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于明代万历二十年的《孔子圣迹图》
－、孔子杀少正卯了吗？
孔子杀少正卯最早出于《荀子》，《苟子．宥坐》原文：“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日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
这是先秦古籍中唯一的记载。时至两汉。一些人士纷纷转述。文见《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白虎通》、《尹问子》、复有《孔子家语》《刘子》等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此类种种转述中又生异说，而且更为详细，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说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被诛者少正卯的身份由一个普通的士说成“鲁大夫乱政者”或“乱政大夫”；孔子杀他的理由又同二人在鲁办学发生竞争问题联系在一起。杀人地点更具体了，说是诛于“东观之下”或“两观之下”。而且“尸陈于朝三日”；有人似乎觉得“七日而诛”未免唐突，于是不提七日。只说孔子当政时期。等等。以上的变化。都围绕一个目的。就是使这一假说更周全、更合理、更具有政治性。由于这个假说有明显的压制“异端邪说”的政治倾向，故它一出现，便被***者当作“奸禁”和反对“佞道”的圣人遗训加以宣传，直接为思想禁锢和文化***主义服务。也正因为如此他被人们长期信奉而未受怀疑或不敢怀疑。而所有的此说始见于《苟子．宥坐》。而在同一篇《苟子．宥坐》还有孔子见一容器。灌满水就倾倒。而灌到一半就直立的故事。然后孔子感慨要谦虚。这是已被公认是后人所托也。可见荀子《苟子．宥坐》只是论理虚构之创作。而非历史。至于司马迁的《史记》则也有人怀疑似小说而非历史。如其就语气肯定的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的南宋朱熹就开始对此提出疑问。他说“若少正卯之事，则予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吾又安敢轻信其言”此说一出，许多学者表示赞同。其主要理由是：一，诸子百家著作中寓言居多，不足为信。成书早于《荀子》的《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庄子虚构出孔子被盗拓批的哑口无言的故事，但对杀少正卯一事却都从无提起。试想如果真有此事。儒家的论敌如墨、庄、法岂不大肆鼓噪呢？可见历史上没有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
而且世人都知道孔于提倡“仁”，坚决反对杀人，当有人要杀尽坏人时，孔子就反对，论语载“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还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天下无道”，孔子是赞同老百姓就可以议论讽刺朝政的。而且在《左传》中还记载：“襄公31年子产不毁乡校。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这里说郑国的执政者子产不因为有人在乡校诽谤自己，就毁掉关闭乡校。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从以上种种，可见孔子是不仅反对杀人，而且还是主张言论自由的，后来朱熹也解释“庶人不议”说:“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箝其口使不言也。”，可见儒家是一贯主张言论自由的。如此的孔子岂有杀少正卯一事呢？
尤其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以充分的论据和事实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习俗驳斥了这种历史的捏造。原文很长，择其要点：第一是从古到春秋时期。用事实点出了各个王贵都是不能随便杀士的。而是盛行养士。钱穆其中说：“崔述曰：“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郑国其时有七家执政。子产为一家）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如此的背景才会有以后百家争鸣的大环境。第二是从荀子列出的五大罪状，时间上应是战国时期。荀子的列出罪状和其《非十二子篇》很类似。则知少正卯即当时荀子在战国时攻击的十二子的化身。
其实荀子也非有意捏造，只是当时的文风。如风行全国的儒、墨、道、法四大学派。除墨者外，其他三家人士都假托过孔子以申述己意。那是孔子可是最大的名人啊，比如庄子、韩非都编撰过孔子的故事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就如同列子所载的“两小儿辩日”一样。“孔子”之名只是借用假说而以。所以孔子杀少正卯只是荀子假借孔子之名而己说。实乃“荀子杀少正卯也。”而荀子则是法家的祖师爷，所以荀子培养出的学生李斯、韩非成为“严刑峻法”的法家代表也就不奇怪了。孔子杀少正卯是伪说这在史学界已是下了结论的。现在的孔子传记都是将其特别剔除或专门驳斥的。
