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16日讯】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家乡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赶上歉收的年月，村里总有些人发生浮肿，眼睛肿成一道缝。普通人家有人生了病，从来不知请医生，人们只见过巫婆、神汉，不知医生是什么样。谁若受了伤，通常是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些细土或豆面，包扎起来;谁若是中了毒，通常是给患者灌些粪汤以引起呕吐，若是仍然吐不出，也只好眼看他死亡。全村约二百户人家，只有一个双目失明的接生婆，她的全部接生工具是一把剪刀，一个秤钩，遇上“难产”，她便高叫道“你们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吧?”自然是要大人，她便摸索着将孩子剪烂，用秤钩勾出。在这种情况下，产妇也每每一命归阴。村里有一所初级小学，只在冬季开学，老师像走马灯似的轮换，他们中最有学问的人，也不过是勉强能写成一封家信。有一年竟请来一名精神病患者，年约十七八岁，他的面色苍白，眼里经常射出惊惧的利光，指着壁上的灰尘逼问学生:“是你们撒的毒药吧?想毒死我?”见哪个学生迟到了，他便逼问:“上哪买毒药去了?”动辄就用一条长约二尺、宽四寸、厚一寸的槐木板子把学生毒打一顿。
我家在村里算是中等人家。母亲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她常对姐姐和我说，她小时家中穷得地无一垄，连糠菜都填不饱肚子。父亲小时家里也很穷，因此他们婚后立志发家致富。由于我伯父在京经商，家中境况渐渐好转。到父亲跟伯父分家时，我家分得八间新瓦房、二亩地。到我出生时，父亲在北京的烧锅上混的也不错了，陆续买了几亩地，我家在村中可算是小康人家了。
说是小康人家，实际上日子过得很艰难。我从记事起，就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母亲和姐姐更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干活，但全家的衣食极度节俭。我家只在麦收后吃几顿面食，中秋节吃一顿有肉块的包子，过年时吃一两顿饺子，平常就是吃玉米面饼子、腌咸菜，偶尔吃点油，是用筷子在油瓶里蘸蘸，然后放到菜汤里涮涮，汤里是名副其实的油星。当时在村里，有玉米面吃就算不错了，一些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连玉米面饼也吃不上，我常回家拿块饼子，自己先咬一口，假装是自己吃，然后拿去给伙伴吃。
我家在村里上升到中等人家后，日子似比穷苦人家还要难过。一年到头有数不清的摊派，遇上荒年暴月，常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家中查粮、借粮，直至确信家中存粮无几时，他们才肯离去。土匪绑票更为可怕，有一天一伙强人呼喊着爬上我家墙头，叫赶快开门，说如若不开，他们就开枪、扔手榴弹，母亲只得把门开了，这伙人把母亲押走，后来花了七百块银元才把母亲赎回。自从日本鬼子在附近修了据点，这一带土匪少了，日本兵、二鬼子却常开到村里来。我家在村北头，房子大，日本兵逢来必到我家祸害一番。有一天日本兵又来扫荡，村民预先得到了消息，都跑了，只有一个瘸子没跑出去。此人姓孙名占鳌，外号瘸占鳌，他生的又傻又丑，心地却非常善良。鬼子抓住他问:“村长呢?”他说:“我就是，有事跟我说就行了。”挨了两记耳光，依然送茶送水，使全村免遭大祸。有几个二鬼子，见我家锁了门，要往院里扔手榴弹，瘸占鳌双膝跪下说:“这一家就是一个妇女拉扯着两个孩子，因为害怕才跑出去的，求您千万手下留情。”使我家免遭祸害。
日本投降后，家乡过了一段安定快乐的日子。姐姐经常参加妇女会活动，我在学校担任儿童团长，除了读书外，还常参加演剧、踩高跷一类活动，很是快活。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名叫柳淑娟，她家是村里较有名的富户。她生的美丽清纯，性格温柔如水，偶尔生气起来，那样子越发让人喜欢。我们一伙男同学对他都有股爱慕之情，想接近她，又怕接近她，谁若有勇气坐在她身边跟她闲聊几句，会被同伴视为英雄的。一次我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女孩子，化好妆后，柳淑娟坐到我对面，仔细看了一阵说:“哎呀!真像!扮起来真好看!”我姐在旁说:“你俩拜干姐妹吧。”她刚要拍手，立时淡淡地说:“他是男的，可怎么拜呀。”因为我博得柳淑娟的欣赏，男同学们对我很羡慕。
