了顧慮，精神振奮，誠心誠意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我是剛從學校畢業出來的。《政治》教材上的「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不斷地檢討與批評自己，克服本身的缺點，使自己永遠立於不腐敗之地，這就是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根本標誌。」這句話還深深地清晰地銘刻在我的腦海裡。聽了縣長的報告，使我更進一步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從內心深處佩服共產黨的光明磊落，正確偉大。由衷地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在討論的時候，我誠懇地說：「我相信共產黨，擁護共產黨。我一定積極幫助黨整掉那些不正之風，使中國共產黨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大鳴大放的火就這樣燃起來了，而且越燒越旺。我懷著赤膽忠心，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投入了聲勢浩大的大鳴大放。我講得最多的是關於蘇聯的事。翻開我國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沙俄侵略我國的史實還少嗎？今天，為什麼還要低聲下氣地結交這個「老大哥」呢？我在一師讀書時，學校改百分制為「五級記分」，就是從蘇聯學來的，它比「百分制」有什麼獨特的優點呢？我們所學的《心理學》、《教育學》以及各科教科書，全是蘇聯的譯本。
更為甚者，上體育課，學走「蘇聯步伐」，堂堂的中華民族，華夏子孫，連走路都不會走，要學「蘇聯步伐」！壟斷市場的「蘇聯花布」，也不見得比國產品要好多少，只不過是加了個「蘇」字罷了。恕我說句不中聽的話，只要加上個「蘇」字，連屁都是香的。還有，抗日戰爭勝利，明明是美國在日本投了兩顆原子彈，炸死了十幾萬人，才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的。但今天的歷史，將這一事實完全抹煞，隻字不提。卻說是蘇聯出兵我國東北，迫使日本投降的。這不是故意歪曲歷史嗎？我最後提出：「《瑗琿條約》是中俄不平等條約。條約規定，中國割讓黑龍江以北與烏蘇里江以東的領土予俄，總面積110多萬平方公里，其中包括海參崴軍港在內，還賠償俄國大宗白銀。現在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成了中蘇的界河，我國的四大河流，如今成了三條半。」抗戰勝利後，所有不平等條約都徹底廢除了。這個喪權辱國的《瑗琿條約》，為什麼至今還不廢除呢？
領導大肆表揚鳴放積極份子，我也受到了表揚。如果哪個組稍有鬆勁，就有帶隊幹部來煽風，來點火，來啟發，來誘導。我們古港區稍有「遜色」，大光鄉宣委章漢雄就來我組「指路」：「你們為什麼沒有東西可講呢？五四年三口穿了水庫，淹死了那麼多人，不是可以講嗎？我估計，在座者，肯定有親屬浸死了的，難道你們不痛心嗎？」他這一煽，竟煽出了許多個「右派」，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是三口人，五四年三口穿水庫，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這次穿水損失巨大，浸死的人和沖毀的房屋，都是數以千計。單說三口完小就有一個六年級畢業班正在集中複習，還有十幾個老師幾乎全部遇難。還有一壩、白露等幾個村的農戶。洪水所到之處，房屋無一倖免，連歷時幾百年的王家祠堂——當時的四區區政府，都連根拔掉了，幾噸重的麻條石都被沖得有半里多路遠。在章漢雄的「啟發」下，我將這一事實全部「鳴放」了。
我滿懷義憤，本著「愛之深，責之苛」一片赤誠，幫黨整風，向黨提意見。誰知竟闖下了滔天大禍——昨天表揚的鳴放積極份子，霎時間變成了「右派」，而且當上了「破壞中蘇友好」的典型，被推上了縣鬥爭臺。還有幾個和我一樣的，在鳴放中曾經受到表揚的鳴放積極份子，他們鳴放的內容，被歪曲，被斷章取義，被上綱上線，原本是善意的，推心置腹的，肝膽相照的意見，一下子變成了「毒草」，變成了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毒箭」。開始收網了。我們這些人的出入證被扯掉了，被畫上了花臉，有的還挨了耳光，最後被關進了「反省室」。
