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广东反地方主义冲突台面上的人物虽然是中南局的林彪和华南分局的叶剑英，但其背后的真正推手却是毛泽东。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一生都对地方主义恨之入骨畏之如虎。1930年的整肃“AB团”就是他反地方主义的大手笔。1930年，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在一轮名曰“肃AB团”的大清洗中，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干此事的并非中共的死敌━━蒋介石和国民党，而是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和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段史实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完全被改写。毛泽东为何要在自己创建的江西苏区肃AB团滥杀革命同志呢？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还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如果把目光向前延伸的话，我们还会发现，实际上毛泽东反地方主义是他一贯的思想与方法，其源头并不是始于江西苏区，而是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有人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后来竟没有产生一个将军，甚至连师团长这样的军事干部都没有井岗山人，这是为何呢？就是因为毛泽东从来都是外来干部，每到一地方发动革命，都是采取“先依靠，后整肃”的方法。在井岗山，他借彭德怀之手干掉了接纳支持他与朱德、林彪、彭德怀的井岗山地方部队，把其首领袁文才、王佐杀掉；在延安，后来又把刘志丹创建的陕甘宁边区的功绩压制不予宣传，到高岗事件后，陕北苏区的干部也基本上全线压制。高岗后来散布的“军党论”、“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毛泽东几十年实践的事实。高岗所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岗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岗山大圈圈”也是事出有因的不过，所谓井岗山大圈圈，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圈圈，高岗不过是想借毛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宏图。
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毛泽东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反广东地方主义的后台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他不仅是后台，也曾走到前台指手画脚。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了。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毛泽东直接了当批评了广东搞“地方主义”。毛泽东宣布开会，并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对着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
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毛泽东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改组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任命陶铸等28人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其中，陶铸为书记兼省长，古大存为副书记兼副省长，赵紫阳为副书记兼省委秘书长，冯白驹为副书记兼副省长，林李明为副书记兼港澳工委书记、省监委书记，陶铸、古大存、赵紫阳、冯白驹、林李明、贺希明、文敏生、林锵云、王德、李坚真等11人为省委常委。冯白驹调离海南岛到省工作。不久，陶铸又从外地调来陈郁当省长，从此以绝对优势压住了“广东地方主义”。
广东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从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历时5年。这一次起源是“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以冯白驹、古大存为代表的广东干部对前几年的“反地方主义”进行了质疑，于是陶、赵体制立即借“整风”转为“反右”的契机，开展了“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发动了此次反地方主义大战。
冯白驹、古大存的所谓“地方主义”实际上是对当时土改中的过火行为有所纠正，以及对此后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冒进的不满。具体说来，就是古大存和冯白驹对当时的土改和冒进提出了这些疑问：到底“依靠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是否正确？广东土改是否“搞左了”？土改整队是否“偏差很大”？合作化后到底把农村搞好了，还是搞坏了？工农业生产发展了还是“比陈济棠时代都不如？”镇反到底是消灭了敌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制造敌人，把“好人赶到敌人那边去了”？省委执行的是否“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整编琼崖纵队是否“消灭异己”？中央和省委是否“不重视广东历史”或“割断琼崖历史”？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就的确洞中土改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显示出冯、古二人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良心，然而，在毛泽东反地方主义思想指导下，这些合理的想法都被打成“地方主义”遭到批判打击。
陶铸在对这次运动进行总结时更旗帜鲜明地表示说，所谓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目的就是要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彻底搞掉。在1957年12月19日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的总结中，陶铸是这么说的：“我们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马列主义会议，正因为是一个很好的马列主义会议，我们才能够彻底解决长期存在在广东党内的地方主义问题，能够解决地方主义问题，就可以做到广东党内真正的团结。广东党几年来之所以团结得不够好，就主要是因为没有把这个妨碍团结的因素——地方主义彻底搞掉。”而对于广东的地方主义的特点，陶铸则总结道：“广东的地方主义在那些方面向党进攻呢？归纳起来，大体上是：翻民主革命的案；否定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的伟大成绩；破坏省委领导的威信；排斥、打击外来干部与反地方主义坚决的地方干部，等等。企图逐步夺取省委的领导权，最后变为地方主义的小王国。”陶铸最后又给广东地方主义分子加了一罪，说：“地方主义分子是不能反右派的。广东反右派斗争之所以落后一步，与党内的地方主义影响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地方主义思想实际上和右派分子是一致的。”至此，冯白驹、古大存等上万名广东干部被降职、撤职、查办。
通过这段史实，我们不难看出：当年“肃AB团”的理由与广东反“地方主义”何其相似。20年后的广东反地方主义，也是两条罪证，1.土改政策与毛泽东的想法不一致；2.在干部配备上没有完全接受外来干部为主的方针。甚至处理的策略也基本一样，肃AB团是为了坚持将李文林领导的部队合并到彭德怀的红六军，而当时彭是毛泽东的代表；而广东反“地方主义”主张则是要将曾生领导的两广纵队合并到林彪四野。毛在肃AB团是派红四军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领导李文林，而在反广东地方主义时则是派四野的陶铸及赵紫阳到广东加强领导，起因、方法几乎一模一样。有所不同的是，由于毛自延安巩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后，再不在党内开杀戒，只是以“抢救运动”、整风、降职撤职等方法来整肃，所以相比之下，广东反地方主义毕竟是比“肃AB团”时稍为法制化了一点。
毛泽东所以对所谓地方主义恨之入骨畏之如虎，是因为这样一个铁的规律：每一个新登台的权威人物，要想树立绝对权威，建立专制，必须毫不留情地加强自己的势力基础，必须进行后来看来是痛苦和错误的反地方主义。从这一角度看，只要中共有新权威出现，新一轮的反地方主义义就会以形形色色的新貌开始进行。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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