但快乐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风声又紧起来。每天天不亮，民兵的操练声就在村头响起，姐姐每天都去操练，从种种迹象看，我猜她是加入了共产党。学校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组织同学在路口盘查行人。
村里一些人家廉价抛售土地。母亲说:“年月不太平，趁这会儿多买些地吧，买地最保险，抢不走，夺不去。”短时间买了十多亩。这时我家共有土地二十亩零三分，毛驴一头，还有几件小农具，另外母亲还给我买了两只小山羊，在村中称得上是暴发户了。
谁知随着田产的增多，各种摊派也急剧增多，一家三口拼死拼活的干，到头来所剩无几。有一次姐姐交完公粮，回到家就大哭起来，因为一年的劳动成果，几乎全被征走了。
有一天我去村西割驴草，见本村的流氓李景湖在一个坡下正逼着郭田干什么，他见我来了，就装作没事人似的，躺在坡上了。郭田有点缺心眼，人称痴郭田。我跟郭田说了几句话，就割草去了，不料就在第二天夜里我被母亲从沉睡中唤醒，姐姐和一个女青年把我一直带到学校，一路上什么话也不说。我来到学校的北屋，见满屋都是人，气氛异常严肃。我被带到主席台前，见郭田蹲在一旁，双手捂住裆，哎吆哎吆地直叫唤。村长问:“郭田，你的小便是谁给你弄坏的?”郭田说:“是李景湖。”村长又问:“怎么李景湖说是双四弄坏的?”郭田说:“他诬赖人!”村长对我说:“那你回家去吧。”我就回家了。后来知道，我去割草见到李景湖、郭田那天，李景湖把郭田的小便玩坏了，他给郭田出主意说:“你就说是双四给你弄坏的，他家有钱，能给你治病。”由于郭田不说一句假话，我才未被诬赖。
这年我们村新来了一位王老师，大约十六七岁，总是面带笑容，笑起来两个眼睛像两道月牙，同学们都很爱她、尊重她。村里一些流里流气的青年却不断说她的坏话，并对他存心不良。李景湖有一天流着口水对人说:“这个小娘们，我能抱一抱，死了都不冤了。”王老师对一切流言蜚语都泰然置之，终日认真工作，喜笑颜开。她住在学校附近一家农民的小厢房里，由有学生的人家轮流送饭，生活清苦。
王老师来村不久，我从他嘴里听到“土地发大缸”(《土地法大纲》)五个字音，是哪几个字，什么意思，我和同学都不知道。我常见姐姐劝说母亲卖地，母亲说:“这地我刚到手，一点没得济，说什么也不卖。”
村里的青少年唱的歌曲全变了，前阶段常唱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站到一条线上”、“春深如海，春山如黛”听不到了，到处能听到《白毛女》里的歌曲。有天晚上，我和同学们跑到很远的某村去看《白毛女》演出，观众挤得水泄不通，屁股底下尽是尿液。
某日，王老师派我和柳淑娟、孙秀锦同学当代表，到十几里外的一个大村参加群众大会，我带上块玉米饼子就出发了。三人一路上说说笑笑、蹦蹦跳跳，不觉就来到会场。会场是个大空场，到会的人很多，大会已经开始。台上的人挥动着胳膊慷慨激昂的讲一阵，台下就呼喊一阵，讲了些什么喊了些什么，都听不清楚。突然，台下坐着的人呼啦啦都站起来，高声吆喝着朝台前涌去，不知他们在争夺什么，等人们渐渐散开了，我们才听说，刚才大家是在争饮鸡血。
我们仨吃了各自带来的干粮，又蹦蹦跳跳、说说笑笑地回了村。我们谁也不会知道，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暴就要荡涤这里的村庄了。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在关老爷庙前第一次看到斗争大会的场面。那夜是斗争几家较有名的富户，最先被拖上来的是刘淑娟的母亲。她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瘦弱女子，被五花大绑着，披头散发，已完全失去原形。手持棍棒、绳索、香火的积极分子们朝她吼道:“东西都藏在哪儿?说!!”她用微弱的声音不知回答了句什么，紧接着是一阵吆喝声，毒打声和因受刑不过发出的凄厉的惨叫声。我用双手使劲把耳朵堵上，把眼捂上，可是那使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仍阵阵钻入耳中，我觉得像有许多血点肉丝飞溅到我的脸上身上。