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日子里，不妨将国共高层中的人情味作简要比较。
当蒋介石决意惩处确有反意的国军元勋邓演达时，一批与邓演达有着数年袍泽情谊的黄埔将领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如陈诚在获悉邓演达被捕后，立即致电蒋介石，予以力保；随后在获悉邓演达被害后，再次致电蒋介石，提请辞职，声言：“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而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街妇聚骂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给他安上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一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
当蒋介石将张学良监禁后，仍有许多国民党大员去看望他。其中张治中将军三次专程探视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庆龄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凤凰山（1938年），一次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7年）。他次次都与这被监禁者长时间促膝谈心，还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这被监禁者给蒋介石捎信或捎话。
而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当然，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不都是绝情者。李志民上将就曾暗中派其儿子避开吴家花园门口岗哨，翻越围墙进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无疑会给落寞将军带来一些暖意。
当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
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落难元帅不胜悲鸣：“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有谁来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也难怪，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这一迁葬实属孝举，合理，合情，尤合他们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么薄情，我又何必死后硬要与你们挤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与你们拉拉扯扯，死后也孤傲，羞与你们同葬一处！
一些半路结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国民党人士在涉身毛泽东整人运动时，也似乎显得比许多这些高层中共党人更讲义气、更富有人情味。比如，当许多中共大员纷纷指责彭德怀伪装艰苦朴素故而是“伪君子”时，前国军上将张治中站出来说话：若说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搞伪装，还能够说得过去；但若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搞伪装，就很难说得通了，一个人“怎能伪装一生呢？！”
颇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高度评价过张治中的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1949年以后，他从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似应为‘文化大革命’）时，有次（似应在1967年国庆观礼时）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上遇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张治中任职国民党高官时曾数度谏言蒋介石，离开国民党后则从不批评蒋介石，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他结盟中共后，又能在毛泽东如日中天时当面向其谏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过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很过火（“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说出了当时所有中共高干都不敢说出的话，又再显古士之风。据一个原人大附中红卫兵头目回忆：在当年被他们抄家的那一个个名人政要中，绝大多数者都对他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只有两个人不买他们的账，非常硬气，令他们感到很是威严。在这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张治中将军。
当许多老红军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时，原为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国军第111师333旅旅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万毅，先是在庐山上为彭德怀说话：“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继又在北京城为彭德怀说话：“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这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让他批去吧！”
当许多老红军纷纷举手赞成开除黄克诚的军籍、党籍时，原为西北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国军第26路军排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李雪三，“就是不举手”，“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许多年后，黄克诚回忆了当时挨整的情景：“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但是，“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当许多“新中国”的新贵们附和着那个新主子而一窝蜂地去围斗梁漱溟先生时，原国民党高层人士何香凝、陈铭枢则为挨整者说了公道话。何老太太在那个一边倒的会议上，“唯一”发言肯定梁漱溟曾经反过蒋介石，从而回应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泼骂：“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且，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骂声中，仍然称挨骂者为“梁先生”，令这听用者久久不能忘怀。陈铭枢则在会上逼毛泽东表态：梁漱溟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费舌耗时”；若是后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醒悟”。毛泽东答覆：“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
当老共产党人贺龙落难而其子女无处可躲时，老国民党人何香凝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藏在周恩来严令不许任何人冲击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当刘少奇已被公开批判而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时，宋庆龄仍给刘少奇子女寄贺年卡，并向刘少奇夫妇赠送《宋庆龄选集》，还在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林彪事件”爆发后，“文革”酷烈形势有所缓解，刘少奇子女“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请求把他们“要求见爸爸妈妈”的信转交党中央、毛主席。寄给其他人的信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寄给宋庆龄的信则如愿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前，并获其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然而在中共这一边的情形，却是令人倒抽凉气。前面所说的彭德怀、黄克诚诸人，还算“官卑职小”，众人对他们不讲人情也便罢了，可是刘少奇不同，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党魁，还是国家主席！就是偌大的一人之下一万人之上的地位，就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注视下，除陈少敏一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赞成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赞成“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两千中央委员，只有一个委员“半举手”！
诚然，在这许许多多举起的手中，有的是出于主动的，有的则是出于被迫的；但就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主动举起的手，还是被迫举起的手，都无一例外地击打在刘少奇的身上，尽管击打的程度轻重不一，因此，也都无一例外地沾上了刘少奇身上的血，尽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诚然，这也和毛泽东个人的品质有关。历来，毛泽东在纠合众徒整治其政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愿掺和其间的人，一些不愿与他同趟浑水的人；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人，或是当即予以呵斥，让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后算账。
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可是到了会后，他便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90%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也正因此，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但孙中山的夫人却是个例外，这位老国民党员，死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
关于她与毛泽东的所谓“友谊”一直是一种政治上的粉饰。真相并非如此。
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东批示：“宋庆龄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庆龄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庆龄只得继续参加。1959年4月，宋庆龄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庆龄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泽东、林彪、康生。当时毛泽东发言：“宋庆龄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3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7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7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庆龄。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庆龄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庆龄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庆龄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庆龄，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庆龄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庆龄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其实，很多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信过，也难怪宋庆龄。只是实践证明，这套东西是失败的。经济上，它无法做到“按劳取酬”；政治上，它没有制衡机制。加上毛泽东个人品质太坏，死不认错，一错再错，而且是愈来愈错。宋庆龄因此就无所大作为。其实她是可以有点作为的，不要去“凑热闹”，比如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完全可以不去。
只能够说宋庆龄被骗了，仅此而已。她没有背叛孙中山、没背叛中国人，很多资料显示当时的毛泽东也是大肆宣扬民主的，联共其实也并没有错，反而体现出她的崇高，因为内战无论是国民党胜利还是共产党胜利，最终都不会带来民主，一个党怎么可能民主？只有两党通过谈判、协商共同执政，才会有民主。可谁能想到，一场暴力革命并没有让民主共和更稳固强大，却催生了一个封建暴君！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日前在台北说，作为国父的孙女，做任何事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争取不出差错，但最终却换来政治的报复。她说，在大陆时，“因为被指是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出身，虽然高中毕业时成绩优秀，但我却不能上大学。还发配我到上海近郊农村做苦工，白天倒马桶，晚上睡泥地，还要遭白眼，当时甚至想到自杀。”孙穗芳后来写信求助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祖母宋庆龄，终获得帮助，得以入读同济大学，“祖母是很爱国的，不过后来她却成为了政治花瓶。”这也许是对宋庆龄及其在大陆的国民党高官中肯的评价。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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