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天子脚下的“国王”
一九一九年，彭真十七岁时辞别母亲到山西省会太原读中学，不久即接受了马列主义的赤色宣传，踏上了崇尚暴力革命的不归路。
彭真年轻时分别在山西和北京从事工运和学运煽动工作，并因此坐过国民党的五年监狱。当时，中共内部发生争权内哄，彭真身份暴露被捕。案件移送法院后，照司法程序审讯，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期同参与一九八九年学运的王军涛、陈子明一样，而且也同后来的王军涛、陈子明一样，曾在监狱里进行过绝食抗争。后来，因为监狱认为他已有悔意，故于一九三五年提前释放。
出狱后，彭真到刘少奇组建的中共北方局工作，一九四二年出任组织部长。自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始，彭真就跻身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当时陈云祗是他的副手。
一九四五年，为了预防不测，毛泽东、周恩来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时，中共中央曾安排彭真与陈云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考虑的是万一毛、周出事，他们二人便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三位书记组织成新的领导核心。由此也显示彭真在中共政坛中的地位之显要。
据有关史料记载，彭与刘少奇私交甚密，早在一九二八年，曾与刘少奇同居的林伯渠之女林舫英移情他人，刘少奇为此苦恼万分，几至自杀。彭真曾为此对林施以压力，从中调解，迫使林氏与刘少奇“破镜重圆”。所以，刘少奇掌权时一直对彭真委以重任，一九四三年推荐他取代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中共建政后，刘少奇又推举彭真出任北京市市长。所以“文革”初期，毛泽束为了达到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必须先拔掉彭真这颗钉子，故指责彭真把北京市搞成了“针挥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当时，彭真在中共党内排名第八，前面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但事实上陈云与朱德一个是没有实力，一个是没有实权，所以他从实权和实力角度讲，可以说是位居第六，不但在整个北京城一手遮天，将皇城的党、政、军、司法等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对于全国范围的党务、政法、文宣、统战、外交等多方面工作，他也是时时都要过问二三。
“文革”前，中共内部曾有一个内定的接班计划：刘少奇接党主席的班，邓小平接总理的班，彭真接总书记的班。
彭真能力强，人缘广，敢于也善于结党拉帮，而且他性格倔强，讲话霸气十足。据说“文革”前他是唯一敢骂江青的中共领导人，甚至胆敢下令拒绝发表毛泽东爱将姚文元的文章。
“文革”初期，彭被委任为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组长，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二月提纲》，文中到“不要以势压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区分开来等内容，为毛泽东所无法容忍。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彭真所担任的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两职均被免去。十二月四日，北京红卫兵拘押彭真，并且对他三度进行公开批斗。至此，彭真销声匿迹了十几年，直至一九七九年初始获得“解放”，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及中央政法委室日记。一九八八年，完全离休。彭真势力阵容庞大
一九七八年彭真从“文革”中的流放地陕西回到北京，当时竟有二百多名中共副部长级以上的权贵到机场迎接。杨尚昆一邓小平回到北京时绝对没有如此风光，由此也可以见出彭真宜一人在中共高层中势力之庞大。
彭真能在中共党中结“党”，而且颇为众多同级和下级官员拥戴。他自称“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身上却有着浓厚的“青红帮”头子的习气。在维护同部下的关系方面，他从来是不讲所谓“党的原则”的。当年北平城被中共接管前夜，彭真手下一个叫鲍克的人曾经追求一个青年女学生。当这个女青年对他的追求表示不屑一顾时，他竟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这个女孩子：你不要看我现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穷酸相，我可是中共地下党的西城区委书记。北京城没有几天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到那时你想想我会是什么地位，什么形像？
女青年听了这话半信半疑地回家同在国民党军警机构里供职的哥哥商量，没想哥哥立刻将此事密报当时的北平国民党党部，鲍克随之锒铛入狱。在审讯过程中，鲍克开始死不招供。但后来对方施以重刑，他这才支持不住，供出了他所掌握的中共北平西城区委的全部地下党名单。于是，中共整个西城区委被彻底摧毁，损失惨重。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鲍克事件”。
中共占领北平后，鲍克被从国民党的监狱直接转入共产党的监狱，在彭真的干预下才没有被以叛徒罪名判死刑。因为鲍克自三十年代即跟随彭真出生入死，颇得彭真赏识，两人私交甚笃，所以彭真对他也不忘旧交，不但利用职权多加关照，而且还几次亲自去监狱看他。“文革”中此事自然是彭真“招降纳叛”的重要罪状之一。
彭真由于在中共建政前是刘少奇在北方局的主要助手，所以一直与一批后来成为中共高干的人关系密切。他们中许多当年就是彭真的直属部下。
另外，彭真在主政中共全国人大期间，又把整个全国人大常委的常设领导机构搞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彭家党”，大批老北京市委的人被他安插到里面的各个部门分兵把口，而且长期维持着这样的局面。
当然，长期以来陆续被彭真所器重的人里，官居高位以后也有被“和平演变”成自由化分子”的，比如李昌。但是，由于中共作为一个帮会组织的不成文的帮规，彭真这样的龙头大哥往往具有无形的权威，难以被轻易反叛。
彭真在被毛泽东打下台之前，曾邀请自己的心腹在家中聚会，一见面彭真即意味深长地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似乎是意识到了毛泽东对他前途的威胁。但尽管他有很多意气相投的朋友，却无一人能够帮助他挽救“独立王国”被毛泽东一举摧毁的结局。
