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4年8月20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肖恩采访报导）（接上）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于7月28日被营救到美国，他曾三次入狱坐牢共16年，因饱受虐待罹患胃癌，当局批准他去日本治病，才得以有机会最终到美国与久别的亲人团聚。日前，《看中国》独家专访了朱虞夫，来听一听这位民运老前辈回忆自己参与三次民主运动的经历，以及他牢狱生活中最惨烈和最难忘的场景。
71岁的朱虞夫生于浙江杭州。自青年起就开始探寻民主道路。1978年底，参与发起杭州民主墙，写作张贴了许多宣扬民主人权的文章。1979年组建并被选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负责人，参与领导。
1989年六四事件，他声援北京学运再次被传唤、抄家，母亲、岳家、妹夫、妻舅受株连被抄家。被关押27天后，撤职并下放。
1998年6月，积极投入中国民主党筹备工作，6月25日成立浙江筹委会，6月30日上街散发《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公开宣言》被警方关押48小时。“7．10”事件中遭抄家，抄走大量《公开宣言》、电脑、打印机；关押10天，监视居住50天。11月8日选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
1999年9月15日遭中共当局逮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7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
2007年5月18日朱虞夫再次被捕，判刑2年。2009年4月18日出狱，2011年3月5日再次被抓。2011年4月11日，朱虞夫被中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2012年2月10日，朱虞夫被中共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再次重判七年徒刑。
记者：您是89年杭州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后来被关了一个月。请问你参加89年杭州民主运动的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您认为当年的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对于浙江有何重要影响？
朱虞夫：当时六四运动起来时，我在浙江。浙江这个地方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从明清以后一直是中国的知识份子的脊梁骨，所有的文字狱差不多都发生在江浙一带。满洲人打进来以后，反抗最激烈的是江浙一带，被镇压最厉害，并遭到屠杀。就共产党来说，这里的地主阶级意志特别强。
我们讲的就是几千年道统，骨头是非常硬的，明成祖朱棣上位时，方孝孺被灭十族。我们杭州在历史上有一个绰号叫“杭铁头”，就是他这个头会撞墙的，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很正气很正义，在秦汉革命时就崭露头角。后来一直到我们中国民主党成立。
所以到八九六四的时候，北京天安门的事件，必然就像79年的民主墙一样，杭州早就准备响应了。
记者：您分析一下八九64学运为什么会失败？
朱虞夫：当时我已经看到这个情况了，就是有火种，可是没有木材，要干柴烈火，它才能熊熊燃烧起来。那些工人阶级骑着自行车路过但没人能站出来。学生呼吁他罢工抗议一起来，没有一个人响应，为了赚工资还有活路，这就是中国人。经过了那么多政治运动后，棱角被磨掉了，就像共产党分析的一样，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愿造反。
当时工人还有一份工作没有下岗，没有像现在已遍地布满干柴，那么多人失业、那么多人走投无路。
当时仗势真是很可惜的，学生就像杜鹃滴血，真是大声喊叫要民主要自由。可是大家所有的人都好像事不关己，就这样看看就过去了。89年当时的一个政治现实就是响应的工人没几个。
记者：1998年您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被选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和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您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当时您认为建立中国民主党有什么意义？您坚信中国会实现民主吗？在一党独裁的中国，建立中国民主党这样的党派存在风险，包括您以后可能会付出坐牢的代价，那时您想过这个后果吗？
朱虞夫：1998年组党来自王炳章先生98年2月闯关，他跑到杭州跟我们民运几个人见面，提出来组织反对党，可是当时王东海也好毛庆祥也好，回来我们商量的时候，都感觉到时机不成熟，太危险会坐牢、会遭到镇压。因为组党这个事情，共产党认为是反革命集团，它对个体的反抗下手还比较轻一点；如果你要组党，他肯定要下手搞你。可我是一个坚定的组党派，我感觉到一定要搞，因为当时整个国际社会已经被共产党的大外宣欺骗的迷迷糊糊了。他们说我们的共产党不是过去的共产党，我们现在改革了。我当时在房管所工作，我已经爬到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地位，因为参加民运，98年被抓进去关了十天以后，出来我被撤职。
可是我向往的民主信念是非常坚定的，我感觉到要组党。当时国内民运就是搞签名运动。今天什么事情出来了，大家去签个名，明天什么事情出来了，去签个名。最典型就是98年印度尼西亚排华，华人遭到了惨不忍睹的对待，搞了个签名，中共根本就不来理睬你。
那么，王有才选定了最安全的日子，就是（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6月25号到了西安下飞机的日子，到浙江省民政厅去注册，你敢抓吗？抓了以后，这个舆论的后果、新闻的效应，你挡不挡得住？
在组党到底要不要组，大家都下不了决心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组党一定要组，可是一定会坐牢。
