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可一世的上海幫。左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圖片來源：開放雜誌）
今年六四又到了，二十二年前的這一天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指揮數十萬軍人並動用坦克、裝甲車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海內外的反思文章中，有人認為這是鄧小平聽了李鵬、陳希同等人匯報後的誤判。我認為六四屠殺是中共黨文化加極權主義的必然結果，若這種黨文化不變，今後領導人再變換，中國的任何異質思維和行動都將難以生存。
本人經歷文革之初，炮打張春橋、「六四」和揭露周正毅、炮打黃菊等歲月，深感中國大陸癥結在於數千年大一統專制的血脈加斯大林模式加毛鄧的黨文化，此種壟斷真理和壟斷政治的體制，必有大多數國人認清的那一天。
我經歷了上海「六四」
八九年的學潮同樣波及上海，那時我已三十八歲並剛通過全國第二屆律師資格考試。「六四」前後的約二十天中，上海主要街區交通處於停頓狀態，中心城區有時只讓有規模的遊行隊伍通過。當時母親和我一家四人借住在南市區老西門中華路上一間位於沿街石庫門房上，所搭建在三角頂上七平方米的閣樓，晚上一家四人睡在地板上，三歲半的女兒在新疆路一家幼稚園上學。蔣美麗每天上下班帶著女兒轉乘兩部公共汽車，路經西藏南路、南京路、人民廣場等遊行隊伍必經街區。每天下午三時，為了接女兒回家我也不得不加入遊行隊伍，以便快速前進。在老西門一帶，每天有幾位三十歲左右的市民打著上海市民聲援隊的橫幅，朝人民廣場方向走去，一路上加入遊行的市民越來越多，有時長達幾公里。遊行隊伍每到路口，武警、「解放軍」、警察和糾察等組成的一道道封鎖線就自動放行，對其他人群予以勸阻......
隨著遊行隊伍進入鬧市區，口號不斷升溫「學生愛國，我愛學生！」，「反對官倒！」，「反對垂簾聽政！」，「聲援北京！明日罷工！」......當時公共汽車司機幾乎將所有的車輛都停在大道上，處於未經宣布的罷工狀態，有些車輛還橫向停在路中，聲援北京的學潮。
我每天早晨五時從家出發，步行上班，中午十一時才到單位，只見工人們已拿著飯盒吃飯，單位領導讓我簽到一下，停留五分鐘就返回家老西門看望母親，然後去接女兒。將近十天中，往往不是我接女兒，而是女兒在外婆家等我，女兒無法回到老西門的家，就住在開封路外婆家。我每天除了步行上下班之外，就在老西門和開封路之間照顧母親和女兒......
一路上，只見大街兩側的老人、婦女、孩子將自家水桶盛滿水、稀飯、饅頭送給遊行的人們，有的還送給遊行的學生太陽帽和潤喉片，還有更多的人在捐款。許多單位的大喇叭和擴音器搬到停在馬路中間的車輛上播放美國之音，市民裡三層外三層靜聽著海外的廣播，街上貼滿了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等的影本，有關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的消息和照片......
當時我工資和獎金不到七十元，每天到店舖買三十個大餅和油條，用報紙包著到人民廣場送給那些靜坐的學生，每當此時周圍響起掌聲，有人用相機對我照相，我趕忙用報紙擋著臉，因為家中有三歲半的女兒和七十三歲的母親......
那年已三十八歲的我，內心還是那樣「熱血沸騰」，但認為學生們終究會受到無情的鎮壓、以失敗而告終。因為我在文革之初的兩年中，曾多次上街參加過炮打張春橋、姚文元，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參加了「綁架」中共上海市副書記徐景賢，圍攻張春橋的行動......
