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本是冷战的产物。
1957年7月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预言，社会主义国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会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大概是演进性的，如果他们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的孩子又有孩子，那么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1]
195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印发杜勒斯的言论，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在中国得逞。
美国的做法是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率，把蛋糕做大，提高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美国搞的是“庸俗”唯物论，用老百姓的富足生活去“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做法是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加强对人民的革命化教育，隔断与西方世界的一切联系，让人民在自己吃不饱、穿不好的情况下，热血沸腾地做好准备去“解放资本主义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中国与美国隔着太平洋。中国百姓听话。像相信母亲一样相信党。绝不看西方的书报杂志，绝不听西方和台湾的“敌台”广播。如同婴儿睡觉时，只要妈妈说一声“赶紧闭眼，大灰狼要来了.”就赶紧闭上眼睛。在改革开放前，党的反和平演变的措施显得十分有效。
但在德国不行，那是冷战对峙的前哨。一墙分开东德西德，两种制度，两个世界。工人在东德干活，挣500马克；到西德干活，挣2000马克。东德工人被告知，在东德干活是为自己干活，是当家做主；到西德干活是受压迫，受剥削。
许多人权衡之后，还是冒着性命危险，“用脚投票”投向了西德。宁愿去受压迫，受剥削，也不留下来当家作主。“庸俗”唯物论战胜了思想领先。
经过半个世纪演变和反演变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越来越看明白：“现代共产主义正在变成一种越来越无效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执政党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障碍。”[2]于是，柏林墙被推到了。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被人民抛弃了。
中国得风气之先。邓小平看出来了，再搞毛泽东那一套“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极左的东西，要亡党亡国，提前十年搞了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自己“演变”了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下，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重组国民经济，走上了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果然一“资”就灵，30年间，GDP从1978年3600亿人民币增长到30万亿人民币。1978年中国人均GNI只有190美元，2007年达到2360美元。但不能承认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得把这个成绩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帐上。
因为只搞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意识形态没有变，政治体制没有变，所以在中国继续反和平演变。不过这代表的是官方的声音，官员的声音。这和毛时代对比有很大的不同。那时是人民和党共同反对和平演变，青年人争做革命接班人。现在人民觉醒了，官方反和平演变的声音曲高和寡。有“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在，有自视比大陆制度先进的台湾在，大陆官方不敢再说一旦和平演变过去，“人民就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的话，只能笼统地说“江山改变颜色”云云，这里说不出来的苦衷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员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
毛泽东时代是关起门做皇上——自尊自贵。垄断封锁一切新闻资讯，舆论一律。明明看到西方世界飞速发展，经济繁荣，但封锁西方信息，告诉本国人民“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后来国门打开了，人们走出去一看，完全是相反的景象：我们一天天穷下去，敌人一天天富起来。想想我们曾胸怀世界，要去“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自己都臊得脸红。1980年王震副总理到了英国，碰上开电梯的工人，一打听，人家的工资是他的八倍。邓公这才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闹了半天，我们二十多年干的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穷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一个穷社会主义，一个假社会主义，怕什么和平演变，怕什么西化呢？变成富社会主义，真社会主义，难道不好吗？
中国就是演变、西化到美国、英国、瑞典那样的情况，老百姓并不怕，那种民主自由、那种工资标准、那种福利待遇。美国、英国、瑞典那样的政治社会制度，没有贪官污吏生存的环境。一方面执政掌权，一方面贪污受贿，一个星期也混不下去。那样的政治社会制度绝不允许政府拿出20%的财政收入给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绝不允许特权人物吃喝嫖赌全报销。谈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案例。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3]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我国社会政治制度要是演变、西化成这样，对于官员来说简直是进了地狱。所以，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西化，嚷嚷的最欢的是贪恋特权的贪官污吏。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公务，三分之一被官员家庭私用，三分之一被司机私用。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因为车连着官员，官员连着体制。哪级官员配什么车？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一动车子，就涉嫌搞了西方那一套，丢了中国特色。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公用轿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2009年已达6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61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请问当朝衮衮诸公：在对公车的管理上（这是政治体制的一个环节），是我们这一套好呢？还是西方那一套好呢？
引用來源：
[1] 董耀鹏等：《两种制度的生死较量》，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1页。
[2]布热津斯基：《共产主义的危机：公民参政的矛盾》（1987年10月）转引自董耀鹏等：《两种制度的生死较量》，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7页。
[3] 贾军：《我国有几千个国防开支可以浪费》，2006年3月14日《上海证券报》。
来源:百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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