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是个公认的“方言宝库”
海南是个公认的“方言宝库”,岛上通行的除了普通话,还有黎语、海南闽语(海南话)、儋州话、临高语、客家话、村语、勉语(苗话)、回辉话、军话、附马话、那斗话、广州话、迈话和壮语等14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和方言。
貌似任何地方的西部都有着其传奇色彩,海南也不例外,仅从语言现象来看,海南岛14种方言西部就占了12种。仅儋州市境内就存在8种方言,其中那大镇更集齐了全市的方言,置身那大市井,便可感受到什么是南腔北调,仿佛这里的人们生活在“巴别塔”之下。
在儋州那大,73岁的唐诗圣颇有些名气。名为“诗圣”,自然和诗有些渊源,但他最绝的是嘴上的功夫———他能讲儋州地区通行的8种方言。
这位精神充沛的老人,说话音量有点大,却非常儒雅。从他的嘴中,能够冒出军话这样的北调,也能说出儋州话这样的南腔,此外还精通客家话、白话、广州话、临高话、海南话、普通话,黎语和苗语也能“说说”。
一人能讲8种话
么漏摆?”(临高话,你去哪?)
“落该啊。”(军话,逛街啊。)
“食早了么?”(客家话,吃早饭了吗?)
唐诗圣习惯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到街上散散步,遇到熟人就会寒暄几句,碰到说军话的,就用军话来打招呼;碰到说儋州话的,就用儋州话来打招呼;碰到说客家话的,就用客家话来打招呼……
唐诗圣,1939年出生于儋州三都唐屋村一书香门第,“四人名列儋耳志,五代书香雅人家”,他被称为“儋州雅人”。
7岁前,唐诗圣都生活在三都,这里属于海边,家人及周边居民都讲儋州话,也称海边话,那时,他只会讲儋州话。1946年,唐诗圣被父亲送到当时为儋县首府的新州念小学,在学校里他接触到了儋州话的另外一种读音,也就是字音,专用于吟诗作对。
1948年,唐虞政被那大第二中学评为教师。1952年,小学毕业的唐诗圣随父亲到那大二中读书这一经历,让他的舌头与众不同。当时,那大虽不是县政府所在地,但是因为其地处儋州交通要道,各个乡镇的学生都到那大二中读书,让这所学校成为“语言博览馆”。
“有来自南丰讲客家话的同学,有来自和庆讲临高话的,有来自那大墟讲军话的,有来自东城讲白话的,还有来自兰洋的黎族、苗族同学,而老师很多来自广东讲广州话。”唐诗圣说。
在那大读书,让唐诗圣惊奇的还有,不仅是学校里南腔北调,那大镇也是南腔北调,每种方言,在这里都能找到相应的村落。
“那时,普通话并不像现在这样流行,同学往往会用方言交流。特别是,小孩子调皮,经常会用方言来骂人,你得去学,否则自己被骂了也不知道。”唐诗圣笑着说,慢慢地听多了,说多了,也就会讲了。
1959年,唐诗圣考上了位于广州的华南石油学院,习得了广州话。1960年,唐诗圣大学毕业到海南农校教书,在海口学会了海南话。
那大,多语言者炼丹炉
1985年,海南籍语言学家梁猷刚曾记录下一段趣闻:有一天,我们在汽车站听到下述的对话。一个青年匆匆走来:“买到新州的车票。(儋州话)”,售票员回答:“没有了。(儋州话)”;一个中年人问:“买一张去海口的车票多少钱?(军话)”,售票员回答:“三元五角五分。(军话)”;又有一个妇女来问:“去临高多少钱?(临高话)”,售票员回答听不清楚。
将近30年过去了,这样的景象在那大镇还时常上演。记者采访儋州那大居民王玉刚时,他不时接到生意伙伴的电话。第一个电话,他用军话交流,第二个电话用儋州话,第三个电话用粤语,第四个电话用客家话。
今年50多岁的王玉刚,属于那大城区人,所操“母语”为军话。上学后,慢慢与周边同伴交流多了,逐渐学会了儋州话、客家话、白话、临高话、海南话、黎语等,能说8种方言。
那大镇,在这个20多万人口的镇上,一共汇集了儋州话、客家话、军话、临高话、白话、海南话、普通话以及黎话、苗语等,被语言学家称为“语言博览馆”,“多语言者炼丹炉”。