过了一会儿会场静下来，村长李殿英正同众人商量对她的处置办法。李殿英是个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黑大汉，他家的大瓦房跟柳淑娟家的瓦房差不多，不知他怎样当上了“土改”运动的负责人。李殿英问:“大伙说，对这家人怎么处理?”有几个人喊:“扫地出门!”一个外号叫“穷根”的嚷:“让她养汉做贼!”李景湖嚷:“让她领着他的小闺女去卖屄!”妇女会长当即斥责他:“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就在这当儿从稍远处传来用棍棒毒打人的声音，听说那是柳淑娟的老奶奶正被吊在树上受刑。
在学校再也见不到柳淑娟了，听说她跟随父亲逃到了青岛。
过了几天，王老师派我去数里外的前孙家参加公审大会，我跟村里的几个人去了。一进会场，就感到有股阴森森的杀气。会场前边，搭起一座大席棚，棚内停一口棺材，棺旁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人们说，棺材里装的是被害的区干部，今天要对犯人挖心祭灵。参加大会的各村群众到齐后，大会主席就宣布开会了。在阵阵口号和呼喝声中，一大群受审的人被五花大绑着押入会场，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步一跳，听说他们的脚后跟大筋被挑断了。受审的人一排跪在灵前，一个戴重孝的人开始在台上哭诉。哭诉完毕，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台上宣布了些什么，在阵阵口号声中，三名受审的人被吆喝着押出会场，我赶忙跟去看热闹，其中二人一出会场就在一阵枪声中倒地，另一人被绑在一株小树上，垂着头一声不吭。一个像是当过兵的人提了刺刀走上前，他用脚在受刑者的腹部猛踹一阵，然后用刺刀朝那人的左肋刺去，搅动几下，将刺刀拔出，一只手伸入那人的胸腔，又突然缩回，像是胸腔内太热，当他第三次将手伸入时，便把心脏扯出来了，心脏被放在一个盘里，摆在灵前。
散会回来的路上，人们只是大步走着，一句话也不说。刑场的情景不断在我脑中出现。进了村就各自回家了，此时天色将晚，我独自走在路上，只觉双腿发软。这一夜我被吓得彻夜未眠，此后三四夜都难以安睡。
不断听到外村铡人、打死人的消息。
风声越来越紧，我家也感到不安全了。姐姐几次三番劝母亲献地，母亲无奈献出几亩，但仍感到朝不保夕，开始掩藏家中贵重的东西。所谓贵重东西，就是为姐姐出嫁准备的几件裤袄，母亲把它们看作命根似的，藏在家中感到不可靠，便藏到外祖母家中，又觉还是不行，一旦有事，人们到外祖母家搜查怎么办?最后总算想出一条万全之计，把一包衣服藏到邻居一个名叫群的家里了。群是个白净寡言的青年，他家是贫农，他过去常到我家帮忙，跟我家关系很好。
村里的运动迅速进入流血斗争阶段，我家随时可能遭到这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一生受苦、心地善良、见了蚂蚁也要躲开走的外祖母，几次要我跪在灶王爷前，“求老天爷保佑我家平安无事”。
我村打死的第一个人叫李宝恒。那天晚上村民被召集到村南头一个大院里开会，人们按秩序坐好后，只听一阵吆喝，手持刀枪、棍棒、绳索的民兵们像拖猪似的拖进个矮胖子，我从未见过这个人。民兵们用棍棒打他一阵，逼问一阵，他一声不吭，不多时便被打死了。民兵们捆了他的双脚，像拖死狗似的把他拖了出去。会后听人说，李宝恒是河西陈家村的，常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跑行商，他曾带我村一名妇女外出寻夫，那妇女不知怎么沦为妓女了，现在那妇女的女儿一口咬定是他把她妈卖入娼门的，所以我村把他要来乱棍打死了。打死李宝恒的第二天下午，在原地方继续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坐好后，民兵们呼喝着忽忽隆隆拖进四个人，第一个叫孙景明，第二个叫孙松林，第三个叫柳......名字记不得了，他是村里唯一戴眼镜的人，外号叫“四个眼”，第四个叫张振国。孙景明家就在我家西南不远的地方，我跟他的三个儿子常在一起割草、玩耍，对他家十分熟悉。他是个精明强干的木匠，但因家中人口多、负担重，日子过得很艰难。前阶段动员参军，他原打算自己去，但又一想，他若去了，家中无人当家，而且再要兵时，他的儿子还得去，怎么办呢?他找瞎子算了一卦，瞎子说:“你东西南北都别去，只在家里拉大锯。”他于是打发长子参军了。长子入伍第一仗便中弹牺牲，他家成了烈属，为何把他绑来了呢?
