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李立云报道】上周，《求是》以苏联为例要求加强党对媒体管制，看得出目前中国的媒体出现了不愿服从中共管理的苗头。中国受访民众赞同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社会民主变革。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处境堪忧，中国当局对一个残障患病人士依然残酷迫害令人发指。艾未未遭软禁“河蟹宴”泡汤，但并未阻止人们的关注。20省市强拆村圈地“恐出大事”，中共的这一政策又将把中国农民引向何方。
*《求是》以苏联为例要求加强党对媒体管制*
最新一期中共中央党刊《求是》杂志刊发署名文章，呼吁以苏联极权政体垮台为鉴，维持并加强党对媒体的管制。文章称，“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
外界评论认为，此文应代表了中共某些高层，尤其是宣传系统最高负责人的声音，是为了抵制民间对媒体改革、新闻自由的呼声，为中共的党管控媒体的做法辩护。文章署名“赵强”，应为化名。
作者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新闻改革斥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认为其关键是“让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最终导致“舆论失控”。
文章说，在戈氏的新闻改革举措下，“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此后，苏联的法令，更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
作者认为，这一做法，导致对苏联社会阴暗面和苏联历史的负面报道纷纷出现，“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作者引所谓学者观点认为，“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提出,，“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
总而言之，“舆论失控”是苏联当时的政府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
作者又说，“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作者提出，这对“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般而言，89年之后，中国政府对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变化保持低调，在外交场合往往称“尊重各国选择自己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因此，在如此高级别的公开出版物上，如此直白地对俄罗斯和苏联的政治变动给予近乎谩骂的评价，实属罕见。
不过，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的主流政治家，似乎并不象这位中共理论家这般解读苏联的历史。
2000年2月，普京竞选总统时曾引了一句俄罗斯人常说的话来评论苏联帝国的解体：“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此后，在访问德国期间，接受《德国电视一台》和《南德意志报》采访时，普京更进一步谈了对新闻自由的看法，他说，“我们（俄罗斯政府）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普京说，“目前，俄罗斯有近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系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
点评：
这篇文章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中共保守势力针对五中全会前，中共体制内一批包括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在内的老干部联名发起公开信要求中共兑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进行的一次反击。
这篇文章指出维持并加强党对媒体的管制，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这里指的{我们}是谁，绝不是指的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应该是指的中共自己，特别是中共集团内部一小撮特权利益阶级，中共的党媒不替人民说话，不反映人民心声，凭什么自己还癞在执政的位置上不肯下来，凭什么大言不惭说自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凭什么吹嘘自己伟大光辉正确呢。苏联是解体垮台了，可那里的人民为之欢呼雀跃，人民从奴役中被解放，获得了民主与自由，如今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走回前苏联的道路，唯独中共感到不快，生怕落得跟苏联同样的下场。
笔者感觉这篇文章谈问题有些赤裸裸的，就像是在谈一篇纯政治技巧的阴谋论，光去谈论如何维护政权的统治，而连玩点文字欺骗技巧把党和国家人民混淆到一块都不要了，甚至是不加掩饰暴露了共产党政权的一些丑陋现象，站在中共的角度上讲，这篇文章作为内部刊物登载还行，如果是公开发表的话人们倒是容易一眼看出共产政权是个什么玩意，可以说这篇文章又是个自曝家丑的败笔，文章的作者可能认为是在谈苏联就可以无所顾忌一些，但谈苏联还是要人会联系起中共的。
