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4年8月20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肖恩采访报导)(接上)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于7月28日被营救到美国,他曾三次入狱坐牢共16年,因饱受虐待罹患胃癌,当局批准他去日本治病,才得以有机会最终到美国与久别的亲人团聚。日前,《看中国》独家专访了朱虞夫,来听一听这位民运老前辈回忆自己参与三次民主运动的经历,以及他牢狱生活中最惨烈和最难忘的场景。
71岁的朱虞夫生于浙江杭州。自青年起就开始探寻民主道路。1978年底,参与发起杭州民主墙,写作张贴了许多宣扬民主人权的文章。1979年组建并被选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负责人,参与领导。
1989年六四事件,他声援北京学运再次被传唤、抄家,母亲、岳家、妹夫、妻舅受株连被抄家。被关押27天后,撤职并下放。
1998年6月,积极投入中国民主党筹备工作,6月25日成立浙江筹委会,6月30日上街散发《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公开宣言》被警方关押48小时。“7.10”事件中遭抄家,抄走大量《公开宣言》、电脑、打印机;关押10天,监视居住50天。11月8日选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
1999年9月15日遭中共当局逮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7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
2007年5月18日朱虞夫再次被捕,判刑2年。2009年4月18日出狱,2011年3月5日再次被抓。2011年4月11日,朱虞夫被中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2012年2月10日,朱虞夫被中共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再次重判七年徒刑。
记者:您是89年杭州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后来被关了一个月。请问你参加89年杭州民主运动的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您认为当年的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对于浙江有何重要影响?
朱虞夫:当时六四运动起来时,我在浙江。浙江这个地方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从明清以后一直是中国的知识份子的脊梁骨,所有的文字狱差不多都发生在江浙一带。满洲人打进来以后,反抗最激烈的是江浙一带,被镇压最厉害,并遭到屠杀。就共产党来说,这里的地主阶级意志特别强。
我们讲的就是几千年道统,骨头是非常硬的,明成祖朱棣上位时,方孝孺被灭十族。我们杭州在历史上有一个绰号叫“杭铁头”,就是他这个头会撞墙的,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很正气很正义,在秦汉革命时就崭露头角。后来一直到我们中国民主党成立。
所以到八九六四的时候,北京天安门的事件,必然就像79年的民主墙一样,杭州早就准备响应了。
记者:您分析一下八九64学运为什么会失败?
朱虞夫:当时我已经看到这个情况了,就是有火种,可是没有木材,要干柴烈火,它才能熊熊燃烧起来。那些工人阶级骑着自行车路过但没人能站出来。学生呼吁他罢工抗议一起来,没有一个人响应,为了赚工资还有活路,这就是中国人。经过了那么多政治运动后,棱角被磨掉了,就像共产党分析的一样,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愿造反。
当时工人还有一份工作没有下岗,没有像现在已遍地布满干柴,那么多人失业、那么多人走投无路。
当时仗势真是很可惜的,学生就像杜鹃滴血,真是大声喊叫要民主要自由。可是大家所有的人都好像事不关己,就这样看看就过去了。89年当时的一个政治现实就是响应的工人没几个。
记者:1998年您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被选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和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您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当时您认为建立中国民主党有什么意义?您坚信中国会实现民主吗?在一党独裁的中国,建立中国民主党这样的党派存在风险,包括您以后可能会付出坐牢的代价,那时您想过这个后果吗?
朱虞夫:1998年组党来自王炳章先生98年2月闯关,他跑到杭州跟我们民运几个人见面,提出来组织反对党,可是当时王东海也好毛庆祥也好,回来我们商量的时候,都感觉到时机不成熟,太危险会坐牢、会遭到镇压。因为组党这个事情,共产党认为是反革命集团,它对个体的反抗下手还比较轻一点;如果你要组党,他肯定要下手搞你。可我是一个坚定的组党派,我感觉到一定要搞,因为当时整个国际社会已经被共产党的大外宣欺骗的迷迷糊糊了。他们说我们的共产党不是过去的共产党,我们现在改革了。我当时在房管所工作,我已经爬到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地位,因为参加民运,98年被抓进去关了十天以后,出来我被撤职。
可是我向往的民主信念是非常坚定的,我感觉到要组党。当时国内民运就是搞签名运动。今天什么事情出来了,大家去签个名,明天什么事情出来了,去签个名。最典型就是98年印度尼西亚排华,华人遭到了惨不忍睹的对待,搞了个签名,中共根本就不来理睬你。
那么,王有才选定了最安全的日子,就是(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6月25号到了西安下飞机的日子,到浙江省民政厅去注册,你敢抓吗?抓了以后,这个舆论的后果、新闻的效应,你挡不挡得住?