孙松林家离我家也不远，他的儿子也是经常跟我一起割草、玩耍的伙伴。孙松林平时不爱劳动，喝了酒爱骂几句，我们那一带管这种人叫穷横横儿。为什么把他也捆来了?四个眼住在村西南的坝下，家境一般。他的大女儿跟我一起读过书，有一次我把她的铅笔刀刃弄断了，她哭着要我赔，幸亏有个叫海艇的孩子把那小刀重新磨出刃来。为什么把四个眼也绑来了?张振国是村东头一个小买卖人，趁一辆旧自行车，常年骑车东奔西跑，为什么把他也拖来了?
斗争大会开始了!孙景明、孙松林、四个眼被五花大绑着低头站在前面，张振国是唯一未被捆绑的人，他站的位置离开上述三人有五六步，吓得筛糠似的抖作一团。
第一个挨斗的是孙景明。民兵们问他:“是不是国民党员?”他摇头说不是。噼里啪啦一顿棍棒，孙景明哎吆几声什么也没说。民兵们又问:“还有谁是国民党员?”孙景明说不知道。这时那个跟我家关系密切名叫群的青年，提了根大棒来到孙景明侧后面，他一声不吭，抡起棒子朝孙景明后脑勺打去，孙景明当即像根木头似的倒下了。我万万想不到这个平时寡言少语的白净青年，会干出这一下子!民兵们当即捆了孙景明的双脚，把他拖了出去。
下一个是孙松林。民兵们问他:“是不是国民党员?”他说是。又问他“还有谁是?”他说不知道。于是将他乱打一阵，他供出一批人名，又打一阵，他又供出一批，直至被打得失去知觉，民兵们捆了他的双脚，拖了出去。由于未打在致命处，把他埋进沙坑后，他苏醒了，爬起来像捣蒜似的磕头求饶，李景湖抽出大刀片，砍下他的头。
四个眼挨打时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但绝不乱咬他人，不多时也被打死。张振国一直像筛糠似的抖着，面如土色。那三个人被打死拖出后，他便被押走。他是来“陪绑”的。
恐怖笼罩着全村。民兵昼夜巡逻。儿童中也组织起了纠察队。因为我是儿童团长，王老师发我一副纠察队员袖标，但她当即遇上了麻烦，同学们质问:“他家是什么成分，你发他袖标?”我委屈得回家大哭。没过几天，王老师(王维铭)被五花大绑着押回她的村子，后来听说她家是富农，她被押回村后，受到了毒打和侮辱。
在一天深夜里，我被母亲从沉睡中唤醒，睁眼一看，满屋都是民兵，姐姐站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母亲和我被安置在一位家境中下的堂伯父家中，我家被封了门。两天后的黄昏时分，母亲牵着我的手，满面愁苦的望着我家的房屋说:“我昨夜做了个不详的梦，梦见一座坟，朝东南口，一群人从坟里拖出一口棺材，梦中的坟就是咱们的家呀!”原来姐姐刚才告诉母亲，村里已经作出决定，将我家房屋全部没收了。我听到这消息，哭喊着要去找村长李殿英讲理，被母亲、姐姐强行拖住。邻居一些贫苦的老人听到我的哭声，无不悄悄落泪。
几天之后，母亲和姐姐都不见了，我被转移到那个名叫群的家中居住。群有个弟弟叫小有，比我大几岁，我俩住在东间的炕上。因为担心着母亲、姐姐的命运，夜间我怎么也睡不着，小有问:“怎么啦?”我说我有个毛病，换地方睡不着。小有说:“我给你卷一支驴屌烟吧，抽了保险能睡着。”他用整片烟叶卷了一支擀面杖大小的烟卷，点着先吸几口，递给了我，我吸了小半截，只觉天旋地转，说不出的难受。我赶快把烟掐灭，一声不响的躺下来。不知怎么我像是睡在悬崖的边缘上，黑云从身边忽忽悠悠的飘过，身下似有许多虫子钻动，眼前有各种怪模样显现，一张大白脸突然出现了，那脸像是石灰做的，大白脸上的小眼急剧变大，十分吓人，我惊叫一声从悬崖上跌下来!我安慰自己，沉住气，别害怕，这很可能是在做梦。待我用力睁开眼睛，窗外还是黑洞洞的。这时群的娘和他的姐姐还在西间窃窃私语，我侧耳细听，得知我母亲和姐姐都被捆绑起来了，正逼她们说出藏东西的地方。
天亮后，群捎信给我，叫我到外祖母家取件皮袄。外祖母听到我家的事，一句话也说不出，默默地将她那件老羊皮袄(这是我外祖父外出工作十八年给她买的)交我带回，交村里了。
