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3月24日訊】「四人幫」垮臺後，老幹部整體東山再起，紅二代的處境也隨之改變。
十年浩劫，老幹部及其子女的遭遇遠不是最慘的，但卻是反差最強的，因而也是震撼最大的。假如說此前他們還有什麼紅色革命理想的話，那麼經過文革，這種理想已經徹底破產。
只講一件事就夠了。據彭博社報導，中共「八老」（鄧小平、陳雲、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楊尚昆、王震、宋任窮）的後代幾乎有一半都在海外，而且是在他們當年賭咒發誓要打倒的發達資本主義的西方。
國人的留學潮、出國潮興起於八十年代後期，而早在八十年代之初，紅二代們就捷足先登了。紅衛兵創始人之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作者、清華附中老三屆的駱小海，曾經寫下過「血染太平洋，頭斷華盛頓」詩句，早在八十年代之初就留學美國；在八∙一八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也是在八十年代之初就留學美國。
還有習近平，習近平的姐姐在加拿大，弟弟在澳大利亞。習近平的前妻是中國駐英外交官之女，一度也想讓習近平本人到英國，習近平沒同意，其後不久兩人離婚。箇中詳情外人固然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在當時，無論是習近平前妻一家，乃至習本人，都不那麼看好像他這樣學歷不高、政績平平的人的仕途前程；他們都沒有料想到以後的中國政局竟然發生那樣的變化，以至於30年後習近平會被送上中共黨國最高領袖的寶座。
再說薄熙來。薄熙來先是上了北大歷史系，據說當時就猛攻外語，希望出國；然後又進了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所。據他當年的同學說，那時候，薄熙來的最大願望就是當個駐外記者，每年能搬回幾個「大件」，多弄點外匯券。
在當年，也有紅二代立志從政的，例如劉少奇之子劉源。在1980年北京高校競選運動中，在北京師院就讀的劉源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站出來競選。他在一次答辯會上講到自己參選的個人動機時說：「……這十幾年，我與全國人民共同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大災難。我的家中死了四個，六個進監獄。我自己，起碼可以說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顧自己的經歷，那太令人不寒而慄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場場景色都深刻在我心裏，不時地漂現腦際，不讓我安寧，我想任何一個曾無言地與父母生離死別的孩子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走過唾沫和侮辱的狹道，曾幾次被拋入牢房，在那裡埋葬青春；在餓得發瘋的日子我像孤兒一樣生活過，像狼一樣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著牙活下來。誰曾目睹過父母在侮辱的刑場上，在拳打腳踢中訣別？誰曾親眼見過有人往才九歲的小妹妹嘴裡塞點著的鞭炮？大家能想像我心裏的滋味。我咬著牙，一聲沒吭。從十幾歲起，我就在鞭子下勞改，在鐐銬的緊鎖中淌著鮮血；多少年，在幾千個日日夜夜裡，每一小時我的心都在流著血和淚，每時每刻都忍受著非人的待遇和壓力。我緊緊地咬著牙，不使自己發瘋。為什麼？就是為了看到真理戰勝邪惡的一天。……今天，回顧以往的苦難，我決不允許讓別人，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再經歷這樣的痛苦！我必須站起來為人民說話。為了避免災難重演，就必須鏟除產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實現民主，不管有多難，路有多長，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去爭取民主。」
在這段話裡，劉源沒有忘記他的紅二代身份，但是他當時的政治理念已經和紅衛兵時代大相逕庭。至少在那時，劉源決不認為，老子打了天下，兒子就理所當然地該坐天下。他參加自由競選本身就有力地否定了這一點。這顯然和現在說的紅二代的使命感不是一回事。
在八十年代，也有很多年輕人遵循體制內路徑從政，習近平也算其中之一。不過在當時體制內從政的年青人中，習近平並不起眼。當時的政壇新秀很少紅二代，僅有的幾個也不算出色，領跑的幾乎都不是出身高幹，例如出自北大的張煒（六四前是天津開發區主任）、潘維明（六四前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和李克強。八十年代有部很流行的電視連續劇《新星》，講的是一位年輕的縣委書記的故事。現在有好逢迎者說劇中主角的原型就是習近平。可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都知道，如果說「新星」在現實中確有原型，那是翁永曦。
在八十年代，紅二代遵循體制內路徑從政，其家庭背景使他們容易獲得較高的起點，但要再往上走就不行了。陳雲之子陳元就是一例。陳元是文革前清華大學的學生，文革後又獲得中國社科院的碩士學位，既有年齡優勢又有知識優勢。1982年被調任北京市西城區區委副書記，以後又當到北京市委常委和北京市體改委副主任，可是在1987年十三大前的差額選舉中卻沒選上黨代表，自感前程受阻，於是就轉赴中國人民銀行當副行長去了。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每逢在黨代會上搞差額選舉，紅二代們就遭遇滑鐵盧。
在八十年代，政治上活躍的紅二代們，基本上都是改革派，而且大多都帶有自由化的色彩，例如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陶鑄的女兒陶斯亮等等（不知戴晴算不算紅二代），甚至也包括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由他掛名主編的《二十世紀文庫》，編委會裡面就有不少自由派知識份子、民主牆運動和高校競選運動的活躍人物，實際負責人李盛平是民主牆時期民刊《北京之春》的編委，又是高校競選運動中北大一分校選出來的人民代表。
應該說，八十年代的中國，是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中，政治上相對而言最寬鬆最和諧的時期。你如果只查閱那個時期的各種文本，或許看不出什麼所以然，因為當時的寬鬆與和諧，主要體現在整個社會的氣氛上、氛圍上、心態上和趨勢上。唯其如此，才會有後來的八九民運；而六四屠殺為這一演變趨勢打上休止符。
（未完待續）
来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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