在组党到底要不要组,大家都下不了决心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组党一定要组,可是一定会坐牢。
当时我已经有考虑了,共产党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字,10月5号派唐家璇去作秀,装模作样的签字,可是这个东西在哪里,老百姓都没看到,到现在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它的目的就是欺骗国际社会来获得生存的资源,大量的外资进来把它养肥了。他有力气了还是要走老路。因为他一直反对铲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共产党就像魔鬼制造的机器,要把每一个党员驯服,共产党就是一架驯服工具,任何一个政治强人坐到这个位置上,这个机器就为他服务。任何一个反对的人都是消灭的对象。事实已经证明这个政权欠下那么多的血债。
我们成立这个政党的目的就是去推他一下,把这个位置让出来,让我们有更大的空间,要么你干脆把我们吃掉,那这个世界就看清你了,你就是猛兽必须要消灭。那么谁来试呢?我们来试。我说肯定要坐牢,这个坐牢值不值得,你们自己去想,看看台湾的民进党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的时候成立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是他也告诉所有的老百姓,民进党是一个负得起政治责任的党,是一个愿意为人民愿意付出的党。所以等到国民党开放党禁以后,几百个上千个党都去陈列,自己可以去成立一个党,但是只有民进党是个金字招牌。
所以我们今天中国民主党去注册了,受到镇压了,我们付出了,用我们的付出来唤醒这个世界,这个党是有价值的党。我说你们怎么想我不知道,我肯定干。所以6月25号那天我去注册。那天我说王东海你太太马上就要生孩子了,你如果去不回来的话,你老婆谁来照顾。那个林辉他也知道这只是一次性的事件,也不愿意签这个名字。他说如果我们去了不回来,也需要有人在外面就是把他们救出来的。我说好吧。那天我跟他们分别的时候,真是风萧萧易水寒的感觉。我送他们到楼下,李逵紧紧握住我的手长时间都没放掉,他们也感觉到这个使命比较沉重。
当时申请交到了浙江省民政厅,民政厅专门有一个管理社会团体的部门,他说成立民主党,你们准备50万资金,要有50个成员的名单,要有秘书长以上人的名字,要报上去,东西放在这里我们研究研究。
之后这个事情也很震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江泽民也没处理,他也不愿意制造政治犯,他想你们开玩笑,热闹个三天五天,热情下去也就没事了。但我们后面又一轮一轮搞出事情来,弄得江泽民非常头痛。
我一直在后面煽风点火,要把事情搞大,当时我这个做法让王有才非常失望。到了2月他被抓前,我们在月庙那个地方开个碰头会,我当时手伸出来跟他握手,他不跟我握手。后来在整个案子审理的时候,他就认为民主党搞成这个样子是朱虞夫搞的。他是很温和不搞街头运动,我绝对要搞街头运动,要到全国、到马路上去发这个传单,所以他很失望,不想这样搞。
在整个过程中,王炳章先生每天都给我打电话,问你们怎么样了。我说现在他们还在研究,还没结果。他就感觉到这是个窗口期。他说,你们到马路上去发展中国民主党,见到一个就发展一个,可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这样做行不通,所有人对政治几乎不感兴趣,所有人都似乎有一个空间可以往上爬。民主党成立时和现在这个政治现实又有区别。现在这个阶层固化已经登峰造极了,读大学、博士都没有出路。
我们也知道这是个窗口期,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要把它做大,当时大家每个人把口袋里钱拿出来。当时让浙大在读研究生吴一龙全国跑一圈。当时签名运动有一个名单,有住址有电话,我们就选出来,一路跑过去,每个地方都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地方筹委会,大家平起平坐,我们搭一个台大家来唱戏。谁唱的好以后谁就是老大。当时有许多插曲,吴一龙跑到北京找到了一个有名望的人物,那个人当时就提出来,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么放。他说我不是来找主席的,我是来点火的。那人就说我不跟你搞。吴一龙后来就给任婉婷打电话,任婉婷就搞起来。
受王炳章先生发展党员的启发,6月30号那天,我拿着我们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宣言到马路上去散发,我是一个人去的,没有一个人有胆量跟我一起去。我在马路路口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留zhi呆了48小时,事后王东海接到电话后马上把我的情况告诉王有才,王有才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份子,一听说我被抓了很急,他感觉负担很重。这个民主党是他为首的,为了民主党现在有人被抓进去了,他急匆匆的在当天晚上赶到王东海家,王东海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卢思卿,当时的香港中国民主运动民运信息中心。王有才说不要通知,一通知的话对我更加不利。王东海还是通知了。谁都没想到这个日子太凑巧了,30号通知以后第二天是98年7月1号,非常敏感的香港回归一周年纪念日,所以这一天香港的报纸电台电视全部都播放了这个消息,警告香港人共产党的本质就是这样。对共产党来说非常头痛,这个新闻的效应就成倍增长,我关在那里报上去,当时(中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江干区公安分局分局长、党委书记是吴伟虎,他后来(因贪腐)也被抓起来判了死缓,跟我关在一起,非常有讽刺意味。他说,当时觉得我是不是精神病,看书走火入魔了,他把社会上的老师招进去来陪我,几个人24小时在里面进行辩论。他们问我为什么要组党?为什么要搞民主?我说民主的两大标志,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结社自由,我们现在在结社自由上是来敲打敲打,投石问路来证明你是民主的,当然我就是以身试法,来点真格的检验一下,我很可能坐牢,也可能(被)杀头。我就看你抓不抓,我就怕你不抓。
记者:当时有没有害怕,比如他们会用酷刑?
朱虞夫:要说不害怕也是假的,被抓到黑屋子里去,全世界没有人不怕的。可是这个代价和信仰来比较,没有怨言,我是为我的信仰来进来的,我是求仁得仁。
我要不坐牢很方便。99年我被抓的时候,国保大队长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跟我讲,内部已经讨论好了刑期10年,你如果退出中国民主党,我保证你一天牢都不用做。当时我头皮一炸,毕竟是十年,十年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可是我感觉到我不能退。我说你吃得下抓,我就吃得下住。那天是99年6月3号,所有的民主党成员都在里面提审,如果我表态退出,而他们在受罪,我没脸见他们了。我说我是不退的。后来我因为没有前科被判了7年(监禁)。
就这样,组党把中国的民运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待续)
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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