据钟平编著的《儋县概况》,那大镇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明万历年间设那大营。原有两个村庄:一个叫那恁村(讲临高话),一个叫大同村(一说南大村,讲客家话),后来两村各取一个字合为那大。明朝设那大营带来了军话,造成了“该里语言以客话为多,临高话次之,惟那大镇全说军话。”(民国《儋县志》)
在那大镇中心区居民主要讲军话,在其边缘曾出现过三条“语言街”——“梅县街”讲的是客家话,“临高街”讲的是临高话,“儋州街”讲的是儋州话。
多种语言环境,也就造就了能说多种语言的语言达人。王玉刚说,自己并未特别地去学习多种方言,而是小时候跟操不同方言的同伴玩得多了,就会说了。
“处于南腔北调的环境中,也就容易习得南腔北调。”唐诗圣说,除了临高话,儋州汉民族的语言种类虽然繁杂,分布错落,但是因为它们都是从古汉语中分化发展起来的,在语音上都有整齐的对应规律,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也大体相同,甚至多有互为通假,所以很容易学会其他方言。
一家人讲三种话
操不同方言或语言的人混居,因为通婚,经常会出现一家人讲几种方言。唐诗圣后来娶了客家女子为妻,儿子又娶那大本地人为妻。“以前,家里语言很单纯,只有儋州话;而现在,家里的语言复杂了,有三种之多。”唐诗圣说。
唐诗圣的母语为儋州话,其妻子母语为客家话,儿媳母语为军话。“一家人交流,经常会在几种方言之间跳跃。”同是吃饭,客家话是“食饭”,儋州话是“嚼饭”,军话是“起饭”。
位于那大镇东门街一家旅馆老板陈丽梅,40岁左右,客家人,年轻时嫁给了那大镇说儋州话的男子,而丈夫的父亲是临高人,讲临高话。“在我家,我是说客家话的,丈夫是说儋州话的,公公说的是临高话。”陈丽梅说,那大镇语言丰富,因着通婚,家里就像一个“小联合国”。
为方便交流,像陈丽梅这样的人家,家里人一般都会去学几种方言。现在,她经常会根据顾客的母语,而说客家话、儋州话、临高话、军话。
儋州居民谢有造家里也是同样的情况,“我说儋州话,妈妈说军话,儿媳说白话,女儿嫁给客家人,说的是客家话,孙女习惯跟我们讲普通话。”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阿婆用军话教育孙子,而孙子则用儋州话回应。
方言达人老矣
1979年唐诗圣回到那大二中教书,儋州市新闻中心主任罗智才成为他的学生。罗智才还记得,当年在那大二中就读时,唐诗圣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东城镇抱舍村的,然后唐老师就用白话跟我讲。”罗智才说,同样的,其他同学讲什么话唐诗圣就讲什么,所以学生都愿意跟他亲近。
不过,这样的场景几乎不会再见。虽然,儋州能操多种方言的人并不少,但大多年过半百,年轻一代很少有人懂数种方言,在学校,也都使用普通话。
“我的儿子们只会说儋州话,懂点客家话、军话。”唐诗圣说,到了孙子孙女这辈,就只会儋州话和普通话了。
同样,王玉刚的儿子也只会讲母语军话,他的孙子则只会讲普通话。
儋州人受方言影响,普通话的口音很重。为了能让下一辈能够讲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许多年轻父母就从小教小孩普通话,而不是方言。特别是随着外地媳妇越来越多,普通话已然成为一种强势语言,开始“蚕食”方言的功能。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剑三认为,一种方言承载了一种文化,儋州市许多文化特色都承载在方言之中,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本土文化的延续,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要留住方言,就要利用和创造方言的语言大环境,建立和提高儋州人保护自身文化的意识。
来源:南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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