打倒劉鄧聲中，炮打張春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大街上到處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字報和標語，除了毛澤東和共產黨之外，一切人都可以打倒，一切組織都可以砸爛。幾乎同時，上海的大街上出現了一些大標語：「堅決擁護張春橋同志任中共上海市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堅決擁護姚文元同志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副市長！」。
當時我參加了最大的學生組織為「上海紅衛兵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這批無限擁護毛主席和共產黨的學生，沒有接到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央文件，對張春橋、姚文元一夥產生了懷疑。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時許，我在學校預科樓三○三室接到通知，到華山路、愚園路和靜安寺一帶刷標語，「堅決反對成立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新市委！」。「堅決反對張春橋當市委第一書記，姚文元當市委第二書記！」......那年我才滿十六歲，初中剛畢業，天真無邪地捍衛毛澤東和擁護共產黨，在那劉少奇、鄧小平、朱德等都可以隨意打倒的年代，我們對張春橋、姚文元的態度還是理性、溫和的。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起，我們在靜安寺一帶散發標語、演講，向市民表達對張春橋、姚文元不同的聲音，這些任務主要有大學生們去做，中學生只是在旁維持秩序。下午我已冷得發抖，一位工人造反隊的師傅將一件軍大衣披在我身上，當年他也只是二十六歲的轉業軍人。下午四時我們幾十個人被送上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到淮海路等待任務。當晚十一時許，復旦等大學的紅衛兵在中共市委黨校會議室，「綁架」了時任上海三號人物徐景賢，目的是讓張春橋、姚文元出面澄清事實，毛主席任命你們當市長的批示在哪裡？隨後我們一些人登上幾輛大學的大巴車到復旦大學，隨後大學生們讓我們從各路到達的幾百名中學生睡上一覺。
二十八日上、下午，我們這批中學生在大學裡巡邏，同時觀看、抄寫大字報，徐景賢（徐老三）被秘密扣押在一個小樓會議室中的一個房間，徐只是一個書生，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的一位秀才。起先有三十多人輪流看管他，但漸漸學生們吃飯、開會、準備批判會，時常唱「空城計」。但驚弓之鳥的徐非常懼怕一旦被打倒，就永世不得翻身，也怕有人叫他有來無回。「文革」中打死一個人，幾十年過去了都查不出是誰幹的？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看管徐景賢的學生只剩下兩個男大學生和我們三個中學生。下午十七時至晚上二十點三十分，只剩下我和兩個比我小二級的初一女生，記得一個來自復旦附中，一個來自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家屬區，其父是少校級軍醫和講師。
中央文革急電支持張春橋姚文元
當時我們三人打開房門只見徐與另外一個市委寫作班的秀才郭仁傑，兩人以為我們會脫下軍用皮帶抽他們，於是不停向窗外東張西望喊叫，但校園內高音喇叭正在播放紅色歌曲的聲浪，使他們再叫也無濟於事。若我們不是文質彬彬和處世不深的學生，若我不是基督徒，那兩位聽我安排的小女生和我三位「紅色學生」就有可能將徐置於死地，至今成為無頭案......若當年張春橋、姚文元被打倒，王洪文就不可能推薦給毛澤東，而後被提拔至中共副主席，文革的歷史將要改寫。張春橋、姚文元調北京工作期間，由徐主持了上海工作近十年。
當晚八點三十分，我被叫往復旦大學廣場草坪上，那兒已有近千人，不久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和聶元梓為首的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駐滬聯絡站的廣播車進入復旦，廣播中央文革的特急電報......
中央文革特急電報
上海市機關革命聯絡站同志們並轉復旦大學的同學們：
（一）復旦紅衛兵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
（二）復旦的某些人，無理綁架上海市委機關聯絡站的革命同志，必須釋放，並向他們道歉。
（三）人民解放軍採取保護革命群眾組織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扣押人民解放軍的師政委和參謀，是十分錯誤的，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四）各群眾組織內部之間是爭執，應當採取協商和談判的方式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綁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復旦和上海的同學們，幫助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我們將採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後果由製造這次事件的某些人和幕後操縱者負責。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午夜二十四點後，張春橋突然調上海警備區的解放軍以及近百輛軍用摩托車把我們包圍，支持張春橋並以王洪文為司令的工人造反隊一個個戴著鋼盔、手持木棒向我們衝來......
