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方励之正准备去给学生讲课，离家前咳嗽一声，就倒在书房的椅子上鹤去了。方励之“咳嗽”一声，中国就感冒，他的名字成为敏感词，网民们只得为他改名“立之”，又改为“lizhi”，再改为“荔枝”……
自1990年方励之流亡美国后，仅仅20多年，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旷日持久的洗脑、屏蔽令中国民众集体失忆，专制政治制造了遗忘断层。今天，作为流亡的中国科学家、思想家、革命者、殉道者，方励之大致被中国大陆的权贵和百姓、精英和《环球时报》读者、绿卡明星和记者以及二奶和三奶们遗忘了。
22年前，方励之被迫离开祖国，正如但丁离开意大利、弥尔顿离开英吉利、雨果离开法兰西、索尔仁尼琴离开俄罗斯、爱因斯坦离开德国……这是沉痛的事，方先生失去了祖国，而祖国失去了一位精神带领者。但是流亡使方励之免遭牢狱之灾，继续他的天体物理学研究，继续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呼吁，这也是他的幸运。
方励之两次被开除党籍，最后成为通缉犯，他的苦难源于他的知识分子精神。他不会顺从己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皇帝或是“党”；他要真实、自由、尊严地体现自己，他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独立与质疑的品质，正是这种不依附不苟且的本质，使他能够听从自己的内心诉求而勇敢地采取行动。自由、内省精神是人的生命最高本质的体现，他超越本能，抵制权力的强制，从而使自己智慧、刚强而高贵。
方励之本不是政治家，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而使自己无法对专制权力妥协。是这种精神上的不妥协，促使他走上了与集权制度斗争的道路。方励之勇敢地挑战集权制度，批判马、毛意识形态，高扬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作为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尊崇的是爱因斯坦；是科学与真理将爱因斯坦带向对普世的关注，方先生也同样。他们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也都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关爱社会和人类，为之承担责任。
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物质是不是无限可分？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学……方励之从1972年开始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当时，姚文元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杂志刊登了一系列批判宇宙学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批判对象就是以方励之为代表的科大天体物理小组。但方励之并没有妥协，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思考。这场科学与专制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1986年，胡乔木曾专门写信给上海的《自然》杂志，对其发表方励之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
方励之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典范，理清了二者间的关系。他认为，“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得把西方科学精神引进中国。中国文化层次虽深但理络不明，为要发展，就得吸收西方精神。”（注一）“中国要建设民主社会，在学术上要有独立性，我研究的是学问，你（统治者）采取与否是另一回事。有学术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精神。科学精神本身就有民主、自由的涵义。”“从学术角度讲，民主化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民主环境，学术界是无法发展的。”（注二）
方励之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导师，留下了宝贵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民主绝对不是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的。”（注三）“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民主是会收回去的。”（注四）“在中国，人们对民主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们得教育人们去了解民主，我们得明白民主不是统治者能赐予我们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说明控制松懈了，并不成其为民主。民主的获得要通过艰苦而不可避免的斗争。”（注五）
仲维光先生认为，方励之是中国自六十年代以来第一个公开谈论人权问题的知识分子（注六）。方励之这样向自己的同胞解释什么是人权：“人权不是上面给我们的权力，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注七）“我认为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人权概念，民主与人权不是一回事，但与人权密切相关，就是说，一个社会里的人应当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和旅行自由权。”（注八）“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人权不是这样。所有的人权公约，每一条的第一句话甚至第一个词，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注九）
方励之的一生是为科学与民主而战斗的一生，在他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圣心寺和“暴民恐惧”》，依旧是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思考。
在方励之的战友、难友刘宾雁逝世5周年时，中国民间著名思想家王康在《怀念恩师刘宾雁先生》一文中写道：“真正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应当以世纪来计算。”我想这句话也可以放在方励之的身上，他不必带着被遗忘的遗憾去见上帝和爱因斯坦！
注释：
一、方励之：“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原载西德《明镜》1987年7月27日。
二、方励之：“谈高等教育的改革”，1986年11月17日。
三、方励之：“民主不是赐予的”，1986年12月4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248页。
四、同上，参见152，第53页。
五、方励之：“谈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7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120─121页。
六、仲维光：《方励之先生的生平与思想》
七、方励之：“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力量”，1986年11月1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143─144页。
八、方励之：“中国应该先有常识性的民主”，1988年9月，《中国的失望和希望：方励之自选集之四》，第152页。
九、《方励之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首次公开提出人权问题》，“六四”20周年前夕，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电话采访方励之。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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