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成都日报》反右斗争
三，千人斗争我的大会
1957年7月19日早晨，我起床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去街头一家鲜奶店，给女儿取牛奶。当我一跨出房门，报社两个反右极积分子就跟上我。此两人就是调查核实梁正兴案的杨、彭两人，尽管长期来他们写不出消息、通讯，可追踪盯梢、检举揭发却很在行。我心里咯噔一下，准备甩掉他们一走了之，但想到头一天晚上，已向妻说过“不跑”的话，便打消了念头。到了牛奶店，我故意闪进路边公厕，急得杨、彭两人一头大汗，象无头苍蝇样满街乱窜。我心里好笑，暗暗骂：“你们也想盯梢？两个笨蛋！”
我取完牛奶回到家，不慌不忙地吃罢继母给我作的早点汤圆，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从从容容向报社飞驰而去。进了报社大门，我架上车，沿着之字拐的铁楼梯爬上二搂，阎凯即将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作思想安定工作。他开门见山说：“小黄，今天市上要开你的批斗会，有不少领导在场，你可要冷静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党低头认罪，千万不要耍牛脾气，切不可冲动。只要你能好好承认错误，今后仍是好同志。”我无表情地点头，然后下得楼梯，跟着全报社人排队结合，向总府街省府礼堂走去。
我一走进省府招待所大门，空场上大坝子和两面墙壁上，全是五彩缤纷的大字报与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是挂在临时牵起的长棕绳上，呼啦啦的在风中摇曳，象一排乐队演唱什么好听的音乐，迎接勇士的到来。我侧目四看，那些大字报、漫画全是揭露丑化我的东西，有点像贴在厕所、粪坑旁边的小广告，自无事实可言，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要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只需想象和捏造，用不着求证和核实，真造就了不少扯谎“英雄”，刷新了党八股纪录，为十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我缓步登上石阶，进得大礼堂黑压压的全是人，楼上楼下近两千个座位全无虚席，数百双说不清表情的眼晴向我投来。我不惊不诧坐到第八排居中的位置上，心里在想：劲仗有点大，会不会逮捕我？管它妈的，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要怎样也由不得自已了。我放眼看去，主席台前面上首，悬着巨幅红底白字的横额，斗大一行字：“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斗争大会”。台上坐着不少省市领导，有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省文联创作辅导部部长李累、中共市委书记郭实夫、副秘书长张静山等。揭发批判大会由我们报社总编张烈夫主持，当他宣布揭发批判会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怒吼的狂涛：“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我佯装未听见，直直地坐着不动。人们再次狂叫，我仍然不动。于是有几个外单位的极积分子上前来拉我，我仍拒不站起来。在争执中，我一件新光牌日本府绸衬衫被撕裂条大口，会场秩序开始有点乱。主持会议的张烈夫总编辑，知道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便转个圈子说：“同志们，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不站起来，说明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现在就开始揭发他，看他低头不低头。”
我一生写过不少打油诗，其中有首《无题》，非常适用于此种场合。诗云：“白银耀眼金发光，珍馐美味最安肠。高官诱惑真君子，一点赏赐奴才忙。墙倒众推不费力，长听鹦鹉骂梅香。安全莫过猎死虎，杀了肥猪好分赃。”那些揭发批判我的人，有的是当年土改团的战友，有的是经我培养入党而当上乡长的农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自为着一个目的：紧跟形势，抓住机遇，捞点油水，得点利益。当然，一个个锐不可当，说假话面不改色，放狗屁仍像人样。我坐着，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揭发，他们的批判，就象看戏样地有趣。难道这些说得口沫四溅，语无伦次的人真正恨我吗？我既未从他们口袋里扒走一个铜版，更未把他们三代单传的儿子扔进池塘，更未戏弄过他们的老婆，哪来这样大的仇恨？哪来这样大的劲头？只有一个解释：毛伟人的“阶级斗争”学说，把人变成了疯子和魔鬼，什么胡活、屁话，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批斗会自始至终开得热火朝天，但被批斗的我始终未站起来，大家没有目睹风彩总是遗憾。大约两个多小时后会场又卷起一阵狂涛：“叫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于是有几个像公安局的彪形大汉，上前来拉我。我脑袋嗡嗡地发热，竟和出手的人推拉起来，眼看就要发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党办主任阎凯急忙上前，架开拉扯我的人，然后低声向我说：“小黄，听我话站起一下。”我顺从地站了一分鈡，然后又坐下去。