可是就是早就公认的事，却在被屡次沉渣泛起，为何如此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大陆官方并不支持中国的传统文化。试想如果把“孔子是否杀少正卯”这段公案，直接刊载于中学、小学课本，而不是只在一定小圈子的学术界，其谣言岂能还时时传播呢？再究其根本原因，正如在海外广泛报道的“端午节之争”一文中写道：“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社会学者对本报说，传统文化在中国遭受冷落，表面上是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实质上却与长期以来官方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密不可分。”，因为现在一切是视西方外来的马列为“马首”，为“真理”，儒家不受排斥就不错了，谁还管你你是否受到了不平呢。以下我再提起另一起大公案，可为佐证。
朱熹像
二，朱熹是不是道德败坏呢？
我在一本畅销书中看见说起宋朝文化。大意是这么说的，此时理学占据了中国文化，而理学是对中国人性最大的扼杀。理学宣扬“饿死事小，失身事大”，但理学最虚伪。其理学老祖宗朱熹表面上是道貌岸然“道学先生”，暗地却是道德败坏，不仅和人争强妓女，而且竟然还夜宿两个尼姑。等等说法，不一而足。
到底朱熹是不是道德败坏呢？
当然对于学术界来说，此问题很幼稚，因为早已有公论,但却不被人所知。正因为官方对传统文化的不支持，所以你还会在各种书上，看见此种各类论调。
洪迈《夷竖志》里有个故事。说与朱同时代的唐仲友曾抨击过朱熹的学说。就因为这学术上的分歧，朱熹一直怀恨在心。正好那时朱熹担任了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就想借经济审计的机会，给唐仲友安条罪状。可惜查来查去，偏没查出什么问题来，于是朱熹又想着用男女关系搞臭唐仲友。
按照当时法律，官员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个把小姐陪客人唱歌跳舞可以，上床的话就成了嫖娼行为了。为了达到扳倒唐仲友的目的，朱熹把天台州的一名营妓严蕊抓进大牢，严刑拷打，“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有狱卒劝她认罪算了，严蕊坚定地说：“我本来就是卑贱的妓女，即使承认与知州有肉体关系，想来也不是死罪。但是非真伪，怎么可以胡说八道来诬陷一位士大夫？我就是死，也决不诬陷别人！”
这件事上报之后惊动了朝廷，孝宗亲自过问，派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岳霖处理，岳霖敬佩严蕊的气节，也怜悯她伤病交加，在提审时，让她作词自陈志向，严蕊“略加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一首：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当即判严蕊从良，无罪释放。
此事的另一种说法就是：“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见宋史）而唐仲友和王淮是亲家。因此王淮就暗令御史陈贾等出头攻击朱熹。
而关于朱熹六次上文弹劾唐仲友,今人束景南教授在其大作《朱子大传》中以确凿的史料揭露了唐仲友的贪污罪行，同时考证出世传的《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竖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对于这一考证，张岱年在其书序中评语说“关于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近人抱着“反理学”的偏袒态度多同情唐氏，《朱子大传》以确凿的材料揭露了唐仲友的贪污罪行，同时考出世传《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竖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对于这一考证也是令人信服的。”
至于“夜宿尼姑”，最早见宋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指责朱熹有“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为害风教”等六大罪，还主张斩熹之首，以绝朱学，而史称“庆元党案”。在不孝其亲中说朱熹有好米不给母亲吃。使老太太逢人诉说。“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这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最有意思的是在这六大罪后。又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说朱熹家中的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
