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一百零五
毛死后的第二天下午，大队贺教导员在学习时间专门给我们开了一个会，其时已经五点半。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浇注组、熔炉组、检验组都已收工，人员比较 齐全。教导员首先通报了毛的死亡，接着就咋呼开了：“你们中间有些人蠢蠢欲动，在伟大领袖逝世后，竟然想入非非，我在这里郑重告诉你们，我们的政策永远不 会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警告那些蠢蠢欲动者，不要存在幻 想，只有低头认罪，老实接受改造，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贺教导员的开会，一般时间较长，他为人比较啰嗦，有时竟推迟一小时开晚饭，这次却是例外，前后不 足半小时，而且在散会后匆匆走了。
其实，人老了总要死亡，这是谁也逃不脱的最后归宿。假使作为一个帝王可以长生不老，这些权欲心极强的一代又一代的豪强者，早就打成一锅粥了，最后还得要 死。“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自己不也这样说么，干吗毛死后，非要把气氛搞得这样紧张，谁也不敢议论，甚至不敢说话。人们对这一敏感话题尽量保持 缄默，一则怕犯错误，因为涉及领袖嘛，人虽然死了，头上的光环还在，岂是凡夫俗子可以随意叨登的！二则，确实有许多人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尤其是上年新进来 的刑事犯，他们刑期短，又不图减刑什么的。最关心毛的死亡，恐怕就数我这样的思想犯了。毛死后，不久人们将对其作出一定的评价，必然会涉及到我们当时的一 些言论，是与非或许会有个重新的估量。
接下来，又组织犯人收听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并要求收听后进行认真的讨论，然后汇报中队领导。收听广播那天，提前收工，各自坐在铺位上，每间号房都有一个 有线广播喇叭。
追悼会上，传来阵阵哭声。不久，坐在我旁边的李墨林也哭了，起初只是啜泣，后来索性发出声音，越哭越伤心。面对此情此景，我在想，到底李墨 林是贫下中农出身，对毛有感情，也难怪人家要收拾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呢。我不仅不哭，内心里还觉得痛快哩。实况广播结束后，人们开始在屋里院里走动，等 待着吃晚饭，屋里只剩我和侯来小、李墨林时，侯来小诚恳地说：“到底墨林阶级感情深，今天哭得那么伤心啊”！“是啊，墨林今天真正动了真情，看得出，绝不 是故意装出来的”。
我也随声附和着，李墨林这时却正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个啥呀，前几天家里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妈去世了，我是哭我妈，你们真以为我是哭 他，我哭他个屌！这些年，跟上他少吃没穿的，连个媳妇也娶不过，要不，我哪能走到这步田地”！原来如此，我和侯来小马上向他道歉，表示我们不该那么讲，他 叹了口气说：“也不怪你俩，这几天我心里一直很麻烦，也没告诉你们”。听说，李墨林年轻时，搞了一个对象，两人感情甚好，只因为他家太穷，付不起彩礼，女 方父母坚决不同意，那女子嫁了同村另一个男子，但婚后一直和李墨林暗中来往，引起男方的强烈反对，以至后来关系越来越僵，两人简直成了仇人。
再后来，他便 和那女人一起用毒药毒死人家的男人，他判了死缓，女方判了无期。李墨林的的确确是个杀人犯，并没有什么值得人们同情之处，但他所说的要不是因为穷困，和那 女子早就结婚了，也不至于走到今日这步，确也是实情啊。
开完追悼会，毛泽东死亡的事，很快被人们淡忘。劳改犯依旧是劳改犯，换上谁来当头头，与这里的人们并无多大关系，起码在短时间看来是这样。其间，中队领导 几次召集组长们开会，只是吩咐各自把关，不要乱说，好像他们也在观望着形势。除了布置迎国庆的高产竞赛外，没有具体安排学习内容，竟然一次也没有要求组长 们汇报情况。
一百零六
十月初，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向春雷一样传遍了四面八方。
听到这一消息后，第一感觉就是树倒猢狲散，极左势力的彻底覆灭。从此，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将要正式退出中国政坛，一个新的时期快要开始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报纸上每天大量报道各地庆祝的盛况。有一次看报纸时，正好报道的是河南人民庆祝的情况，有几句话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是这样写的：“中州 大地七千万人民，像一九四九年庆祝解放一样，走上街头，庆祝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这话引起我的沉思，庆祝第二次获得解放，说明第一次解放，要不就是并非解 放，要不就是昙花一现，早已不复存在，人们又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以至于他们更珍惜这第二次解放。第一次，很明显是从蒋介石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那么，这 第二次呢？真的就像官方宣称的那样，是从“四人帮”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吗？那四个人，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粉碎“四人帮”，引发各界群众空前热烈的庆祝，它向国人明白无误地诠释了民心的背向，多年来的穷困，多年来的互相斗争，多年来的穷折腾，广大群众受害最 深，他们最有发言权。现在，老头子死了，极左司令部又紧接着垮台，人们那种愤怒与喜悦交织在一起的情绪，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热烈庆祝，正是人们发泄 感情的一种形式。