揭发批判斗争会开了整整一天，可能是发言的人说累了，参会听的人听腻了，到散会前夕，张烈夫总编辑叫我上台表态。在千百双眼睛的期待下，我走上主席台，面对麦克风说了三句话。我说：“我对共产党既无杀父之仇，更无倒楣之怨；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历史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参会的人不依不饶，此时我已经飘然走下主席台，在一片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中我坐在原位上巍然不动。
第二天（1957年7月20日），省市各报刊均以显著位置，刋登了批判斗争我的消息。《成都日报》在一版上，用了这样赫然的通栏标题：“成都市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及新闻界、文艺界人士举行大会，声讨右派分子晓枫的反动言行”
《成都日报》20日讯：“在省人民委员会礼堂反驳右派分子、流氓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文艺组编辑）大会，除该报全体工作人员外，还有成都市新闻界、文艺界人士，工人代表、市郊农民代表以及省市区级党政机关干部1400余人，大会开了一整天，与会者一致严正斥责右派分子、流氓晓枫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晓枫在会上作了两次狡辫，态度蛮横，耍尽了各种无耻的流氓手段，丝毫没有悔罪的表现，激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愤怒。大会还将继续举行。”以下分为六个部分，约15000字，整整三大版。在此，不想再赘述那些疯话屁话，免污染环境。不过有一点应说清楚的，他们为什么要在“右派分子”后给我加上一个“流氓”二字？按说文解字：流者水也，涉川溢山，终日不停，是谓流；氓者亡民也，无固定职业，飘忽不定是谓氓。现代词语中的流氓，便是成天无所事是，不是混迹赌场，便是浪荡花街，不是调戏妇女，便是聚众滋事。本人何曾有此劣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细思再三，终于找出原委：记得在1951年参加农村土改工作时，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组长。那时，一位贫农的女儿、武装班班长蓝秀琼经常陪我一道深入乡村，访贫问苦，了解情况。由于长时间的接触，她对我产生了好感。一次，她悄悄塞了两个煮熟的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妈给的，一时弄得我很为难。那时候的青年人很单纯，他们的心透明得简直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收了两个熟鸡蛋，内心当然会感到忐忑不安。于是，主动向土改工作组大组长文理阳“坦白”了自己的“错误”。当时，文大组长还笑我“真有趣”。想不到在五年后，这位文大组长却又把这件事作为“钢鞭材料”送到报社，这又给我增加一条莫须有的“罪状”，并且还在千人斗争大会上揭发批判我“早在1951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可恨不可恨……”呵，原来如此！“流氓”这顶帽子当然非我莫属。
我在组诗《风波万里》中曾写道：“百家争鸣不是鸣，党同伐异才是真。琳琅满目大字报，举国上下同一文。我辈吃若缘笃信，上当被骗在于诚。斗争会上敢较劲，蜀中右派我有名。
四，覆巢之下无完卵
挨了一天的斗争批判，人搞得很疲倦，心里极度愤怒与不满，可有什么办法，你能抱起石头砸天吗？好在妻子早早回到家，搂着我心疼地问：“怎样，他们打了你吗？”女儿不知人世迁变，仍然张着胖嘟嘟的小手要我抱。我上前抱起孩子爱怜地亲吻着，心里愤懑似乎平静了许多。妻子发现我撕烂的衬衣，细细地检查我身上有无伤痕，在确定没有伤痕后才放心说：“还好，只是衣服撕烂了，怎么撕烂的？”我本想大声说出事情原委，突见窗前有人影幌动，探头望去，原是彭、杨两位积极分子奉命前来监督我的行动，三双眼晴相对显得很尴尬。
“小黄，没什么，我们来看看你，怕你想不通。”姓彭的矮个子皮笑肉不笑，还是相沿旧有的称呼，笨嘴笨舌作解释。我也礼貌性地表示说：“谢谢你们的关心”。
継母像示威似的特别做了一大桌菜，还买了瓶白酒摆在桌上，大声故意地说给远远监视我的彭、杨两人听：“天底下有这样的怪事，一个三代受苦的徒弟娃，还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不断安慰继母说：“婶婶，相信党和毛主席，不会寃枉好人的。”
那晚妻子紧紧搂着我，不断吻、不断亲，深怕失去我。我也睡得不好，想去想来想了很多。透过朦朦月色，长望窗外石榴树出神。那两位监视我的人，半夜也不睡，老在窗前走去走来，真烦人啊！我静静看着熟睡中的妻子和孩子，想着半月前允诺的全家照相的事，不会成为泡影吧？
第二天去到办公室，像往常一样翻阅着桌上的报纸，《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四川工人报》、《四川青年报》，全是有关斗争批判我的消息、特写、通訉和读者来信。我心里想，共产党用得着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对付一个小青年么？这不是在用大炮打蚊子吗！再细读那些揭发批判我的内容，不是编造便是夸大，甚至好些是无中生有。我凝目深深沉思：共产党的报纸难道是说假话的报纸，对其他右派也这样吗？看来这场反右斗争有点瞎搞，不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于是，更坚定了我不是右派的决心。杨蓓、陈泽昆、邱乾坤沉黙看报无语，不时投来关注的目光。通过对我声势浩大的斗争、揭发、批判，似乎这团火会延烧到他们身上，表情略呈紧张。肖青、胡克由一边看报，一边注意我的行为，使平日宁静、和谐的办公室，一下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报社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乘胜追击，楼道走廓里的扩音器总是在不停地叫，每叫一次，就揪出一个右派，战果辉煌，敌人众多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伟人”的英明指示下，报社编辑、记者中的精英们，一个个纷纷中箭落马。