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看中国合成图/Pixabay)
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就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虽未得到宋仁宗认可,却引起了当时的皇子赵顼,也就是后来的宋神宗的注意。
《宋史》记载,赵顼喜欢读书,“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儒者”,且“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迫切想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当他注意到满腹经纶、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后,感觉找到了一位治世能臣,可以辅佐自己谋求变法。
熙宁七年(1074年),由于旱灾不断,有很多饥民流离失所,郑侠上呈流民图,慈圣、宣仁两位太后痛哭流涕地对神宗说:“王安石扰乱了天下。” 于是神宗免除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次年二月又复任宰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宋神宗的信任也不似从前。1076年王安石多次讬病请求离职。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退居江宁半山园。当他看到梅花绽放时,写下了这首《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
在文学作品中,梅花所具备的傲凌风雪,不畏霜寒之性,被赋予了特有的人文意蕴,作为品行高洁、傲雪凌霜的象征,反而忽视了梅花的姿韵之美。古人吟唱梅花的诗中,有一首相当著名,那就是在作者之前,隐居在西湖孤山的北宋隐逸诗人,人称“梅妻鹤子”的林逋(967年—1028年),他的那首《山园小梅》,诗中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更被赞为咏梅的绝唱。
王安石的这首诗则不同,他巧妙地借用了林逋的诗句,写梅花,洁白如雪,长在墙角却不畏严寒,远远的散发着幽香。用雪隐喻梅的冰清玉洁,又用“暗香”点出梅胜于雪。梅花的清幽独香,就是王安石内心之孤傲的最真实写照。以梅拟人,凌寒独开,喻典品格高贵;暗香沁人,象征其才气盈溢。虽然他推动的变法未能取得成功,但他的内心中无疑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无比的正确,自己的见识高于所处的时代,只是未被理解和接受而已。
大概也就是从王安石的这首诗开始,给梅花的人文意蕴中增加了这种清幽独香的孤傲成份,几乎遮掩住了梅花的清婉、绰约和娇媚之美,幽香孤芳的内涵超过了清香远布的意蕴。这首小诗意味深远,而语句十分朴素自然,表面上看,好似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实际上却匠心独到,雕琢出一种意境和审美格式。不能不说,王安石的炼句功夫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与当初写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时的“绿”字之炼相比,这首《梅花》可以说是炼审美的“意趣范式”,而且,后人不知不觉中会被带入他的这种赏梅的意蕴范式而不自知。难怪欧阳修这样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的另外一首诗《北陂杏花》,也同样表现了退居江宁之后的心境写照:“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诗中说北陂杏花胜过南陌杏花,“南陌”在诗中与“北陂”相对立,包含着一种空间的借喻。清幽静谧的“北陂”是远离浮世喧嚣的隐逸之所,而“南陌”正是熙来攘往的名利场。北陂杏花即使被春风吹落,尚可在一泓清波中保持高洁;而南陌的杏花则会凋落于路面,被车轮碾作尘土。在王安石的诗句中,那个高洁、暗香的“我”若隐若现,虽然已在僻静的“墙角”或清幽的“北陂”,却时时还以“暗香来”的方式,牵挂着南陌的庙堂“风尘”。好似一种身在世外,心系世尘的状态。炼句打造出的这种高洁品格意象并非是那种“心安是归处”的自性洒脱的自然流露。
苏轼
让我们再来欣赏苏轼在元丰五年(1082),即“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的第三个春天写的一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里所说的“乌台”,典故出自《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台为乌台。由于此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又是因诗得祸,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起因是苏轼被贬调湖州知州后写的《湖州谢上表》中有言:“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惹怒了主政的“新党”,所以被搜章摘句、罗织四大罪名,想要杀了苏轼。后因曹太皇太后等人出面搭救,王安石也上书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轼始得解脱。
首句“莫听”二字,道出不管当时雨势有多大,不仅不在意被雨水打湿,甚至连雨声都听而不闻,这是显示出一种不为风雨侵扰的淡定和从容。这里的“风雨”象征苏轼人生中的沧桑与坎坷。“谁怕”二字单独成句,既是词牌的规定,又很自然的抒发出心中的那份豪情,纵然是充满“一蓑烟雨”的人生又能如何呢?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生也处之泰然。下阕中的意境又一次升华,展现出对未来的“斜照却相迎”的信心,而对于风雨萧瑟或晴空斜照,心中都是同样的不起涟漪,对阴晴圆缺都不迎不拒。真正体现出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超脱和了悟人生的境界。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被朝廷由黄州调为汝州团练副使。这年秋天,赴任汝州的途中,他特地前往江宁拜访王安石。听说苏轼来访,王安石骑着毛驴去江边迎接。苏轼来不及换衣服慌忙出船见礼:“轼,怎敢以野服拜见丞相!”王安石拱手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那一年,王安石63岁,苏轼47岁。遥想两位文坛大家,畅游钟山,诗酒唱和,其乐融融,那是何等的“不亦乐乎”?!从苏轼的和诗可见一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关于这一段佳话,后人众说纷纭。至于王安石的个人品格,活脱脱一个偏执自负的“拗相公”。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对王安石这样评价:“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他为宰相时,虽然为了推行新法而将反对者外放,但并未挟私报复,在关键的时刻还出手搭救苏轼,亦可见其人品的高下。
在王安石故去后,苏轼起草的《王安石赠太傅制》给出这样的评价:“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闲,靡然变天下之俗。”刻画的非常真切客观,而且其中大有深意,指明了天意如此,“非常之大事”需要“稀世之异人”出现。“异人”的意思就是不寻常的人,有异才的人,犹指怪人。
王安石的偏执缘于他在治理国家方面急功近利而不走重德、重道之路,偏离了中正、中和的神传文化的传统价值,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客观上对社会道德的下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当他第二次为宰相时,面对朝中乱象,自己也感到无能为力了。王安石的最后时光,开始读悟佛理并注释佛经,舍半山园为寺,请宋神宗赐名并亲书“报宁禅院”匾额。
而苏轼既非“旧党”,亦非“新党”,旧党主政时因为有不同的声音,依然遭贬,“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 回过头来,再欣赏苏轼在去江宁拜访王安石之前,游庐山写的这首七言绝句《题西林壁》:
“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借助庐山的形像,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表达了寓意很深的人生哲理。身在庐山之中,视野必为庐山的峯峦和云雾所局限,所看到的庐山的峯岭丘壑,并不一定就是其原本的真面目。游山所见如此,世事变迁也如此。人生的雪泥鸿爪是如此,一个朝代的兴衰亦如此。古今能参透者有几人? 尘世间本就是反理主导的、江河日下的下滑过程,能够坚持正理、不随波逐流的清正坦荡者,也必然是逆水行舟之“逆旅” 中的“行人”,往往处于沐风栉雨的前行砥砺之中。
责任编辑: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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