我患了严重的痢疾，拉的全是脓血，头上生了许多虱子，头上痒，肚子痛，心事重，夜间怎么也睡不着。西间的母女又私语起来，但听不清她们说什么。我故意打起小呼噜，西间的声音渐渐大起来。我听她们商量说，我家藏在他们家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交出，要是交出去，群就是跟富农划不清界线，就是抱富农的粗腿，了不得了......她们又说因为我母亲和姐姐不说那些衣服的去处，在斗争大会上被火烧了，又拉去活埋......我把耳朵堵上了，喊不敢喊，哭不敢哭。
我每天拉脓拉血，浑身无力，但仍然和小有一起下地干活。
十几天后的一天，群娘对我说:“你娘回家了。”我撒腿就往家跑，到家一看，我愣住了，母亲满脸是烧伤，瘦成皮包骨，已失去原形，但她坚强的站在那里，我说:“娘!回来啦!”母亲平静的说:“回来了。”没露出一点伤感的情绪。母亲这年是四十七岁，姐姐是十九岁，我是十二岁。后来知道这一年是公元1947年!也就是一些大文豪写书歌颂的伟大“土地改革”那一年。这些书至今是“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白毛女》依然活跃在舞台和视频上。
一家三口总算团聚了，但因家中被洗劫一空，生活陷入极度困境，当天吃什么就成了大问题。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听见大门响了一下，出去一看，门里放了一捆地瓜!不知是哪位好心的邻居悄悄送来又赶紧悄悄离去了。
母亲回家后未过几天，我的伯母死了。他是跟母亲同一天被放出的，有人说她是受折磨而死，有人说她是吞金自杀，几个本家人悄悄把她抬出去埋了。
某日，流氓李景湖带领一伙青年，吹打着送殡的鼓乐挨家给被斗户挂了白牌，我看到家门上的白牌便丧气不堪，全村也像是弥漫着浓重的丧气。
我每天和一群“地富子女”一起劳动。我们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虽然顶着耻辱的帽子，活茬儿重，但都很快活。用独轮车从地里运庄稼，空车时可以轮流坐在车上享受一番，这就是最大的欢乐了。一次我在车前扶着满载的小车下陡坡时，脚下一滑，摔倒了，小车从我腰上轧过去，腰痛了好长时间，但当时一点不觉苦。
有两件事却真的让我动心了。一次是我从群家门前经过，栓在他家门前的我家那头毛驴，见到我就大叫起来，而且挣扎着要扑到我跟前来。这头毛驴，过去我老是给它割青草吃，它见到我总是这么亲亲热热的，现在我却不能喂它了，我满眼是泪，快步走开。一次是在村南头，我偶然见到了我一手喂大的那头母山羊和三头小羊，它们见到我，哭声悲气地叫起来，李景湖用力拖它们朝前走，那只没栓脖套的小母羊，不顾一切的朝我跑来。这只小羊，是三只羊羔中最弱的一只，我经常单独喂它些稀饭吃。时隔多日了，它竟还认识我。我刚要去摸摸它，李景湖跑来朝它狠踢一脚，它翻了两个跟头，尖利的颤叫一声，踉跄地走开了。我的心像刀绞一般，回家后大哭一场。
在那些日子里，我最怕过晚上，每天晚上母亲和姐姐都要去听训，我却被锁在家里。一个人呆在家里，实在太孤单，我要求跟母亲、姐姐一起去，母亲怕我年幼记仇，说什么也不允。但有一次她们被我缠磨不过，只好带我去了。那夜的训话员是个姓黄的，他不是庄稼人，但也没有固定职业，他家在村中辈分小，过去见了人总是爷爷、奶奶叫个不停，他的妹妹是土改积极分子，常在斗争大会上用香火烧人。大概因为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所以让他给地富训话。“别看我在村里辈儿小，是你们的孙子，重孙子”姓黄的叫道，“可这会儿我是你们的祖宗，活祖宗，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全成了我的孙子、重孙子，拉拉孙子!”受训的人坐了满满一屋子，有近百人，一声不吭。我四下一看，被打死的孙景明、孙松林、四个眼的老婆、孩子都在。张振国在陪绑时吓出重病，没过几天就死了，他的老婆也在这里。在座的有几户人家较富裕，但大多是勉为温饱的人家。有位孤寡老婆子，因存有出嫁时陪送的几块银元，便被当做富农斗了，这时她也坐在这儿。我挨个看一遍，独不见柳淑娟家的人。听人说，她全家逃往青岛了。
