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不久前,也就是7月底,就是這個潘岳,以國家環保總局新聞發言人的身份,就淮河特大污染在北京發表講話:淮河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已超過50%,遠遠超過國際上內陸河合理開發利用程度30%的平均水平,河道基本喪失生態基流,已不能簡單稱之為河流。枯水季節,死水一潭;洪水季節,毒浪滔天,近萬座水庫閘壩的修建導致河流斷
流,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加劇,生態不斷惡化,河流的自然水文性質被徹底改變,淮河基本喪失自淨能力。
淮河治理十年,投資600億,卻污染依舊,其原因一言以蔽之:體制。
淮河污染的最重要來源就是沿河的大企業,對這些企業的治理,本應當成為淮河治污的重中之重。然而,據記者調查發現,十年來,淮河兩岸的排污大戶──特大型企業蓮花味精、豐原生化等依然直接排放污水。『十五』建設的污染處理設施平均動工率不到30%。安徽動工率不到10%。而此時生活污水佔淮河污染比重超過60%;半個多世紀
治淮興建的閘壩工程,變成了各地『攔清儲污、伺機下泄』的工具,52家大型企業再次進入污染『黑名單』……
政府的600億,花的是納稅人的錢;治理淮河污染,是為納稅人服務的大型工程,而至今,中國的老百姓卻都不知道這600億是如何花,又是花在哪裡的!僅此一項,淮河污染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能說當局治污的決心不大,畢竟,淮河沿岸自古就是中國重要的產糧區,於國家的穩定舉足輕重,淮河又是中國著名的大河之一。問題在於,當前國內的種種政策,在中共高層的眼皮子底下尚可執行,一到了地方,就完全走了樣。沒有地方勢力的庇護,這些大企業如何敢於明目張膽的排污?
大陸政府將上述的問題歸罪於地方保護,但為什麼美國的地方保護,不僅不會污染環境,反而會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力量?污染問題本來就是政府問題,要解決環境污染,必須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而監督政府行為則必須民主制度。公眾的參與監督,是唯一可以藉以打擊地方勢力的有力武器。
政治制度的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環境污染日益成為大陸的迫在眉睫的問題的大背景下,在環保領域先引入民主機製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環保聽證,即將民主監督行為引入了環保領域,又不與現有的中共體制相衝突,於當局,於淮河兩岸的百姓,都是兩全其美的好事。
淮河污染的反彈,為環保聽證的實施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如果大陸能夠以次為契機,加塊推進民主化進程,則不僅淮河有救,中國環境有救,中華民族,更是有救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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