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可一世的上海帮。左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图片来源：开放杂志）
今年六四又到了，二十二年前的这一天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指挥数十万军人并动用坦克、装甲车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海内外的反思文章中，有人认为这是邓小平听了李鹏、陈希同等人汇报后的误判。我认为六四屠杀是中共党文化加极权主义的必然结果，若这种党文化不变，今后领导人再变换，中国的任何异质思维和行动都将难以生存。
本人经历文革之初，炮打张春桥、“六四”和揭露周正毅、炮打黄菊等岁月，深感中国大陆症结在于数千年大一统专制的血脉加斯大林模式加毛邓的党文化，此种垄断真理和垄断政治的体制，必有大多数国人认清的那一天。
我经历了上海“六四”
八九年的学潮同样波及上海，那时我已三十八岁并刚通过全国第二届律师资格考试。“六四”前后的约二十天中，上海主要街区交通处于停顿状态，中心城区有时只让有规模的游行队伍通过。当时母亲和我一家四人借住在南市区老西门中华路上一间位于沿街石库门房上，所搭建在三角顶上七平方米的阁楼，晚上一家四人睡在地板上，三岁半的女儿在新疆路一家幼稚园上学。蒋美丽每天上下班带着女儿转乘两部公共汽车，路经西藏南路、南京路、人民广场等游行队伍必经街区。每天下午三时，为了接女儿回家我也不得不加入游行队伍，以便快速前进。在老西门一带，每天有几位三十岁左右的市民打着上海市民声援队的横幅，朝人民广场方向走去，一路上加入游行的市民越来越多，有时长达几公里。游行队伍每到路口，武警、“解放军”、警察和纠察等组成的一道道封锁线就自动放行，对其他人群予以劝阻......
随着游行队伍进入闹市区，口号不断升温“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反对官倒！”，“反对垂帘听政！”，“声援北京！明日罢工！”......当时公共汽车司机几乎将所有的车辆都停在大道上，处于未经宣布的罢工状态，有些车辆还横向停在路中，声援北京的学潮。
我每天早晨五时从家出发，步行上班，中午十一时才到单位，只见工人们已拿着饭盒吃饭，单位领导让我签到一下，停留五分钟就返回家老西门看望母亲，然后去接女儿。将近十天中，往往不是我接女儿，而是女儿在外婆家等我，女儿无法回到老西门的家，就住在开封路外婆家。我每天除了步行上下班之外，就在老西门和开封路之间照顾母亲和女儿......
一路上，只见大街两侧的老人、妇女、孩子将自家水桶盛满水、稀饭、馒头送给游行的人们，有的还送给游行的学生太阳帽和润喉片，还有更多的人在捐款。许多单位的大喇叭和扩音器搬到停在马路中间的车辆上播放美国之音，市民里三层外三层静听着海外的广播，街上贴满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等的影本，有关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消息和照片......
当时我工资和奖金不到七十元，每天到店铺买三十个大饼和油条，用报纸包著到人民广场送给那些静坐的学生，每当此时周围响起掌声，有人用相机对我照相，我赶忙用报纸挡着脸，因为家中有三岁半的女儿和七十三岁的母亲......
那年已三十八岁的我，内心还是那样“热血沸腾”，但认为学生们终究会受到无情的镇压、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我在文革之初的两年中，曾多次上街参加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参加了“绑架”中共上海市副书记徐景贤，围攻张春桥的行动......
打倒刘邓声中，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大街上到处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和标语，除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之外，一切人都可以打倒，一切组织都可以砸烂。几乎同时，上海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些大标语：“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任中共上海市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坚决拥护姚文元同志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当时我参加了最大的学生组织为“上海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这批无限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学生，没有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对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产生了怀疑。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许，我在学校预科楼三○三室接到通知，到华山路、愚园路和静安寺一带刷标语，“坚决反对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坚决反对张春桥当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当市委第二书记！”......那年我才满十六岁，初中刚毕业，天真无邪地捍卫毛泽东和拥护共产党，在那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都可以随意打倒的年代，我们对张春桥、姚文元的态度还是理性、温和的。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起，我们在静安寺一带散发标语、演讲，向市民表达对张春桥、姚文元不同的声音，这些任务主要有大学生们去做，中学生只是在旁维持秩序。下午我已冷得发抖，一位工人造反队的师傅将一件军大衣披在我身上，当年他也只是二十六岁的转业军人。下午四时我们几十个人被送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到淮海路等待任务。当晚十一时许，复旦等大学的红卫兵在中共市委党校会议室，“绑架”了时任上海三号人物徐景贤，目的是让张春桥、姚文元出面澄清事实，毛主席任命你们当市长的批示在哪里？随后我们一些人登上几辆大学的大巴车到复旦大学，随后大学生们让我们从各路到达的几百名中学生睡上一觉。
二十八日上、下午，我们这批中学生在大学里巡逻，同时观看、抄写大字报，徐景贤（徐老三）被秘密扣押在一个小楼会议室中的一个房间，徐只是一个书生，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的一位秀才。起先有三十多人轮流看管他，但渐渐学生们吃饭、开会、准备批判会，时常唱“空城计”。但惊弓之鸟的徐非常惧怕一旦被打倒，就永世不得翻身，也怕有人叫他有来无回。“文革”中打死一个人，几十年过去了都查不出是谁干的？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看管徐景贤的学生只剩下两个男大学生和我们三个中学生。下午十七时至晚上二十点三十分，只剩下我和两个比我小二级的初一女生，记得一个来自复旦附中，一个来自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家属区，其父是少校级军医和讲师。
中央文革急电支持张春桥姚文元
当时我们三人打开房门只见徐与另外一个市委写作班的秀才郭仁杰，两人以为我们会脱下军用皮带抽他们，于是不停向窗外东张西望喊叫，但校园内高音喇叭正在播放红色歌曲的声浪，使他们再叫也无济于事。若我们不是文质彬彬和处世不深的学生，若我不是基督徒，那两位听我安排的小女生和我三位“红色学生”就有可能将徐置于死地，至今成为无头案......若当年张春桥、姚文元被打倒，王洪文就不可能推荐给毛泽东，而后被提拔至中共副主席，文革的历史将要改写。张春桥、姚文元调北京工作期间，由徐主持了上海工作近十年。
当晚八点三十分，我被叫往复旦大学广场草坪上，那儿已有近千人，不久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驻沪联络站的广播车进入复旦，广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机关革命联络站同志们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
（一）复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复旦的某些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是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复旦和上海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午夜二十四点后，张春桥突然调上海警备区的解放军以及近百辆军用摩托车把我们包围，支持张春桥并以王洪文为司令的工人造反队一个个戴着钢盔、手持木棒向我们冲来......