不管白天黑夜，我家的门一有响动，民兵就会闻声闯到家中来，所以街坊四邻无人敢挨近我家门。常来的只有一人，那便是我那善良的外祖母。外祖母对母亲说:“好好活着，把孩子拉扯大!”外祖母一到，我心中就像升起一轮红日!他有时给我带几个火烧来，有时带来些高粱面素馅饺子，我吃的很香。但外祖母家里很穷，他在经济上帮不了我们。
到了家中揭不开锅的时候，母亲也曾打发我出去借粮，但无人敢借给我们，有的则为难的说:“孩子，我家也揭不开锅了。”
就在我家生活上没有一点出路时，万万想不到，我们竟绝处逢生了!
那年秋后，我家南屋成了村里的仓库，里边盛的粮食全是从被斗户地里收获来的，保管员就是那个曾给二鬼子下跪使我家免遭祸害的瘸占鳌。这天瘸占鳌待扛粮食的人全走后，一拐一拐的把一口袋粮食扛到北屋来。起初母亲以为是他偷了粮食崭存我家的，说什么也不敢给他存，闹了半天才明白他是给我家送来的，但母亲怎敢要?他说:“活命要紧!“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粮食拖到屋里来，母亲还是不敢要，他说:“不出事便罢，出了事，就说是我让存的，我是贫雇农，谁敢把我怎样?”
这一口袋粮，成了我家的救命粮。
有一阵子，风闻国民党军队要开过来。一些成分不好的壮年男子，被绑到矿坑边上，只要风声一紧，就将他们推入矿坑。有人悄悄告诉母亲:“若是夜间有国民党军队模样的人绑了村干部到你家，你们千万什么也别说，那是考验被斗户的。”这一计谋一直未见施行，国民党军队也一直未到这一带来，真得谢天谢地。
过了一段时间，我家被改划为中农成分，我们才透过一口气，并且有了行动自由。姐姐到金矿当了磨工，我有时给人帮工，有时做小贩，有时也到矿上推磨，一家挣扎着总算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真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呀!
1949年，我毅然离开了那生我养我的地方。三年后，当我回故乡探望母亲、外祖母时，得知这样一些事:村长李殿英因贪污腐化被捕入狱，判刑八年，已死狱中。流氓李景湖，因贪淫过度，前不久死于痨疾。群家“翻身得解放后”，群假装吐血，逃脱了参军、支前的义务，兄弟俩都娶了媳妇，但生活不见宽松，拴在他家门前我家那头毛驴，已显得老气横秋，穿在他姐身上我姐的嫁衣也已经破旧了。那个叫穷根儿的人，过了几天温饱日子，“一天吃三顿熟菜”，还娶了老伴，老伴和跟来的女儿喜欢吃鸡蛋，吃了一个多月不辞而别，穷根儿还是穷根儿。
鉴于父母发家致富的种种遭遇，加上理论上被告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我在长大成人后，立志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奋斗。不料在苦行僧般地奋斗二十多年之后，又被告知“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民卖儿卖女”，各项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穷光荣变成了富光荣，我则一夕间变成了一个大罪人，罪名比父母当年发家致富的罪名还大。尽管我只是个月薪56元、行政22级的小干部，却被叫做“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两面派”，在“除恶务尽”运动中被除掉。老天爷真会开玩笑呀!
1983年1月下旬写成、深藏
2011年9月6日输入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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