好在彭真人的承受力很强，终于经受住了毛泽东那场运动的所谓“大风大浪”。十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被关押在北京的监狱，还是被流放陕西，他都坚持天天跑步锻练身体。仗着比毛泽东小九岁的年龄优势，他在逆境中暗暗发誓：就是再苦熬也要挣扎到“红太阳”落山的那一天。邓小平二次出山时，彭真仍不为毛泽东所原谅，继续在陕西流放。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后，一位高干子弟前去看望他时，见他竟在住地养了一池子黄河鲤鱼，而且每天都要乐此不疲地操着锄头耕地开荒。当拜访者告诉他，邓小平已经再次被打倒，并表示对政治局势忧虑时，彭真淡然一笑，祗说了一个字：“等！”
这位高干子弟辞别彭真，又到其他地方拜望一些同彭真一样被毛泽东打入冷宫的老干部，发现他们一个个不是破口大骂就是仰天长叹，完全不像彭真那样沉得住气。
退位后仍不甘寂寞
北京政界人士认为，彭真的另一政治资源是他的政治思想观念，引起一批中共元老和极左派分子的共鸣，因而成为中共僵化派的首领。
他是一九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倒胡的关键人物．！一九八八年开始他又布置搜集改革开放中的种种问题，集成“赵紫阳的八大罪状”上书邓小平，使得中共反赵之风甚嚣尘上。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共文民日艺头版，刊登了一条十分奇特的消息。在中共党、政、军，甚至人大、政协、顾问委员会中都没有任何职务的彭真，仅仅以“彭真同志”的名义即能邀请全国人大的非党副委员长谈话，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和决策，可见其权势并未因为辞去表面职务而见衰。
辞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职务后，彭真虽然祗挂了个杯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之衔，但他照旧以领导人的身份视察大江南北，到处指手划脚。几年来，他南到广东、福建，北到黑龙江，西到新疆，东到上海，竟先后跑了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
曾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彭真在中共八老中虽然年龄最大，身体却是出奇地好，说话声音宏亮，中气十足，而且思路清晰。他所到之处，地方党、政、军官员们往往十分紧张，因为他们都要籍改革开放之机发展地方势力，而这位邓小平似乎都难以斗嬴的彭真，又唯恐这种改革会削弱了共产党的中央集权。是故，地方官员们在给他汇报工作时个个都是胆颤心惊。
饥荒时为养生仍存百斤黄豆
中共超级元老中，彭真年龄最大但却生命力最显旺盛，且生存欲最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进城掌权时代，他从来都不忘养身之道。
最典型的例子是六十年代初大陆大饥荒时，他居然在家里存留了几百斤黄豆，因为他认为黄豆这东西对身体最有好处。
彭真之妻家族势力显赫
彭真至少有过两次婚姻记录，前妻一九二七年病死，第二任妻子张洁清，系中共“革命世家”出身，生于一九一四年，比彭真小十二岁。她的家族在当年的河北霸县是一个庞大且有钱有势的家族，但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个家族里却培养出了一批热衷于“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员。
张洁清本人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英文系。从一九三O年开始，即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翼活动，一九三三年开始为中共做秘密交通工作。一九三六年正式加入中共，从此开始领导北平、天津一带的中共妇女“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九年，她被调到晋察冀中共敌后根据地任彭真的机要秘书，不久即与彭真结婚。自此，她除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中共陕西商洛地区副专员以外，大部份时间都是做彭真的机要秘室日和政治秘室目，直到“文革”同彭真一同受难。
彭真夫妇育有四子一女，分别取名为博锐、傅平、傅洋、傅亮、傅彦（傅燕）。
女儿传彦是著名官倒
傅彦是彭真唯一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一九六三年高中毕业后想进北京大学，但因成绩不够北大的录取分数线而使当时的北大招生办公室大为作难。
事情推到校党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也作不了主，于是请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发话。结果，陆平一句“怎么不能招？”傅彦就顺利进了北京大学国政系。
在北京大学期间，傅彦作为北京市那个“独立王国”的“国王”的女儿，被人们送她个“黑公主”的外号。“文革”开始后，“公主”随父落难，无数过去日日恭维她的老师和同学都像避瘟疫一样远远地避开她，唯有一个叫刘和森的同班同学（当时的国政系六三级党支部书记）十分同情她的处境。
一九六八年傅彦被分配河南，刘和森也主动要求一同前往。到河南以后，刘和森当了中学教师，并同傅彦结婚。婚后，他们生有一个女儿。一九七八年，彭真夫妇刚回北京不久，傅彦带着女儿回到父母身边，接着提出和刘和森离婚。彭真在傅彦的离婚问题上是尽力阻止的。最后他不得不同傅彦分手，但对彭真夫妇还是怀有些许敬意的。傅彦则在离婚契约上主动要走了女儿。据说她的现夫是原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朱良才之子，从“门富户对”的角度还勉强说得过去。
在大陆上，有关傅彦的民间传闻甚多，指她从事倒买倒卖，近乎疯狂。她曾任中共经贸部处长。富利公司董事长。过程中，因民怨太大，遭到撤销。此后，傅彦摇身一变，又成了大陆。欧美同学会所办的一个公司的老板。一九八五年，傅彦曾随父出访日本，有报刊揭露她在日本竟然向人家伸手索物。一九八八年初香港有报刊传间，傅彦从加拿大倒了一批二手设备，请求某公司转口以比原价高出三倍半的价格运往中国大陆。这家公司认为做此事可以与傅彦分赚暴利，但这种手段太黑，会有损公司形像犹豫再三，还是婉言谢绝。于是傅彦又找澳门一家公司出面转口，据称生意成交额高达三亿美元之锯。大陆上传说，一九八六年中共打虎运动，居然打倒傅彦身上，原因是她涉嫌以低于官定的价格出卖国家统配煤炭给外商，从中收取巨额佣金。
消息说，傅彦因此而入狱，同案人还有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纯（“文革”前在彭真手下任过北京市副市长），他为此被捕。在狱中，王纯企图自杀，不久传、王二人均获释，生意照做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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