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夏俊峰事件的结果我很难过，因为作为一个摆摊的亲历者和目睹者，我对于夏家的绝望感同身受。夏家一定是悲剧的主角和理应被关怀的对象，这与哪一方丧失了生命没有关系，任何一个家庭失去亲人都会疼痛，比如药家。
滕彪律师对案理的分析已经丝丝入扣，悲悯而严谨，我不再画蛇添足。我只是看到城管管理者貌似语重心长、“管理也不易”、“文明执法不被理解”这样的口径和态度，感到由衷的愤怒，想把我当年所体验的“文明执法”公诸于众。底层的摆摊者通常是没有发言路径的，记者们的采访也不过是旁观描述，甚至城管或公安机构的发言可能更加“苦口婆心”“中肯有逻辑”。所幸的是，我曾真真正正独立做过几个月的早点摊子，而且现在能够学会发出一些声音，我想告诉大家真实的摆摊生活。因为我唯恐的是：我们这些光鲜的人，没有那些辛酸体验，无法想象那个生态环境的生活，容易被“懂得言论引导”的官方蒙蔽了双眼。
那是在99-01年间，我在咸阳读书，寄居在姨妈家中，他们以卖豆浆油条豆腐脑为生。我每个假期都会独立在他们之外的地方摆一个早点摊点。我先列出我们的工作时间。
晚上12点-1点，这期间会把油条面揉好，由于炸油条需要“发”（炸涨起来的意思），因此揉面需要半个小时以上，第二天才能油条又大又好看；
4点起床，揉第二道面，时间半小时，道理同上；
5点30分，一个人起床去豆浆坊买豆浆，另一个人开始装车赶往摊点摆开桌子生炉子重新清洁碗筷，同时要把油锅烧滚；
6点，豆浆买回来，开始往蒸笼里装豆腐脑碗，同时要开始把豆浆烧开，另一个人要把面继续揉第三遍，同时开始切成条状，开始炸油条。
6点半开始有人吃饭，这时需要三个人忙碌。两人炸油条，另一个人服务上餐。
通常会忙碌到下午1点为止，有的摊点会下午继续卖凉皮。
在咸阳，一根油条3毛钱，一碗豆浆4毛钱，豆腐脑5毛钱，一天的忙碌通常能卖100到150元，扣除成本能赚50-60元。
在城市某个角落摆摊，最大的辛苦真不是风吹日晒，不是下雨下雪，不是客人赖账，不是收到假钱，而是不被罚款。在咸阳，对城管队有一个鄙弃+愚弄的称呼：“黑狗队”，摊主之间最常见问候是这样的：“今天遇到黑狗没？”“没有！今儿个生意不错！”或者“又他妈被黑狗收了！”。
咸阳城管的上班时间是9点左右，9点的时候，摆摊者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是否有城管车呼啸过来，当然他妈也有无耻的时候，是突然降临一些人团团围住，之后再调个大车过来没收桌椅工具或罚款。罚款金额通常在500左右。动武的情况自然是常有，但对方人多势众全副武装，通常各个摊主自顾不暇。这些摆摊的工具是摊主的谋生之计，被没收后重新置办反而会影响几天的生意，得不偿失，因此通常是不舍得被没收或损坏的，而高高在上的城管人员是不会考虑这些的，甚至以此为要挟的资本。稍微有反抗或言语敌对，对方一定会推倒你所有的桌椅锅炉，我姨夫曾经一条胳膊被油锅烫伤，休息了2个月才好转。
看到这里你会问：难道都是野摊子吗？不，不是野摊子。有收管理费的。费用如下：
1、城管收费；2、市容收费；3、街道办收费。有的地方还需要给环保所、小区物业或者商场物业缴费。那么为何罚款呢？城管的理由会是：摊子摆得超出范围或领导检查必须罚款；市容理由会是摆摊地面有垃圾或影响了交通。总之，你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因为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例，你永远是被决策者，而决策者为所欲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为了不出乱子，我们几个摊主商量，直接几乎将周围街道的清洁包了下来，专门雇一个人时时刻刻打扫。
我经历过数次被团团包围的场景，你就像一只待宰的小鸡仔，被数十人围堵其间，唯一的解脱就是交钱。所有的摆摊者，都是逆来顺受文化不高的老实人，大家唯一的期盼，就是每月只罚一次就好，超过3次可能就无法承受了。摊主之间还存在各种竞争，大家争相巴结摊位规划者或罚款者，送钱送物，免费吃喝。与官（城管或市容甚至街道办）关系近者，则每日言行都无比嚣张，在摊位之间光明正大地恶意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很难有一丝所谓身处“和谐美好时代”的感受。恶吏与暴民，政府黑暗人性丑陋，一览无余。
我对这个时代的信任感，对这个政权、体制的好感与希望，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恶吏暴政中被击碎瓦解。那年我未成年，17岁。
所以看到夏俊峰事件中，所谓宣传科科长邵宇之流，姿态高昂，政策口吻地分析整个事件，并定性为“暴民的特例”时，我全然不信。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我这里不去做“城市管理者合理工作规划”等任何理性条理的分析，专家们官员们不讨论很久了吗，媒体不曝光很久了吗？合理性的措施，有一定知识积累就可以分析出来的。但有实施的可能吗？这其中环环相扣，权力没有监督，放肆鱼肉百姓，已然成为他们得利来源的一个稳妥路径，不确知是多少，但拿咸阳市举例，当年一条文汇东路上，前后不过公交三站多的距离，有五处密集的小吃摊位区，每个地方至少有6家个摊位，每家每月500元不开票罚款（如果算上水果摊车、杂货车等则要翻几倍）。大家可以算算帐。
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身处这个时代，经历过那几年底层的生活，我实在乐观不起来，我就处于在自己生活领域内积极努力而对体制全无信心的境地。目前我仍在思考，自身能力与话语权并不强大，因此也并没有去扮演呐喊者的角色，尽管时时小范围发声。之所以想把这些事实罗列出来，是想让大家更真实的设身处地的去考虑夏俊峰这样一个可怜的汉子，他是被逼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拔刀相向？
这个时代中的中国底层民众，真的都是温良的顺民，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中描述非常准确：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他们为生活而激烈挣扎，他们得过且过，他们寄希望于下一代的奋起与富贵，因此哪怕艰辛度日，他们也会尽量安分，不会打破现有的稳妥和平衡。
但，我不希望这是长久的画面，因为我曾经是其中一员，我清楚那是多么压抑的状态与生活，且我有那么多的父老乡亲也终日以此营生。每念及此，我都会心酸难过。
可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如果法律与正义常常对立，良知总被无德无耻扭曲混杂，官府永是荫护权贵，民众成为得利来源，媒体始终追随钱权，言论无从自由发布，英雄一直身陷囹圄，精英纷纷更换他籍，那么，到底他妈的什么才是他妈的体制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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