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網上看見老友鐵流的女兒黃曉蘅給胡錦濤主席的一封信，真使我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那是1990年北京亞運會剛開過不久，我應老友鐵流夫婦之邀去北京拜望闊別多年的老友。開門迎接我的是鐵流的夫人任蘅芳老師和一個七、八歲的天真活潑的女孩，那就是黃曉蘅。當我問她「你這名字是誰取的」？她用流利的普通話回答我說「是我爸爸取的。我爸爸是作家，筆名叫曉楓，我媽媽任蘅芳是語文老師，所以我叫曉蘅」。我便故意「刁難」她說「什麼叫筆名」？誰知她說「哎呀，叔叔，筆名您都不懂呀？筆名就是寫文章時用的假名字唄」。引得滿屋人哄堂大笑。任老師連忙說「叔叔是故意考考你，嚴叔叔都是寫文章的人，能不懂筆名嗎」？那時小姑娘留給我的印象是天真，活潑，聰明，可愛。不經意間，17年就從我們身邊溜走了。
當我這次看到她不是用筆名而是用真名寫成的給胡主席的那封信時，黃曉蘅不但已是在美國持有綠卡，且學有所成的高級知識份子，而且信寫得那樣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情理動人，表達得當，真不愧是老作家，老教師的女兒。尤其令人感動的是她的文章更體現出了在大洋彼岸民主國度裡，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對於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十分正確，非常清楚的認知，表達出了一種強烈的公民意識與責任感。這比之於今天我們那些只知金錢玩樂的「嘻皮士」或被「狼奶」灌昏了頭的「左憤青」，黃曉蘅無異於鶴立雞群，不得不為老友鐵流感到高興和驕傲。
「人家生子願聰明」，這本乃人之常情。特別是我們這些在上世紀飽經憂患的過來人，我們遭受那麼多的不幸，不就是為了中國光明前途和下一代生活得更健康、幸福嗎？我承認今天的中國確實比毛澤東暴政年代有了長足的進步。鐵流的心和我是相通的。我們之所以要把當年受過的苦難告訴下一代，並不是要反對共產黨，恰恰相反，是希望中共能繼續向著民主憲政的方向前進，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列寧不是也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嗎？那麼為什麼不可以說出過去我們親歷過的歷史的真實呢？一個只喜歡粉飾，缺乏反思精神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別人談出真相乃至提出一些批評，正好表明瞭對中共執政黨和政府的信任和抱有很大的希望。執政者不但應有廣闊的胸襟，和寬容的雅量，更應有「聞過則喜」的精神來處理好相應的問題。因此我認為通州區個別地方官員對鐵流的騷擾，如果一切情況正如黃曉蘅所說的那樣，那麼他們的行為，肯定是不代表中央的意圖，而且是違背胡溫新政一再強調的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宗旨的。黃曉蘅作為鐵流的女兒，敢於對此提出批評，而且直達國家最高領導人，確實體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清醒和後生可畏的精神。
我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在我的周圍親友中，以及在我的親人中，能有這樣清醒和勇氣的人是不多見的。我在上世紀1957年，也被誣為右派，而且外加「反革命」。而且至今不予改正平反，當然更談不上什麼賠償，甚至每月都只有不到四百元的「就業員生活費」。因此我也寫了一些文章在海外發表，說出自已的遭遇。為此被「有關人員」請去「喝茶」。我非常明確地告訴他們，我只是講出過去歷史的真實，並無意反對胡溫新政。同時賣文，賣畫自古以來都是一介書生的求生活之道。在這物價飛升，米珠薪桂的今日，我那點可憐的生活費無法養活自己和老伴。賣文求生，哪朝哪代也不禁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也明文規定公民有進行文學、藝術創作的自由，並有《著作權法》，明文保障作者獲得稿酬的權利。但是在我的親人兒女中，沒有一個像黃曉蘅那麼清醒，勇敢的人。相反，一個個都嚇得不了，叫我「千萬別去惹政府，那可不得了」！我真不明白一個公民合法，合理的行為，怎麼能叫「惹政府」？我的另一位右派朋友也是投了幾篇「外稿」，他單位的領導來「關心」過問一下，其實人家至少表面上還是客客氣氣，旁敲側擊問了幾句。事後他的夫人嚇得幾乎要哭了，喊著說「老頭子呀，我陪你當了幾十年右派家屬，你未必還想要弄我們一家人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嗎？我究竟還欠你好多啊」！──中國人啊，什麼時候才能有完整、清醒的公民意識？！
看到黃曉蘅那既謙卑有禮，又義正詞嚴的文章，回想起1990年我在北京見到她時，如果說那時的曉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醜小鴨」，那麼到而今，已是「映日荷花別樣紅」的「白天鵝」了！
我為老朋友高興！希望中國有更多這樣的年輕人！
来源: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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