最先揪出的是杨蓓和邱乾坤，因两人在一个半月前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烂》作者），写了篇通讯《棱窝访劼老》，文中有“流沙河、丘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反党文章。开初，杨蓓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小组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会场冷冷落落开不起来。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了当年“皇军”们“挖地三尺”的硬功，指示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么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奴才们敢不执行，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泡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杨蓓，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臂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校花杨蓓丑态”！其实完全是捏造，“捕风捉影”也还得有点风声或影子，而这些“反右积极份子”什么事实根据也没有，便可凭空捏造，诬人清白。
中囯是一个封建国家，自古有句俗话“男怕背盗，女怕背娼。”谁个女人一和娼沾上边，这个女人就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会马上与你离婚。贞洁贵于生命啊！当杨蓓一看到这幅漫画时，微笑消失了，清丽不见了，勾着脸再抬不起头，好像在人前矮了半个身子。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含泪在离婚书上签了字，自此终生未嫁直到老死。政治运动就可以这样以“革命”的名义，干杀人不见血的勾当。从不必担心会招来什么“名誉官司”之类的后果。
邱乾坤新从成都市话剧团调来，连报社“地皮子都还没有踩热活”（成都话“刚来不久”的意思），即成为右派，你说冤不冤？他刚新婚，窗户上喜花仍在，老婆即与他离婚，后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
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尽管他深悉世态，知进知退，报社内和报社外召开的各种“鸣放”会，连屁也没有放一个，也被定为右派。他私下说：“解放前我是《工商导报》总编辑，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我不当右派谁人当右派？”所幸他很“认罪”，无论各种会都把自已臭骂一顿，后来获得“从宽处理”，行政降职三级，调到人民银行去打杂。接着，组长肖青的老公苏定生先生（南下服务团学生、从四川日报社调来报社，出任政法组长），因主张“报纸要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向不良行为作斗争”，也沦为右派。当我看到他是右派的大字报后，心里很高兴，暗自说：“肖大姐，你反去反来反到你老公头上了，还积极不？”我观察几天，并未影响她的极积性，对我还是那样厉害。一天我百无聊赖，信笔在纸上写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十个大字，被她发现，一手抢过去大叫：“快来看，右派分子晓枫又在恶毒攻击诬蔑我们社会主义，猖狂向党进攻！”当然引来一场新的批斗。不过她并未和苏定生离婚（他们已有两个小孩），却用了种新的划清界限办法，对老公实施“家庭专政”，即家里一切杂活诸如洗衣、做饭、清洁卫生、刷地板、倒马桶之类，均由老公包干，若想做爱，得事先打报告经批准。这位十分有新闻才华的南下青年干部，不足四十岁就便郁郁而死，可惜啊可惜！但不知我们可敬的肖大姐，在独守空旁，更阑人静之际，是否也会感到一丝寂寞与无奈呢？
文教组的孙文元也中箭落马，他也是（《工商导报》）的业务尖子，平时对人态度极好，对领导更是唯唯诺诺，就因为他是老报人，必也难逃此劫，有什么办法，名气在那里了。新从市农委调到财贸组的宋德贵，听说因工作上问题和张烈夫总编辑顶了下嘴，也被抛出打入另册。西藏军区转业军人摄影师美术组的张蜀华，在斗争我时他还上台作过精采发言，现在也成了右派。据说因他和组长王平关系不协调，王怕他太积极太超前拿走组长，不知怎么向张秘书长一汇报，就戴上这顶挥之不去的“铁帽”。财务组的周俊修因不是知识分子，却逃不脱坏分子的帽子。一个不足五十名编采人员的成都日报社右派分子多过12人。1958年又补了一次课，编委段星樵、党办主任阎凯被“补了进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邻近的四川日报社战果更为辉煌，150多人的编采队竟然有50几个右派；省文联《星星》编辑部从主编白航，到编辑石天河、流沙河、白峡等四人无一幸免，全成了牛鬼蛇神。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曹雪芹先生的两句诗：“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只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个“他人”就非“毛痿人”莫属了。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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