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4年7月26日讯】外资信心陷入史诗级低迷之际，如何找回失去的信心，是个大问题。
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4989.1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29.1%，跌幅较前5个月扩大。这是外资连跌一年后的又一惊险时刻。
在这样一个特殊且困难的时刻，就连过去一向热衷于投资国内的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也开始越走越远，对国内市场的敞口降至19%，低于对美洲22%的敞口，为近10年来首次。而淡马锡在减少对华市场投资的同时，也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在印度投资100亿美元。
外商投资当然不会消失，只不过失去的在华投资，正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别的经济体。
淡马锡作为国内最大的长期外资机构投资者，同时还是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淡马锡的投资减少，意味着对国内经济前景的担忧正在加剧。而这种担忧，除了系统性的风险，还有消费的低迷。
统计局7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工业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跌0.8%，虽然符合市场预期，但已经是连续21个月出现负数，同时上半年的PPI也同比录得2.1%的跌幅。同日公布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升0.2%，也创下3个月的最低。
今年上半年，中国通胀率只有0.1%，6月的食品价格同比也下跌2.1%，这些数据共同说明了一点，即中国的消费复苏远不及预期，到今天依然非常低迷。
CPI跌跌不休，说明居民连生活中最重要的物资，也就是食品的消费都变得十分谨慎，而那些生活的奢侈品、耐用品的消费就更低迷。
更重要的是，消费的低迷延续了一种态势，这种态势是继三年新冠病毒至今仍在延续的，这也是外资下降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投资，意味着未来的机会；但当消费萎缩和储蓄率下滑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意味着消费市场没有动力、以及民间消费力的不足。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外资下滑成为了一种必然。
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7月9日表示，将降低中国国内资产占其投资组合的比例，从2020年的29%降至现在的19%，同时提高在美洲的投资占比至22%，这是10年来淡马锡的在华资产占比首次低于美国。
除了新加坡主权基金下调投资比例之外，在华日企也面临着严峻形势。
过去，日企一度占据着外资里的龙头老大地位，以苏州为例，仅仅是苏州一市的日资企业就高达4000多家，累计实际使用日资136.4亿美元，而且其中还有大量诸如丰田、松下、日立、三菱、住友这样的世界五百强，涉及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电子通信、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苏州紧邻的无锡市，也有1000多家日本企业，是日本软件和服务外包的重要基地。可以说，日资是在华外资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但这种巅峰时刻，也早一去不复返。
2012年，是日本对华投资的最高点，其投资额达到了112亿美元，此后便掉头，一路向下。
今年6月，日本汽车制造大厂日产关闭了位于常州市的汽车制造厂，该厂于四年前投产，年产汽车十三万辆，日产汽车在华合资公司东风日产表示，这一决定是基于整体战略和商业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
日产常州厂是日产在国内8家工厂中规模最小的一家，但拥有最先进的厂房，于2020年11月开始生产，占日产汽车在华约一成产能。尽管产能较低，但日产常州厂的关闭，依然表明了在华日企的另一种趋势。
其实，这几年除了日企之外，富士康这样的承载着就业大厂的电子厂，也在谋求撤离在华市场，将更多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外商投资减少，对中国来说会有什么影响？
过去很多人传统上认为，外资无所谓，不重要，国内市场这么大，离开了外资一样能转。但联想到今天国内的就业市场行情，外资的撤离，至少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但就失业而言，现在的失业已经远非98年的那次可比，而这次就业机会的流失，其中有很多都不会再回来，尤其是失去的外商投资。
这些外资涌入到其他新兴经济体，例如印度、越南、泰国等地，这都是非常长期的规划，一旦在他国投资落地，那么新增的就业岗位，基本上就与国内无缘了，加上欧美等国陆续推动自己的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大的。
今年以来，许多人找工作都很难，哪怕是过去传统上的电子厂，虽然依然在招人，但工价早已经没有往年那么高，尤其是影响最大的富士康。巅峰时期，富士康号称国内有百万员工，富士康为他们购买五险一金和提供不菲的薪资，加上周边产业的带动，拉动的就业群体至少高达几百万，但现在随着富士康产能的外迁，尽管富士康依然在招人，但工价和往年相比，也有不少的降幅。
投资不仅仅看重的是一个经济体的未来，投资还能够为该经济体带来可观的新增就业岗位，而今天，国内的消费、收入乃至就业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式，不仅仅影响到外资的高低，也间接影响着人们的就业机会。其中又以年轻人的影响最大。
根据智联招聘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超过30%的2024届毕业生有过两次及以上实习经历；而决定求职的应届毕业生中，有超过60%从2023年起就开始找工作，比上届的49.9%高出10个百分点，另外还有近四成应届生求职者自开始求职已经投递了50份以上的简历。
截止今年4月中旬，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仅仅只有47.8%的人获得录用，比去年的50.4%略有下降。
数据已经在告诉我们，今年就业有多难。在企业降本增效之际，年轻人的校招生岗位，是优先开始减少的。
今年一季度，阿里的员工由去年的23.5万人减员至今年的20.4万人，同比减少3万人，此外其他互联网大公司也削减了研发费用，而研发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员相关支出”的减少。
没有投资机会，首先是整个社会面的消费不足导致的；但没有投资，就意味着很难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个时候就业预期变难，人们的消费就会变得更保守，这形成了一个负面循环。
如何提高外资？
答案其实很简单，进一步优化国内的营商环境。环境，除了法治上的，还应该开放更多行业，进一步取消外资准入限制，包括进一步取消国内的民营企业准入限制，只有放开更多限制，才能催生出增量市场。
在消费复苏低迷的背景下，唯有进一步放宽、放开，才能够吸引外资和民营投资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多行业准入，才能够引发良性竞争，扩大更多新增就业岗位。
在外资连跌13个月的今天，中国更需要的，是一个开放且包容的环境，而不是固步自封。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中国的经济目前还经不起内循环，未来也不应该内循环。毕竟，对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内循环的另一个潜台词可能意味着更封闭。而封闭的商业环境，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商业环境。
要想提振外资信心，少不了中国对营商环境的再度优化，而信心的营造，本身也应该具备长期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