此时部分学生家长及学校教师和学生分批冲入广场护送大家撤退，起先我与同校的校友走散了，我与那两位女生全身发抖、脸色发白，那年我们还是十四岁至十六岁的孩子。当时同校比我高三个年级的女生梅姐与校女子篮球队七人赶到现场，直呼：“让革命小将先走！”。我让梅姐她们先将两位女生带走，梅姐叫我们全部脱下军大衣，换上女装。梅姐叫道：“女生可能会放行，男的要抓走，往死里打......”。说时迟那时快，一件玫瑰红女大衣已套在我身上，我被梅姐她们抱着抬出了现场......徐景贤和郭仁杰于一月三十日早晨五时，被张春桥救出。文革初的张春桥没有军职，连调动一个排解放军的权都没有，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对文革并不理解，对张春桥也看不惯。解放军总后勤部邱会作部长指挥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师生们，是炮打张春桥的四大上海高校主力团队之一，张春桥是如何向毛泽东汇报并在七十二小时中，毛泽东又是如何绕过林彪，授权张春桥动用军队来镇压红卫兵的？至今成谜。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全市万人批斗大会，斗的不是走资派，而是红卫兵总部的常委（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将他们作为炮打中央文革的祸首，反绑双臂押上台，然后，又押往全市的高校游斗，并关进隔离室......有的被关了十年，再判十年有期徒刑，文革结束后，不予重用。而当年同样在上海参加文革的吴邦国、黄菊、徐匡迪、陈良宇等，即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又拥护中央文革！拥护张春桥和姚文元！日后，却受到邓小平们的重用。说邓小平在文革中与四人帮作了英勇斗争，那是在编造历史。
基督徒不爱神化的共产党领袖
无论林彪或四人帮哪一伙，无论刘少奇、周恩来，还是邓小平等中共党中哪派，都曾利用或企图得到毛泽东的宠幸，使他人边缘化或将其整倒，在利用民众，欺骗国民，打压看不惯的群体，掠夺财富，制造敌人，唯我正确等方面，他们又高度相似。蒯大富参加清华百年校庆，承认当年武斗的罪行，但拒绝向刘少奇、王光美赔礼道歉，认为毛泽东霸道，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等人同样很霸道......
二○○五年九月，我在狱中的一份《画报》上，看到时任中国旅法画家协会主席的梅姐因车祸去世，安葬在法国的一座十字架公墓中。整本《圣经》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是教我们遵守一个更高、更大的律法，那就是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我们要把整个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一个基督徒、一生只爱一个神，那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将毛泽东、邓小平、共产党当作神的人，不可能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要爱人如己，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邻舍，恨他的弟兄姐妹、恨天下的人，那是在说谎。
当年毛泽东为保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不惜代价镇压那些天真，崇拜并拥护他的青年学生，镇压我们这些爱党、爱领袖、爱国家的人，这并不是毛泽东的误判。同样邓小平下令镇压百万爱国学生，也决非是邓小平的误判，邓小平是一个党性极强的中共元老，也是一个和毛泽东一样属无神论和极权主义的崇尚者。现今当局判刘晓波、关押艾未未、打压家庭教会、对记者、律师、异见人士、艺术家和民众的一轮轮打压，这又是谁的误判？
若因为毛泽东是妖魔，就将推行非毛化的邓小平偶像化，认为邓小平在“六四”中只是一次误判。照此推理取缔法轮功也仅是江泽民的一个误判，那我们仍然在党文化的迷雾中转圈。青山遮不住，毕尽东流去，若梦想当局有一天会主动平反“六四”，给当年的“六四”参与者安抚与招安，给予有尊严的生活，那是一种十分天真和幼稚的幻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来源:开放杂志2011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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