文字提到放松媒体的控制就会导致政权崩溃，那么说明这个政权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并且十分脆弱，一个经不住媒体批判的政权可以想像它对国家民族犯下了多大罪恶，人民对这个政权的信任程度又是什么样。在民主国家媒体都是独立的，那个政权做的好就不必担心有媒体的批判。你看台湾的国民党以前也是独裁专制政权，人家后来开放了党禁与与新闻自由，接着又搞多党选举，人家没做多少坏事，就不怕面对媒体的批评。中共当年发动全国的媒体铺天盖地的的造谣诬陷法轮功，可是法轮功行的正坐的端，不怕这些照样、挺过来了，唯有共产专制国家对媒体一点也不敢放松。媒体难道就是生来为哪个政权服务的吗，只有共产政权国家才有这个荒谬的说法。媒体曝光一个政权的阴暗面有什么不对，那是勇于揭露真相，人们从中吸收经验教训加以修正才能更好的面对未来，怎么能把人的思想搞乱了呢。
文字也提到了普京时代的经济复苏，那也不是由于“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造成的，而是由于俄罗斯开始大量出口石油并且赶上了世界范围的石油上涨。据说叶利钦时代没有打算急于开采石油，而是想恢复工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到了普京执政就急功近利，也造成了如今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局面。
*中国受访民众赞同政治体制改革*
据北京环球舆论调查中心近日针对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民调，近百分之八十的受访民众表示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只有15.5%的受访者认为政改目的是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
中国总理温家宝掀起的政改风潮不断发酵，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昨天撰文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唯有目标明确，才可能少走弯路。
《新华网》首先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会故步自封。现在，中国仍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在政治经济领域还存在著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改革仍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文章反覆辩证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项纯理论的探索，它与现实政治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脱离实际、空谈理论，将改革变成一种理论上的形而上学，就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
据北京环球舆论调查中心近日针对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民调，近百分之八十的受访民众表示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只有15.5%的受访者认为政改目的是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
据报道，该中心自10月28日至10月31日选择中国大陆各地区7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以电话方式进行民调，这7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西安、渖阳，受访者为18岁以上的市民。
截至10月31日下午6时，共回收有效问卷1327份，所有样本都采用随机抽样方式获取，并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综合地区分布、年龄结构和性别比进行部分加权调整。
在回答“中国是否应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78.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仅5.0%的受访者持相反态度，认为不应该改革。
在被问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时，57.3%的受访者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目的，53.0%的受访者认为目的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46.5%的受访者认为是解决中国现有的问题，15.5%的受访者认为目的是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最低的比例是说不清。
在被问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主要解决那些现实问题时，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会公平和消除腐败的提及率最高，分别达到79.2%和73.9%。此外，保障个人行使民主权利、增加党务政务公开、提高法律的权威、扩大基层民主的提及率也高，都超过6成。
报导对上述调查结果的分析是：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推政治体制改革，但同时主张要把稳定放在首位；此外，绝大部分受访者不主张推进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认为政改的目标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解决中国现有的问题。