而在中国发行量很大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则说：陈亮和朱熹友善，陈亮游台州官妓，求台州太守唐仲友为妓脱藉，唐不肯，亮怒，去见朱熹，挑拨朱熹说，唐说你字都不认，怎么做的监司（大官）。朱熹怒，乃抓当时的名妓严蕊，让其供唐仲友强奸她，严蕊严刑不招。后来朱与唐一起免官。还有朱熹为风水掘别人的墓地葬自己的母亲，标榜俭德，不给自己的母亲吃好米，娶尼姑二人做妾。最后范文澜说，“这些都是南宋人说的，应该可信”。如果真的是南宋人说的就是可信,那么秦桧还说岳飞谋反呢?是否也是可信呢?可见如此根据，不是学术素养不够，而是心术不正的体现。
至于沈继祖说的，“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可惜范文澜还有些脸皮而尚未敢引用。
其实事实是这样，在对道学的态度上，南宋一直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1194年（绍熙五年），当时的权相韩侂胄得势，将支持道学的宰相赵汝愚免去相位，赶出朝廷，发遣边地，最后病死衡州。继后为了打击支持赵汝愚的人，又将矛头对准了当时政敌的领军偶像人物朱熹，此时朱熹虽然已经闲职退居在家讲学，韩侂胄乃授意太常少卿胡纮弹劾朱熹。而监察御史胡弦早就起草了一份弹劾朱熹的奏章，但一直不敢上奏，此时觉得时机到了，就将此文给了另一监察御史沈继祖，沈继祖自以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到了，就落井下石的上奏了，因此这篇奇文也就面市了。
当然历史是公正的，事实证明了一切。宋宁宗怒贬朱熹，后来韩侂胄又立“党人”碑，打击所谓的“伪学之党”。虽然如此，却丝毫无损朱熹的声名，后来韩侂胄被诛后，还是宋宁宗就开始追封朱熹及其“党人”，直至理宗追封到朱熹为太师、信国公，后来朱熹更是配享孔子庙，而成为千年的又一圣人。其平反后的荣誉也是远远高于同样平反的岳飞，甚至其的影响威震日韩800年，日韩的儒学其实就是朱学。
就是这样一起无中生有、蓄意人身攻击的公案，在今天没有了诚心、没有人了信心，没有了信任、没有了信仰、没有了神圣的中国，则更广为流传。成为我堕落，你也肯定堕落，而人人都堕落，甚至祖宗也早堕落的心安理得和洋洋自得的嘴上嚼头。
再深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祖宗的问题，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前言》中满含深情的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今天我们是不敢以流言蜚语冒犯伤害一个人的，因为这是犯罪。可是对于我们长眠地下的祖宗，再不能捍卫自己人权的祖宗，我们老爷爷祖祖辈辈的神圣信仰，我们就如此的糟蹋吗？把已经平反了岳飞，依旧要在今天大骂其为居心不良、叛乱吗？
我们生于此，长与此，浸与此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不是空空的概念以及一些绘画、书法等形式的东西，而是生命。中国传统文化的肌体——是一个个时代的鲜活的生命——先贤哲人。因此在今天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军人物，历代先贤，这是刻不容缓的使命。
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历代先贤呢？古人早有答案，这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不散的唯一原因。这就是祭祖。要知道中国自古一直到今天的海外，还都保持着祭祖的传统。何谓祭祖，就是缅怀、敬仰、感激先人，始终牢记自己的根。有人说：先贤哲人我放在心上，何必要祭呢？放在心上只有内心的想法和动机，而还要见于具体的行动，否则是没用的。先贤不是寄放在心上的，而是要缅怀、敬仰、感激，是要拜的。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有庄严肃穆的“祭”的仪式，才能使人们从心中燃起庄严肃穆的感觉。一个起源于外国的追求“四肢发达”奥运会，还要从根里取什么圣火，搞什么火炬游行，难道自己的祖宗，自己的根就不配取圣火，隆重的游行，拜一拜吗？
今天我们祭祖的孔庙成了游人游玩嘻嘻的场所，配享孔庙的朱熹则被人踩在脚下践踏，如此侮辱自己祖先的是中国人吗？是中国人难道就应如此的无中生有，以讹传讹败坏中国的过去吗？可怜中国的孔子、朱熹只能在韩国、日本受到顶礼膜拜，他们的根被保留在异国他乡。
“祭祖”首先是要“祭天”，中国古人在《吕氏春秋》中曰：“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始生之者天也”、“始生人者天也”。
人是猿猴来的，那猿猴呢？是鱼？那鱼呢？是细胞？那细胞呢？天也。天就是所有生命的祖宗。“祭天”，就是祭所有的生命，祭我们的地球、祭生我们、养我们的大自然。我们要尊重所有的生命、尊重大自然；要感激所有的生命，感激大自然；要爱护所有的生命，要爱护大自然。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这就是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信仰遗产，华人自古的归属感。几千年的“祭天”、“祭祖”、“祭孔子”（我们的至圣先师）就是我们的“华教”，而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魂中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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