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没有盈利和可持续做预期保证，十堰造新城必然很危险。由此，也可以提醒众多不具备大发展条件的地方政府，保持一定的冷静。其实，在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中国的新一轮城镇化需要更多有特色、有生态的中小城市，十堰不造新城也可以实现“美丽十堰”的梦想。
最近有媒体称，地处湖北山区的十堰市 “向山要地”15万亩(相当于100平方公里)，其准备用于建造东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将超过千亿元规模。
从十堰自身角度来说，这种巨资造新城的计划，无疑是想保住或者强化十堰在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因为在十堰周边的鄂豫陕渝毗邻地区的商洛、安康、神农架、巫溪大约1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缺乏区域中心城市。从区域竞争此消彼长的规律下，十堰需要汇聚更多资源来凸显其中心城市的号召力，而土地资源自然是其中核心要素之一。
毫无疑问，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一个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实施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城市要扩张，还必须从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来实施。尤其要尊重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市场成为配置资源主导力量的规律。
何为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市场成为配置资源主导力量的规律？那就是城镇化过程中众多要素的流动，必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主导。最近这一轮城镇化，很多要素都会进一步向城市群集中，尤其是特大城市群。如北京、上海为了限制更多外来人口涌入，设置了很多障碍，但依旧挡不住外地人口的持续流入，因为人往高处走是最基本的规律，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选择一样。这些城市群之所以能够成为“高处”，就是因为其提供了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更强的产业在积聚，集中了更优更精的人才。欧美国家，乃至日本，其几个主要城市和城市群基本承载了其一个国家主要的人口和GDP，也是这种城市群“高处效应”基本规律的体现。
那么，从这个逻辑来看，即使十堰想通过造新城来扩大其城市人口、产业的聚焦能力，但还是挡不住其周边10万平方公里的人口和产业向更大的城市群来转移，远的可能走向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近的可能走向武汉都市圈甚至中三角地区，成渝经济带、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
事实上，当年二汽将汽车产业从十堰搬迁到武汉、广州等地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汽车产业只可能在特大城市落地才能靠近消费腹地，从而减少成本，保持更好的盈利。当年十堰是三线建设造的城，那个时候主导因素是政治，而现在主导因素是市场的时候，其绝大部分汽车产业走向特大城市是一种必然。
当我们意识到市场配置资源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主导力量时，那么就可以对十堰这种靠地方政府或本地力量来推动的造新城的未来，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这种城市规模和区位大造新城，将极难有可持续性。
这种不可持续性还表现在政府因素，因为从国家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南水北调水源地的要求，都不太会支持十堰成为一个大工业、制造业之地。所以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来看，没有大产业支撑的十堰，付出昂贵的造城成本，就很难通过地方政府设想的通过房地产、土地财政、高地价等方式来实现巨额投资的回收或者盈利。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乔丹、博尔特，同样也不是每个城市都能成为北京、上海和武汉。当没有盈利和可持续做预期保证，十堰造新城必然很危险。由此，也可以提醒众多不具备大发展条件的地方政府，保持一定的冷静。其实，在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中国的新一轮城镇化需要更多有特色、有生态的中小城市，十堰不造新城也可以实现“美丽十堰”的梦想。
当然，这就需要国家层面更有力的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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