点评：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调查机构属于官方而非民间，所以调查结果真实性还是令人质疑，假如说调查结果是超过50%的受访者愿意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那么这样的调查结果会被公开吗，这种调查结果只能按照中共官方的意愿发布。
即使调查结果是真实的，也存在着几种情况：第一是在中国的长期政治高压恐怖下，许多人不敢表达真实意愿，尽管有时并不一定就会构成伤害，相当多民众还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第二是中国民众经历了中共长期的运动折腾与如今的生活压力折磨，求稳的心态突出，对未来社会大变革的前途不了解充满恐惧，生怕出现动乱，宁可当局做出一点改善就知足了。第三是中国民众目前缺乏对民主多党选举制度缺乏亲身体验与了解，可能就目光短浅认为解决点眼前利益就足够了。但受访者大多数还是要求政治改革，反映出如今民众对中共当局还是颇多不满，要求解决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的愿望非常迫切。
中共当局称政改不能空谈理论要联系中国现实状况，又抛出这份调查结果，就是想用这份数据说明中共无意搞西方多党选举制度，但民众的意愿是需要宣传来引导的，中共政权不放开宣传空间，相当部分民众就是要受到蒙蔽欺骗，在一个公平自由多元开放的社会空间才会令民众做出真正的选择。何况有时社会进步变革就是先由少数人推动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又有许多国家走上了民主化多党选举的道路，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都是走向更美好的社会前景，民众也基本上对这种社会制度感到满意，基本上没有人愿意走回头路的，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实践结果，那是什么空谈理论。
既然中共当局可以公布这份调查结果，倒说明中共在如今面临危机重重有可能真的会搞点政改来挽救政权，但这种政改也不会触及实质也十分有限，可能搞点党内民主党风建设，搞点行政机构调整，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条文等等。但是别说是搞多党选举了，多给人民一些自由的权力都没有可能，包括言论、新闻、出版、信仰、游行，集会、示威、组党、结社的权力都不会放开。近期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等六名学者最近致信中国总理温家宝，建议实行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笔者认为这项改革也不会为中共政权所接受，因为中共政权决不会放弃对中国社会的严厉控制，因为中共政权也清楚的知道，放松一点都挡不住人民对它滔天的罪恶进行声讨。那么中共的党内改革改变不了中共邪恶欺骗的本性，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无公平正义的精神面貌，机构完善法律完备了也得不到很好发挥与有效执行，这样的政改人民难以得到益处，到时照样要感到不满与欺骗而引发解体中共革命。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处境堪忧*
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星期二指出，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自9月9日获释后一直受到当局严密监控，起先，当局对前去看望他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实行裸身检查，10月以来当局甚至对陈光诚所在的村落实行戒严，断绝其跟外界的一切联络。
陈光诚于2006年因代表当地民众状告市政府使用强迫堕胎和结扎的暴力手段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遭当局拘留，随后被临沂当局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和“故意破坏财产”两项罪名判处4年3个月徒刑。
中国人权说，陈光诚自9月9日刑满获释后，他和妻子袁伟静就一直被监禁在家中，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现居深圳的维权人士杨林日前前往东师古村看望陈光诚，还未进村就被陈光诚的亲戚告知，根本无法接近陈光诚，当局每天以一百多人对陈光诚家进行24小时监视，把通往东师古村的四个路口完全控制起来。不要说去陈光诚家，就是去东师古村别的其他村民家探访也必须告诉当局去谁家、与被探访者的关系，然后让被探访者到路口来接人。
当局在陈光诚家院子内外装了十几个摄像头和多个高光灯，把陈光诚的家和通往他家的路照得通亮，连他睡觉的屋子也不例外。当局动用大量人力，在陈光诚家所在的临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实行戒严，目前不允许任何人前去探望陈光诚和其家人。
杨林还了解到，陈光诚出狱后，当局一开始还允许他的亲属探望，但为了防止亲属携带纸条出来，强迫他们必须要脱光衣服接受检查。陈光诚的一个女性亲属曾看望过他两次，被要求脱到只剩裤衩接受检查。10月以后，当局禁止任何人到陈光诚家去，即便是他的母亲给他们带食物也遭拒绝，亲属们只好从院外往院内扔面食和蔬菜，但后来连这样的举动也被禁止。现在没有人知道陈光诚及其家人的真实情况，他们的处境非常令人担心。
中国人权的声明说，陈光诚出狱后的处境“是目前中国法治状况严重倒退的一个真实写照，“宣称“依法治国”的中国政府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对陈光诚实施法律之外的监禁，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必须敦促中国政府立即解除对陈光诚的非法监禁，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受到法律保护的人身自由的权利。