看守所反省室的李明，他出身地主家庭，父親在土改時被鎮壓，還有海外關係。平日言談，他總是怪話連篇。這次鳴放，他一言不發，開會時，他不是去打水，便是藉故去掃地或打雜，他偽裝積極，竟一躍而成了「左派」，戴上紅袖章，來監視我們。他「左」得出奇，別出心裁，在每人進「反省室」的人臉上，用墨筆寫上個「右」字，以此侮辱他人人格。
此時，我才恍然大悟，我上了當，受了騙，鑽進了人家早已設好的圈套。我後悔了，但我心裏始終堅持一個信念：我沒有錯！我所鳴的、放的都是事實，沒有絲毫反黨的成分，在我的骨髓裡也找不出反黨的細胞，我拒絕寫「反省」。此時，我明白了：「政治」原來就是「陰謀」。
首先是小組鬥爭，我是第一個挨斗的。在鬥爭會上，我擺事實講道理，同他們進行了面對面的辯駁，不承認是「右派」。由於我不承認他們強加於我的罪名，所以我挨鬥爭的次數最多。他們辯不過我便喊口號，以勢壓人，他們氣急敗壞，罵我「死頑固」、「死不老實」、「死不悔改」……
為了說明右派是有組織地向黨進攻，他們還說：「你與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是一根綱上的人，他們是你的同夥，是你的上司，你們一個鼻孔出氣，他們在北京，在上海，你們這些小嘍囉在瀏陽遙相呼應，這不是‘組織’？不是‘綱領’？又是什麼？」
如此生搬硬套，我還能有什麼可說呢？有一次鬥爭我，一個姓文的給我定了十大罪狀，聲嘶力竭地咆哮，拍桌打椅，罵我「不是東西」。我忍無可忍，回了他一句：「你是什麼東西？自己坐在屎堆裡，還不知屎臭尿臊！」他氣勢更凶了，還想動手打我。我氣極了，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紙團，往桌上一丟：「這是你請我給你畫漫畫的手稿，你就是這樣擁護共產黨的！！」
主持會議的人，隨手抓去紙團。他們看到了他們的積極份子畫的這張漫畫——周總理稱秤分糧食。口裡說：「你四兩，你二兩」……下面跪著一大群老百姓，雙手捧著缽子、盆子，人後面畫一列火車，滿載糧食，上面插著一面紅旗，旗上寫著「支援蘇聯老大哥」。下午，這個定我十大罪狀的文昌，也被關進了反省室。以後的日子，更是人人自危。
鳴放時一言未發的我們的校長，也進了反省室。後來才聽說，有人揭發他，說有次他指著大禮堂壁上褪了色的國旗，說‘這面國旗改朝了’。揭發人認為‘改朝’就是‘改朝換代’，就是要將‘五星紅旗’換成‘青天白日’。
其實，「改朝」是我們瀏陽的一句俗話，就是「該換」的意思，但在此時你即使長了一百張嘴也講不清了。
次日開大會，重點批鬥我的「反蘇」，「破壞中蘇友好」。我與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駁。當他們說到「既然兄弟相稱，就不要計較你我得失」時，我氣憤填膺地頂了他一句：「是呀，‘兄弟相稱，就不要計較你我得失’，連祖國的領土主權都不要了？！」被我駁得理屈辭窮。批鬥我的人惱羞成怒了，吼道：「死不老實的傢伙！你的言下之意，就是說毛主席是賣國賊！」我急了，回敬他一句：「我可沒說，這句話是你說的呀！」他心虛理虧嚇得渾身哆嗦，下不了臺。鬥爭會開不下去了。主持會議的人只好領著大夥喊了口號，便宣布散會。
通過整風反右，全縣二千四百多位教師，劃出近八百個「右派」，還「清查」出了一百多個「歷史反革命」，兩者之和，佔教師總數的三分之一強。我們學校十一位教師就劃了七個。一場天大的政治騙局，一次空前的「文字獄」，籠罩著整個神州大地。無辜的，赤膽忠心的，善良的上百萬知識份子，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不少的剛烈者，丟掉了生命，還落得一個「畏罪自殺」的罪名，大批的「牛、鬼、蛇、神」被趕進了勞改農場和工廠、礦山，或遣返農村，回到學校的所剩無幾。新中國剛剛建立，正是經濟恢復時期。國家的建設，民族的振興，是多麼需要知識，多麼需要文化啊！在此關鍵時刻，如此殘酷地、空前地「焚書坑儒」。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不惜推行愚民政策，這是始作俑者天大的罪惡，也是他的悲哀。
整風反右，是新中國歷史的轉折點。自此再無人敢說真話了，無人敢提意見了，更無人敢主持公道了。道德、公理完全成了一句空話。而毛卻為自己獨裁統治掃清障礙奠定了基礎，自此共和國在流淚，在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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