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於「反右」運動五十年
母親在電話裡告訴我：「大舅去世了」，我無言，在心裏輕輕地嘆息了一聲。
觀察這是一個卑微的生命，他的來，他的去，除了他的近親，沒有什麼人會關注，在歲月的河流中，連一小片漣漪都沒有留下。
可是，他也曾是一位有過光彩的人呢。
觀察大舅長母親十歲，據說自幼聰明，學習刻苦用功。可是天有不測，在母親才只有三歲時，他們的父親，我的外祖父因病去世了。外祖母靠著一點積蓄擺了個小茶攤，再加上幫人漿洗，用微薄的收入頑強地撫育三個孩子。讓他們讀書，識字，可最終母親讀了兩年小學，還是輟學了。
大舅知道家中的艱辛，讀書非常勤奮，並順利地考上了他心儀的大學。與此同時，他也得到了一紙市郵政局的工作聘書。他猶豫了很久，看著辛勞的母親，看著輟學在家幫忙母親的小妹，他做出了放棄上大學，接受工作聘書的決定。他對他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說，他要供已輟學在家的小妹（我的母親）上學。
我曾問過母親，外祖母很重男輕女的，為什麼大舅不。母親告訴我，因為他心地好，他覺得他應肩起父親的責任。大舅給母親買衣服，買所有女孩子應有的東西，讓母親在學校不會因為失去父親而自卑。
觀察我想我的大舅從前應該是一個有主見，有擔當的人。
可是，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母親很少談到大舅，只知道她不斷地往家鄉寄全國糧票，寄錢。我在離國前從未見過我的大舅。
大舅七十三歲那年，和大舅媽一起到母親家做客，我正好有事回國。可是當我進了家門，大舅，大舅媽都不在。母親告訴我，數日前的清晨，大舅像往天一樣去外面散步，他在馬路旁的人行步道上慢慢走著。誰承想一輛小車衝上馬路牙子，從背後將散步的大舅撞倒在血泊中。據說肇事司機喝了個通宵，要開車回去睡覺。大舅揀了一條命，右腿粉碎性骨折。我趕去醫院見到了大舅，那是我見他的第一面，在一家醫院的簡陋病房中。大舅媽告訴我肇事車的那家過去和現在都聲明顯赫的公司還沒有給予賠償。我說我找那家公司去，就要往外走。大舅忙喊我回去，說：「別去，他們不好惹的」。我望著大舅，心中一股莫名的悲哀：自己被人無端地傷害到了這種地步，怎麼連理論一下的底氣都沒有。我沒有聽他的話，在回家的有限時間裏，為我的受傷害的大舅討公道。
我問過母親，「大舅怎麼這麼窩囊？」母親對我說：「別怨他了，他能活下來已經是不容易了」。母親告訴了我關於我的大舅的悲哀。
大舅工作以後支撐起了家。母親有了他的幫助，勤奮努力，用兩年讀了四年的功課，以後一路讀了出來。到1949年，大舅已是一個業務高手了，還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常有人請他去寫個匾，寫個楹聯什麼的。他在工作中忍得起，從沒得罪過什麼人。
到了1957年，就是那一個「引蛇出洞」的「陽謀年」，大舅甚至沒有那覺悟去考慮黨，國前途，他只是就事論事地給他工作單位的共產黨支部書記提了條意見，說那書記業務不熟。要說他提意見的對象是一個連芝麻官都算不上的人物，可是大舅的厄運就從這裡開始。他被打成了「右派」，被批鬥，被任意欺凌，工資被降到了18元。他怎麼也想不通，在工作的地方舉著一個灌滿了開水的熱水瓶，砸在自己的頭上……，他被人五花大綁地綁回家。他的神經因此受到了刺激。最後的處理是對他「法外開恩」，不戴「右派」帽子， 「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內定右派」，不勞改，不遣返，控制使用。自那以後，大舅就成了一個顛顛倒倒，膽小如鼠，樹上掉片葉子都怕砸腦袋的人。自那以後，他的思維從來沒有清晰過，但據說他在工作中從來不出錯。
1979， 1980年間，全國都在平反冤，假，錯案，99.9%的右派都被「平反」了（儘管鄧大人說：「反右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母親為了大舅回了趟家鄉。但是，母親被告知，我的大舅不屬於被「平反」的範圍，因為他當時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母親說那工資應補發呀，拿了22年的月薪18元。母親又被告知，既然不屬於被「平反」的範圍，也就不存在經濟補償的問題了。
這就是我的大舅，被折騰瘋，被折騰傻，可他並不屬於那些被折騰的五十五萬，又說有一百多萬的群體。我不知道中國人中像我大舅這樣的人還有多少。
這個卑微的生命在這個喧囂的世界上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我知道，1949年以後，他活得沒有任何光彩。可是，在「反右」五十年之際，我總是想到他，想到這位我只見過一面的大舅。我固執地認為，即使我們的生命再卑微，我們也有生而為人的尊嚴。可是在共產黨專制獨裁統治下，上至毛澤東，下至一個小小的共產黨的支部書記，扼殺一條生命比捻死一隻螞蟻還容易。在中國，在共產黨的專制獨裁統治下，人命如草芥。
歷史走過了五十年，共產黨的專制獨裁統治在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用坐牢，用鮮血，用生命為代價的抗爭中，確實有了鬆動，但這決不是共產黨本身所
觀察任何把人不當人的蔑視生命的制度，都是反人類的，應被人類所取締，無論它以怎樣華美的詞句，唱著怎樣的高調。人類歷史走到今天，這一點已被人類充分地認識到。
在「反右」 運動五十年的時候，我寫下以上的話，為了祭奠一個卑微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