美国国会议员敦促美国驻华使馆关心陈光诚处境。据报道，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三表示，正在跟陈光诚和他家人进行联络，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恢复陈光诚和他家人的人身自由。
点评：
如今陈光诚声名远扬倍受世界瞩目，一方面靠他的自强不息不畏强权为民请命，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由于中当局的持续残酷迫害所引发的关注同情与日俱增。陈光诚不是什么民运领袖，也成为不了什么维权领袖，他所能从事的维权范围也比较有限，但如今陈光诚成了中国维权状况与人权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与中共当局的疯狂野蛮打压分不开的。
本来陈光诚被释放后，发发言接受点采访，不见得会有太过激的言论，基本上不会有人敢于找他再做维权工作（出于爱护体谅他的考虑），并且陈光诚自己也要养病，所以如果中共当局不再骚扰他，可能喧嚣一阵后就会平静了下来。可是中共当局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对陈光诚这样一个盲人竟然如临大敌一般，不但迫害本人还牵扯到许多家人，手段可以称得上大动干戈厚颜无耻令人发指。人们不禁要问，中共发疯了吗？当局出的一百对公安对付一个身患重病的盲人，中共政权真是脆弱恐惧到了如此程度，并且越是弱势越要放肆欺压，用禽兽不如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中共当局的本意当然是想阻止陈光诚继续发声或表现，但中共的阻止行径却使得陈光诚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看点，陈光诚目前无法出声了，但中共当局自己的表现就代替了陈光诚要讲的话，陈光诚无法批评中共了，但中共对陈光诚的继续打压暴露了中共更多的邪恶，引来了更多谴责与批评，末日的中共愚蠢就愚蠢在这里。
*艾未未遭软禁“河蟹宴”泡汤*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上海的工作室即将被拆除。日前艾未未在网上宣布，要在11月7日举行“河蟹宴”，告别上海工作室。消息传出之后，报名的人络绎不绝，直到11月5日，艾未未被警方软禁。本台记者与软禁中的艾未未通了电话。
德国之声：您能否介绍一下您被软禁的详情？
艾未未：大概6个小时前，警察来到我家，宣布对我实施软禁，就是说，到11月7日我都不能出门。7号这一天我计划在上海开一个Party。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要阻止我举办这个聚会。
德国之声：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您的聚会。您计划办一个“河蟹宴”，用一万只大闸蟹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原因是为了纪念上海政府要拆掉你的工作室。
艾未未：两年前，上海市政府邀请我把工作室建在上海。最近却给我发来通知，说必须拆除，因为是违章建筑。但这整个过程都是在政府的暗中授意下进行的。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我想，他们这样做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报复，因为过去我在多个问题上对上海政府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所以他们不想让我留在上海。我决定在工作室被拆之前办一个Party，许多人都想来，有一千多人报了名。这让上海政府十分紧张，想阻止这个活动。这就是他们软禁我的原因。
德国之声：您对政府软禁您的这一举动感到意外吗？
艾未未：其实我并不感到很意外。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独立的新闻，这些部门必须执行上面的命令，没有什么解释。这种做法会有很坏的影响，但政府对于处理这些问题已经无能为力。
德国之声：对于遭软禁您是否打算诉诸法律？
艾未未：（笑）中国的司法体制不是独立的，采取法律手段是荒谬的,因为这样根本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帮助。
德国之声：对那些计划在星期天来参加“河蟹宴”的客人，你必须和他们说再见了，是这样吗？
艾未未：我非常抱歉，因为有那么多人都想来参加，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可是现在不可能了。我觉得，我们任何的快乐都受到限制，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没有明确的界限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可以做。
点评：
中共当局在艾未未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与动机，也难以强加任何罪名借口的情况下，只能自己违反法律来把艾未未软禁了。其实艾未未只不过要举办一个宴会，邀请一些朋友聚餐而已，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连当局强加的非法聚会都算不上，聚会上也不会有什么密谋造反，甚至连激烈明显抨击政府的言论也不会有，可能也就是在大家谈笑风生把酒言欢中会说出写辛辣隐晦的不满表达出来。
