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任何国家都必然是从农业文明形态向工业文明形态转型的。这种转型有的国家早一些，有的国家晚一些。但是到今天为止，在全世界193个国家中已有174个国家完成了这种转型。由此可见，由农业文明形态向工业文明形态转型已经成为历史大势，因此，中华社会转型已无法避免。根据世界各国的转型经验，有的国家转型是照搬别国的模式，但更多的国家转型是根据本国国情创造新模式，大国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依据常理，中国社会转型不应该是照搬现成的模式而应该创造自己的模式。
1949年以后，中共建政，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官学”，强硬推行中华马克思主义化，中华文化彻底遭到破坏，使得上下五千多年来从未中断的中华文化曾经一度中断。从1949年到1976年的毛泽东时代，实行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全面党化，全面社会主义化，造成的结果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通过“镇反”、“反右”和“文革”等运动杀掉与整肃了两千多万人，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整个国家处于混乱与野蛮状态。这种状态无法继续，所以1978年邓小平掌权后实行改革开放，在政治上依旧坚持中共一党专政，在思想上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三十四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虽然发展了但是官员越来越腐败、官民越来越来越对立、国民道德越来越沦丧，虽然社会上也有闪光点但中国社会从总体上来讲已进入了最无耻的时代。面对这种情况，许多有识之士要求变革，促使中国社会转型，至于怎么转却众说纷纭。看来中国转型是不可避免了，这是迟早的事。
我国的毛主义人士认为，中国出现的种种怪事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以，所谓的中国转型就是转回毛泽东时代，照搬毛主义模式就行了。众所周知的是，所谓的毛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斯大林模式。这种一党专政+社会主义模式在十多个国家试验过，结果现在只有朝鲜完完整整保存下来，其他的国家不是垮台就是自动变革。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实行的专制独裁践踏人权，思想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禁锢人们的观念，经济上有计划的公有制缺乏效率，无法持续维持。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模式行不通，现在的毛主义人士还要坚持向这种模式转型或者说复归这种模式转型，这是偏极和固执的表现。虽然，也正如有些毛主义人士所说的，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值得回忆。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时代确实是腐败较少，不像现在腐败已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但要知道那个时代，一是搞计划经济，重大的经济活动都是通过银行转账进行很少涉及现金，腐败的机会较少，二是毛泽东经常发动政治运动整人，对官员有震慑作用。但是，这样的做法是经济活动没有活力，政治上经常动荡，没有法律秩序，绝不是长久之计，治国采取毛泽东的办法，从长久看绝对不行。所以，片面宣扬毛泽东的方法好会误导国民错误理解国家前进方向。再者，要回到那个时代，又得整肃富人，进行野蛮的阶级斗争，进行残酷的专政，这势必会发生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战争，国将无宁日。我认为，毛主义人士的转型建议行不通。
我国的复古主义者却认为，现在的种种怪现象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外来思想破坏了中华古文明造成的，所以，中国的转型就是照搬古代的做法就行了。应该说，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在中共建政后由于马克思主义被奉为“官学”确实遭到破坏了，今天的中国出现的种种怪现象确实已使中华文明与文化遭到破坏有关，应该恢复中华文化，发展中华文化，但是，要照搬古代的做法也肯定不行。因为中华文明与文化是农业形态下的文明与文化，虽然中华文明与文化有许多的精华，但是从整体上看，他已不适合于工业形态下的文明。我们知道，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只有两个大阶段：一是农业社会阶段，另一是工业社会阶段。农业社会有其文明结构，工业社会也有其文明结构，前者的基本特征是专制政治、自然经济和一元化文化，后者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多元化文化。中华文明与文化适合于农业社会，并且正因为适合所以历史上从汉代以来只要是统一时期就一定是农业社会里的世界超强国家，但是，现在是工业化社会，我们的文明与文化从整体上已不适合于工业文明形态了，需要转型和发展，照搬古代的做法或者说复古已经不行也不可能了。
我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现时出现的种种怪现象是由于民主与自由的缺失造成的，中国要转型必须要民主化与自由化，而民主自由是从西方文化产生出来的，并且西方文明与文化最适合于工业形态社会，中国最终是要工业化的所以中国转型就应该是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派看到中国当下缺失民主和自由，这是对的。其实，“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是现代性的最主要表现，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寻是从1861年进行洋务运动开始的，虽然已经一百五十一年过去了，但到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实现。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转型是多么的艰难！中国需要“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这是毫无疑问，这已是普世价值，任何的工业化社会都缺不了这些，中国在七八年后就将实现工业化，到时中国就会由农业文明形态转向工业文明形态，能不需要普世价值吗？但中国需要普世价值是否就一定要全盘西化，这是需要谨慎研究的。人们已知，“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虽然产生于西方，但它们已经属于全人类了，要不为何叫“普世价值”？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核心就是普世价值，世界各工业化国家的文明其实就是普世价值+本国特色，比如，美国文明就是普世价值+美利坚特色，日本现代文明就是普世价值+大和特色，德国现代文明就是普世价值+日耳曼特色。这就是工业文明的共性与特色。只有这样，才既具有普遍与特殊（个性），又具有同一与多样。如果全球都全盘西化了，还有各国文明吗？同样的道理，中国文化与文明要现代转型，必须学习与运用“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但是学习与运用普世价值不是为了全盘西化，我们需要的是普世价值+中华特色，这才是中华的现代文明。全盘西化就是企图永久灭亡中华文明与文化，这有可能吗？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有可能灭亡的吗？中华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为了全盘西化，曾经大力批判中国文化，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轻视中国文化，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丧失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结果呢？被马克思主义者征服了中华造成了六十三年的政治灾难和文化灾难！现在中华文化总算慢慢恢复了起来，还要鼓吹全盘西化，真是脑残！