此時部分學生家長及學校教師和學生分批衝入廣場護送大家撤退，起先我與同校的校友走散了，我與那兩位女生全身發抖、臉色發白，那年我們還是十四歲至十六歲的孩子。當時同校比我高三個年級的女生梅姐與校女子籃球隊七人趕到現場，直呼：「讓革命小將先走！」。我讓梅姐她們先將兩位女生帶走，梅姐叫我們全部脫下軍大衣，換上女裝。梅姐叫道：「女生可能會放行，男的要抓走，往死裡打......」。說時遲那時快，一件玫瑰紅女大衣已套在我身上，我被梅姐她們抱著抬出了現場......徐景賢和郭仁傑於一月三十日早晨五時，被張春橋救出。文革初的張春橋沒有軍職，連調動一個排解放軍的權都沒有，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對文革並不理解，對張春橋也看不慣。解放軍總後勤部邱會作部長指揮的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師生們，是炮打張春橋的四大上海高校主力團隊之一，張春橋是如何向毛澤東匯報並在七十二小時中，毛澤東又是如何繞過林彪，授權張春橋動用軍隊來鎮壓紅衛兵的？至今成謎。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全市萬人批鬥大會，斗的不是走資派，而是紅衛兵總部的常委（二十歲左右的大學生），將他們作為炮打中央文革的禍首，反綁雙臂押上臺，然後，又押往全市的高校游鬥，並關進隔離室......有的被關了十年，再判十年有期徒刑，文革結束後，不予重用。而當年同樣在上海參加文革的吳邦國、黃菊、徐匡迪、陳良宇等，即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又擁護中央文革！擁護張春橋和姚文元！日後，卻受到鄧小平們的重用。說鄧小平在文革中與四人幫作了英勇鬥爭，那是在編造歷史。
基督徒不愛神化的共產黨領袖
無論林彪或四人幫哪一夥，無論劉少奇、周恩來，還是鄧小平等中共黨中哪派，都曾利用或企圖得到毛澤東的寵幸，使他人邊緣化或將其整倒，在利用民眾，欺騙國民，打壓看不慣的群體，掠奪財富，製造敵人，唯我正確等方面，他們又高度相似。蒯大富參加清華百年校慶，承認當年武鬥的罪行，但拒絕向劉少奇、王光美賠禮道歉，認為毛澤東霸道，劉少奇、王光美，鄧小平等人同樣很霸道......
二○○五年九月，我在獄中的一份《畫報》上，看到時任中國旅法畫家協會主席的梅姐因車禍去世，安葬在法國的一座十字架公墓中。整本《聖經》中最重要的經文之一是教我們遵守一個更高、更大的律法，那就是愛神──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我們要把整個自己的生命交給神。一個基督徒、一生只愛一個神，那就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將毛澤東、鄧小平、共產黨當作神的人，不可能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要愛人如己，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鄰舍，恨他的弟兄姐妹、恨天下的人，那是在說謊。
當年毛澤東為保護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不惜代價鎮壓那些天真，崇拜並擁護他的青年學生，鎮壓我們這些愛黨、愛領袖、愛國家的人，這並不是毛澤東的誤判。同樣鄧小平下令鎮壓百萬愛國學生，也決非是鄧小平的誤判，鄧小平是一個黨性極強的中共元老，也是一個和毛澤東一樣屬無神論和極權主義的崇尚者。現今當局判劉曉波、關押艾未未、打壓家庭教會、對記者、律師、異見人士、藝術家和民眾的一輪輪打壓，這又是誰的誤判？
若因為毛澤東是妖魔，就將推行非毛化的鄧小平偶像化，認為鄧小平在「六四」中只是一次誤判。照此推理取締法輪功也僅是江澤民的一個誤判，那我們仍然在黨文化的迷霧中轉圈。青山遮不住，畢盡東流去，若夢想當局有一天會主動平反「六四」，給當年的「六四」參與者安撫與招安，給予有尊嚴的生活，那是一種十分天真和幼稚的幻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来源:開放雜誌2011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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