但中共当局还是有所担心的，因为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口号，找被民间以河蟹社会来代替了，意即形容中共政权在中国社会上如同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河蟹一样，如何谁在社会上遭受了中共政权的无理迫害打压，也会被大家戏称为被河蟹了。近年来艺术家艾未未经常参与维权活动，用他独特的行为艺术表达着对中共政权的不满，传播着对中共政权非暴力不合作的意愿，赢得了国内好多普通大众的推崇追随，中共当局对此也是深感不安对其恨得咬牙切齿，但苦于抓不到明显的借口理由，于是就暗中搞手脚来关闭艾未未的工作室来打击报复。艾未未因工作室关闭而举办河蟹宴，也是用这种行为艺术方式，隐晦的表达河蟹导致了中国民众的权益被打断。艾未未的奇思妙想创意立即引发了民众的热烈相应，当局看不得这种用河蟹来形容讽刺中共政权的方式，更害怕某个人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害怕人们有组织的聚集起来，于是这次撕破脸皮也要把艾未未给软禁了。
这次河蟹宴虽然没有举办成，但已经有这么多人报名参加，中共吓破了胆实施软禁又一次暴露了肆无忌惮迫害人权的恶行，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热情关注，其实艾未未的目的已经算是达到了。
*20省市强拆村圈地“恐出大事”*
大陆廿多个省市正“撤村”换取建设用地，利用政策强拆农民民居拿走宅基地，强迫农民“上楼”（即住公寓或楼房），演变为一场新的拆村和圈地运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直指，这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如果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新京报”披露，无数村庄正从大陆广大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大陆各省的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农民住房用地）复垦，以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今年，山东诸城市取消行政村编制，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诸城市七万农民都将告别自己的村庄，搬迁到“万人社区”。像诸诚市的“拆村”运动，正在中国二多个省市进行。
大陆各地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过程简直像当年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翻版。
大陆各地热衷的拆村运动，起因于2008年中共国土部门推出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让许多想依靠土地发财或补贴政府财政的地方政府有漏洞可钻，纷纷“利用”政策，夺取农民土地。
有些地方政府更恶劣，不仅拿走农民的宅基地，还要农民自己掏钱住楼房。江苏邳州县坝头村，村庄全部被拆迁，地方政府盖了多栋农民公寓，还要村民出钱购买。
当地村民徐传玲因房子被拆又买不起楼房，最后选择跳楼自杀。今年一月，当地强制农民“上楼”，多名农民反抗，遭打伤住院。坝头村民王素梅表示，他的丈夫被拆迁队打伤后，又被村干部拉到湖边要求立即签字，否则将他沉湖。
殴打农民、强制“上楼”的暴力事件，近期在山东等地区也出现。
大陆专家指出，这是一次对农村的掠夺，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取消自然村，不仅与法治精神相违背，对农村社会也将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对于大陆各地圈走农民宅基地、大拆民居的做法，陈锡文在今年三月大陆全国两会时就疾呼要“急刹车”。陈锡文向中共中央表示，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点评：
其实当初就连中国总理朱镕基、温家宝都在经常强调三农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中共政权自己也知道处理好跟农民的关系对稳定政权至关重要，所以近年来也出台了一些免除农业税种粮给补贴等小恩小惠来讨农民欢心。
然而这些年来中共的各级地方官员为了一己之私肆无忌惮的横征暴敛，并且对中共政权还能维持多久毫无信心开始了最后的疯狂。从以前的局部拆迁征地，到如今打着城市化的幌子连省成片的搜刮农民土地。中共夺取政权前后，先是通过野蛮血腥土改让农村土地平均再分配，然后就是以集体化人民公社的名义把土地收归了国有，农民变成了农奴，改革开放联产承包是属于把农民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又出租给农民，因为不但要缴纳国家各种税费还要付出租赁费，而农民的社会福利待遇着少之又少。如今开始圈地运动，农村城市化运动，农民当农民的权力也给剥夺了，甚至可能出现即使农民想给地主种地都无地可种的局面，这是古今中外都未出现的情况。
往更大了说，这种行为是对中国农村传统组织结构的又一次大破坏，九评讲到中共破坏中国传统文化，难道这种行为不是吗，其实也是一样的，即使在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国家都没搞过这种农村城市化改造，以前不管中共搞了些什么吧，中国农村户与户之间联系纽带还比较密切，经过多少年逐渐形成的这种亲近关系，互相之间走动比较频繁，互帮互助互相沟通心情，一家有难全村出手相助，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精神凝聚力的秉持，一旦举村迁移打破了这种纽带，要重新建立谈何容易，中国社会将面临着人心更加分崩离析的危险，中共这种歹毒用心有时真是不容易轻易察觉，这不但是夺地啊，而且是夺心！
来源:看中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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