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4年7月26日讯】外资信心陷入史诗级低迷之际,如何找回失去的信心,是个大问题。
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4989.1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29.1%,跌幅较前5个月扩大。这是外资连跌一年后的又一惊险时刻。
在这样一个特殊且困难的时刻,就连过去一向热衷于投资国内的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也开始越走越远,对国内市场的敞口降至19%,低于对美洲22%的敞口,为近10年来首次。而淡马锡在减少对华市场投资的同时,也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在印度投资100亿美元。
外商投资当然不会消失,只不过失去的在华投资,正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别的经济体。
淡马锡作为国内最大的长期外资机构投资者,同时还是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淡马锡的投资减少,意味着对国内经济前景的担忧正在加剧。而这种担忧,除了系统性的风险,还有消费的低迷。
统计局7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工业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跌0.8%,虽然符合市场预期,但已经是连续21个月出现负数,同时上半年的PPI也同比录得2.1%的跌幅。同日公布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升0.2%,也创下3个月的最低。
今年上半年,中国通胀率只有0.1%,6月的食品价格同比也下跌2.1%,这些数据共同说明了一点,即中国的消费复苏远不及预期,到今天依然非常低迷。
CPI跌跌不休,说明居民连生活中最重要的物资,也就是食品的消费都变得十分谨慎,而那些生活的奢侈品、耐用品的消费就更低迷。
更重要的是,消费的低迷延续了一种态势,这种态势是继三年新冠病毒至今仍在延续的,这也是外资下降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投资,意味着未来的机会;但当消费萎缩和储蓄率下滑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意味着消费市场没有动力、以及民间消费力的不足。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外资下滑成为了一种必然。
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7月9日表示,将降低中国国内资产占其投资组合的比例,从2020年的29%降至现在的19%,同时提高在美洲的投资占比至22%,这是10年来淡马锡的在华资产占比首次低于美国。
除了新加坡主权基金下调投资比例之外,在华日企也面临着严峻形势。
过去,日企一度占据着外资里的龙头老大地位,以苏州为例,仅仅是苏州一市的日资企业就高达4000多家,累计实际使用日资136.4亿美元,而且其中还有大量诸如丰田、松下、日立、三菱、住友这样的世界五百强,涉及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电子通信、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苏州紧邻的无锡市,也有1000多家日本企业,是日本软件和服务外包的重要基地。可以说,日资是在华外资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但这种巅峰时刻,也早一去不复返。
2012年,是日本对华投资的最高点,其投资额达到了112亿美元,此后便掉头,一路向下。
今年6月,日本汽车制造大厂日产关闭了位于常州市的汽车制造厂,该厂于四年前投产,年产汽车十三万辆,日产汽车在华合资公司东风日产表示,这一决定是基于整体战略和商业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
日产常州厂是日产在国内8家工厂中规模最小的一家,但拥有最先进的厂房,于2020年11月开始生产,占日产汽车在华约一成产能。尽管产能较低,但日产常州厂的关闭,依然表明了在华日企的另一种趋势。
其实,这几年除了日企之外,富士康这样的承载着就业大厂的电子厂,也在谋求撤离在华市场,将更多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外商投资减少,对中国来说会有什么影响?
过去很多人传统上认为,外资无所谓,不重要,国内市场这么大,离开了外资一样能转。但联想到今天国内的就业市场行情,外资的撤离,至少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但就失业而言,现在的失业已经远非98年的那次可比,而这次就业机会的流失,其中有很多都不会再回来,尤其是失去的外商投资。
这些外资涌入到其他新兴经济体,例如印度、越南、泰国等地,这都是非常长期的规划,一旦在他国投资落地,那么新增的就业岗位,基本上就与国内无缘了,加上欧美等国陆续推动自己的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大的。
今年以来,许多人找工作都很难,哪怕是过去传统上的电子厂,虽然依然在招人,但工价早已经没有往年那么高,尤其是影响最大的富士康。巅峰时期,富士康号称国内有百万员工,富士康为他们购买五险一金和提供不菲的薪资,加上周边产业的带动,拉动的就业群体至少高达几百万,但现在随着富士康产能的外迁,尽管富士康依然在招人,但工价和往年相比,也有不少的降幅。
投资不仅仅看重的是一个经济体的未来,投资还能够为该经济体带来可观的新增就业岗位,而今天,国内的消费、收入乃至就业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式,不仅仅影响到外资的高低,也间接影响着人们的就业机会。其中又以年轻人的影响最大。
根据智联招聘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超过30%的2024届毕业生有过两次及以上实习经历;而决定求职的应届毕业生中,有超过60%从2023年起就开始找工作,比上届的49.9%高出10个百分点,另外还有近四成应届生求职者自开始求职已经投递了50份以上的简历。
截止今年4月中旬,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仅仅只有47.8%的人获得录用,比去年的50.4%略有下降。
数据已经在告诉我们,今年就业有多难。在企业降本增效之际,年轻人的校招生岗位,是优先开始减少的。
今年一季度,阿里的员工由去年的23.5万人减员至今年的20.4万人,同比减少3万人,此外其他互联网大公司也削减了研发费用,而研发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员相关支出”的减少。
没有投资机会,首先是整个社会面的消费不足导致的;但没有投资,就意味着很难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个时候就业预期变难,人们的消费就会变得更保守,这形成了一个负面循环。
如何提高外资?
答案其实很简单,进一步优化国内的营商环境。环境,除了法治上的,还应该开放更多行业,进一步取消外资准入限制,包括进一步取消国内的民营企业准入限制,只有放开更多限制,才能催生出增量市场。
在消费复苏低迷的背景下,唯有进一步放宽、放开,才能够吸引外资和民营投资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多行业准入,才能够引发良性竞争,扩大更多新增就业岗位。
在外资连跌13个月的今天,中国更需要的,是一个开放且包容的环境,而不是固步自封。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中国的经济目前还经不起内循环,未来也不应该内循环。毕竟,对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内循环的另一个潜台词可能意味着更封闭。而封闭的商业环境,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商业环境。
要想提振外资信心,少不了中国对营商环境的再度优化,而信心的营造,本身也应该具备长期主义。
责任编辑: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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