当时我已经有考虑了，共产党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字，10月5号派唐家璇去作秀，装模作样的签字，可是这个东西在哪里，老百姓都没看到，到现在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它的目的就是欺骗国际社会来获得生存的资源，大量的外资进来把它养肥了。他有力气了还是要走老路。因为他一直反对铲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共产党就像魔鬼制造的机器，要把每一个党员驯服，共产党就是一架驯服工具，任何一个政治强人坐到这个位置上，这个机器就为他服务。任何一个反对的人都是消灭的对象。事实已经证明这个政权欠下那么多的血债。
我们成立这个政党的目的就是去推他一下，把这个位置让出来，让我们有更大的空间，要么你干脆把我们吃掉，那这个世界就看清你了，你就是猛兽必须要消灭。那么谁来试呢？我们来试。我说肯定要坐牢，这个坐牢值不值得，你们自己去想，看看台湾的民进党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的时候成立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是他也告诉所有的老百姓，民进党是一个负得起政治责任的党，是一个愿意为人民愿意付出的党。所以等到国民党开放党禁以后，几百个上千个党都去陈列，自己可以去成立一个党，但是只有民进党是个金字招牌。
所以我们今天中国民主党去注册了，受到镇压了，我们付出了，用我们的付出来唤醒这个世界，这个党是有价值的党。我说你们怎么想我不知道，我肯定干。所以6月25号那天我去注册。那天我说王东海你太太马上就要生孩子了，你如果去不回来的话，你老婆谁来照顾。那个林辉他也知道这只是一次性的事件，也不愿意签这个名字。他说如果我们去了不回来，也需要有人在外面就是把他们救出来的。我说好吧。那天我跟他们分别的时候，真是风萧萧易水寒的感觉。我送他们到楼下，李逵紧紧握住我的手长时间都没放掉，他们也感觉到这个使命比较沉重。
当时申请交到了浙江省民政厅，民政厅专门有一个管理社会团体的部门，他说成立民主党，你们准备50万资金，要有50个成员的名单，要有秘书长以上人的名字，要报上去，东西放在这里我们研究研究。
之后这个事情也很震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江泽民也没处理，他也不愿意制造政治犯，他想你们开玩笑，热闹个三天五天，热情下去也就没事了。但我们后面又一轮一轮搞出事情来，弄得江泽民非常头痛。
我一直在后面煽风点火，要把事情搞大，当时我这个做法让王有才非常失望。到了2月他被抓前，我们在月庙那个地方开个碰头会，我当时手伸出来跟他握手，他不跟我握手。后来在整个案子审理的时候，他就认为民主党搞成这个样子是朱虞夫搞的。他是很温和不搞街头运动，我绝对要搞街头运动，要到全国、到马路上去发这个传单，所以他很失望，不想这样搞。
在整个过程中，王炳章先生每天都给我打电话，问你们怎么样了。我说现在他们还在研究，还没结果。他就感觉到这是个窗口期。他说，你们到马路上去发展中国民主党，见到一个就发展一个，可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这样做行不通，所有人对政治几乎不感兴趣，所有人都似乎有一个空间可以往上爬。民主党成立时和现在这个政治现实又有区别。现在这个阶层固化已经登峰造极了，读大学、博士都没有出路。
我们也知道这是个窗口期，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要把它做大，当时大家每个人把口袋里钱拿出来。当时让浙大在读研究生吴一龙全国跑一圈。当时签名运动有一个名单，有住址有电话，我们就选出来，一路跑过去，每个地方都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地方筹委会，大家平起平坐，我们搭一个台大家来唱戏。谁唱的好以后谁就是老大。当时有许多插曲，吴一龙跑到北京找到了一个有名望的人物，那个人当时就提出来，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么放。他说我不是来找主席的，我是来点火的。那人就说我不跟你搞。吴一龙后来就给任婉婷打电话，任婉婷就搞起来。
受王炳章先生发展党员的启发，6月30号那天，我拿着我们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宣言到马路上去散发，我是一个人去的，没有一个人有胆量跟我一起去。我在马路路口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留zhi呆了48小时，事后王东海接到电话后马上把我的情况告诉王有才，王有才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份子，一听说我被抓了很急，他感觉负担很重。这个民主党是他为首的，为了民主党现在有人被抓进去了，他急匆匆的在当天晚上赶到王东海家，王东海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卢思卿，当时的香港中国民主运动民运信息中心。王有才说不要通知，一通知的话对我更加不利。王东海还是通知了。谁都没想到这个日子太凑巧了，30号通知以后第二天是98年7月1号，非常敏感的香港回归一周年纪念日，所以这一天香港的报纸电台电视全部都播放了这个消息，警告香港人共产党的本质就是这样。对共产党来说非常头痛，这个新闻的效应就成倍增长，我关在那里报上去，当时（中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江干区公安分局分局长、党委书记是吴伟虎，他后来（因贪腐）也被抓起来判了死缓，跟我关在一起，非常有讽刺意味。他说，当时觉得我是不是精神病，看书走火入魔了，他把社会上的老师招进去来陪我，几个人24小时在里面进行辩论。他们问我为什么要组党？为什么要搞民主？我说民主的两大标志，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结社自由，我们现在在结社自由上是来敲打敲打，投石问路来证明你是民主的，当然我就是以身试法，来点真格的检验一下，我很可能坐牢，也可能（被）杀头。我就看你抓不抓，我就怕你不抓。
记者：当时有没有害怕，比如他们会用酷刑？
朱虞夫：要说不害怕也是假的，被抓到黑屋子里去，全世界没有人不怕的。可是这个代价和信仰来比较，没有怨言，我是为我的信仰来进来的，我是求仁得仁。
我要不坐牢很方便。99年我被抓的时候，国保大队长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跟我讲，内部已经讨论好了刑期10年，你如果退出中国民主党，我保证你一天牢都不用做。当时我头皮一炸，毕竟是十年，十年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可是我感觉到我不能退。我说你吃得下抓，我就吃得下住。那天是99年6月3号，所有的民主党成员都在里面提审，如果我表态退出，而他们在受罪，我没脸见他们了。我说我是不退的。后来我因为没有前科被判了7年（监禁）。
就这样，组党把中国的民运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