无论是毛主义人士还是复古主义者或是全盘西化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全盘照搬，尽管所要搬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经过研究我们知道，中华转型照搬不行，既然照搬不行就需要创造。创造是个人和国家的灵魂，是个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所谓创造是在活动中产生的独特新颖的思想、方法和成果等；说得通俗一点，创造就是产生原来没有的东西。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创造性是“人”这个意识系统的内部要素、结构和功能在与环境的竞争协同中突现出来的特殊性能，它是理性和非理性，显意识和潜意识、自我意识和非我意识整体统一功能在竞争协同产生出来的突出特性。世界各国的发展是不一样的，现在有的国家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状态，有的国家还很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创造性，发达国家充满创造性，落后国家缺乏创造性。拥有伟大创造性的国家具有非凡的能量和智慧。要有创造性的能力首先要有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动，即开拓人类认识新领域，开创人类认识新成果的思维活动，它往往表现为发明新技术、形成新观念，提出新方案和决策，创建新理论，不仅可以提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而且能在此基础上产生新颖的、独特的、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开拓人类知识的新领域。创造性需要创造性人格，创造性人格是独立开放式人格，它体现为理智诚实好奇、经验的客观开放、态度的专注自信、思维的敏锐灵活以及精神上的挑战批判倾向。没有这种心灵的丰富性、完整性和独特性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创造力。
中华转型必须增强创造性，在学习前人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扬弃旧义，探索新知，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创造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必须学习原来的东西的基础上的开创，原来的东西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一是西方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历史久远，博大精深，有精华与也有糟粕，精华主要表现为超时代精神上。所谓“超时代精神”就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都能使用的精神，比如，“仁义”就是。从黄帝建国以来，就以仁义治天下，孔孟时代仁义得到系统化，仁义已成为伟大的中华道统。除此之外，中华“五常”（仁、义、礼、智、信）与中华“四维”（礼、义、廉、耻）以及“孝”道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超时代精神。我们在创造中华现代文化的时候这些超时代精神绝对不能丢掉，这是中华现代文化与文明的“根”，离开了根，中华现代文化于文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西方文化从古至今也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但能发展出来的精华也主要是“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我们中华文化正缺的也是这些普世价值。中华文化要现代转型必须吸收这些精华。
其实，从中华文化的伟大道统——仁义来看，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是能够与中华文化与文明对接的。中华道统发展到孟子手上时就创造出中华仁政这一伟大政治主张，中华仁政就是仁义在政治上的表现。古时，也就是在农业文明形态下，中华仁政主要表现在爱民，现时代中华社会已经正在转向工业文明形态中，所以，中华仁政在现时代以及将来的工业化中华社会只是爱民就不够了，应该进一步发展为保护人权与尊重基本自由。在农业文明形态下，君主制能够保证中华仁政的实施，应该说，君主制是适合于农业文明形态的，但是在工业文明形态下，君主制就不适合了，只有民主与法治才能保护人权与保障基本自由，所以，只有民主与法治才适合于工业化社会，正因为如此，只要是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没有不实行民主制度和健全法治的。当然，现代所讲的也只是理论上的对接，在我国要在现实中对接恐怕要等待到七八年之后，因为到那时我国才能实现工业化，进入工业文明形态。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现代条件下，如果中央上层推动民主化改革，这种对接现在就可以开始，但是经过三十四年的改革开放，掌握权力的各级领导及其亲属都已通过不正当手段发财了，他们不需要政改，只需要维稳，靠他们实行政改似乎不可能了，只有靠民众，要靠民众就需要民众的觉悟，这就需要七八年这样的一个过程，七八年工业化后国民的视野就会开阔，他们会觉悟的。
中华转型本来从洋务运动开始就进行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可想而知是多么艰难，有各种原因阻止中华社会转型，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实现工业化，由于没有实现工业化中华社会进不了工业文明形态，无法产生出要自由与人权的力量，没有这样的力量就无法推动民主化与法治化。所以，中华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使国民的视野开阔，不断涌现出要自由与人权的人，形成巨大实践民主化与法治化的力量和中华现代文明的创造力量，这样，中华转型就会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2012-7-20
来源: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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