与社会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监狱在这方面却是一如既往，死水一潭，劳改犯非但没有庆祝的权利，连议论也受到限制，只允许卖力地干活，努力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粉碎“四人帮”是党内的事情，岂能容许被专政者们的瞎叨叨！
然而，这一切丝毫不影响我的兴奋，仿佛有一缕曙光出现在遥远的天边，国家一旦走上正常的道路，是与非迟早会有一个说法的。世界像万花筒般地变化着，昨日的 达官贵人，今日沦为阶下囚，说不定那一天，今日的阶下囚，也可能成为无罪的人，我简直在想入非非了。教导员曾警告过，要我们不要想入非非，但是不由人啊， 在这急速变化的世界里，不想入非非才不正常哩。
消息传来的当天晚饭后，雷小厚特意来找我，我们在院子的南墙下低声交换着看法，雷小厚颇有些激动，他说：“分明是一场宫廷政变，你如何看”？我想了想，平 静地答道：“是有这个嫌疑，也很像一场宫廷政变，但不管其性质如何，我觉得，粉碎‘四人帮’总是一件大好事，也许我们要告别一个时代了。退一步言，即使是 宫廷政变，那也没有什么，既然一个国家根本没有民主，谈不上选举与罢免，特殊情况下，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也是常有的事情”。我的回答，他似乎有些不以为然。 但他从来不喜欢和人争辩，我们各自尊重对方的观点。我知道，他也认为，粉碎“四人帮”是一件大好事，只是担心老干部上台，对他们的申诉不利。
一百零七
雷小厚来自河南农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太原重机学院，快要毕业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结果，工作还没有分配，就被卷入两派斗争的旋涡中。他本是一个相 当注重学习的青年，对于学习以外的事情一向不感兴趣，但那时，整个学校停课闹革命，只好身不由己地随班级加入到一个组织中。
有一次，他们班抓着对立派一个 骨干分子，此人担任“山西大事”记者，对这人进行了毒打。雷小厚吃过中午饭从食堂走出时，有个同学顺手递给他一根棍棒，要他打几下，这可使他感到为难，他 为人善良、厚道，性格又比较内向，和人争吵的时候也极少，何况是打人，一时很难下手，旁边的同学再三催促，总是不好意思，无冤无仇的，素不相识，打人家干 啥呀？但又担心同学们说他立场不稳，无奈，只好轻轻地在那人身上比划了两下，同学们看他下不了手，又把木棍从他手中夺了去，他的脸却一直红到了耳根，感到 很不好意思，匆匆回到了宿舍。
后来，那个“山西大事”的记者，终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对立派抓住这件事不放，拉着死者的遗体在大街上进行宣传，军管组终于把 参与打人的同学全部逮捕。组织并积极参与毒打的几个同学，都是干部子弟，家长在背后多次活动，关了一年后，陆续释放回家，剩下几个农村来的学生，做了替罪 羊，雷小厚被叛了无期徒刑，七二年由太原转送到山西省第二监狱。入监后一直不认罪，在不断地写申诉。因着我俩都是学生出身，又同龄，能够说得来，遂成为知 交。虽然那时，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略有差异，却从未因观点的不同而争吵过，相反，各自都非常尊重对方的观点。
在狱中，能有和自己共同探讨形 势，进行沟通的伙伴，已属难能可贵。同是天涯受罪人，是我们最大的相同点。
过了两天，雷小厚又对我说：“我说是宫廷政变嘛，你看看，马上要在天安门广场建纪念堂，出‘毛选’五卷，其用心还不是为了遮人耳目”！“是有点欲盖弥彰的 味道，但这样做，也许是为了稳定政局，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策略”。我这样解释着，接着又补充说：“只是觉得在广场建纪念堂，存放死人，实在有欠妥当。古时候 的帝王们，不都埋在城外吗，何况还是一个暴君哩”。雷小厚虽然因“文化大革命”的两派斗争而入狱，但这人很有头脑，对毛也有看法，他一向认同我的“暴君 论”。但他所担心的是，老干部掌权后，对他们的申诉不利，这倒也是实情，人总是首先为自己的出路考虑，正如我关心形势的发展一样，还不是希望有一天政策松 动，能够重新回到社会上吗？
几天后，又传来“按既定方针办”的遗嘱是“四人帮”伪造的，对于国家领导人立遗嘱这种事，我一向认为没有必要，既然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让大家来选择今 后的路子，没有必要处处听命于一个死人的话。不过还是首先想到大队贺教导员，前几天他又给我们开了一次会，在会上，一反常态，几乎要跳起来，大声喊叫着： “我们就是要‘按既定方针办’，告诫那些反动的家伙，不要痴心妄想，我们的天是不会变的，对你们永远是专政、专政再专政”！现在报上说，那是伪造的，不知 贺教导员又将给我们这些反动的家伙做何解释？
果然，从那以后，贺教导员沉默了很久，半年多的时间，再也未给我们开过会。其实也不能怪他，这本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长期单方面的宣传，误导了许多人，使 他们的思想非常僵化，“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成了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下级干部的行动指南，这些人大都没有自己的思想，也很少动脑筋去思考问题，只知 道照办、执行。加之，此时报纸上力图把“四人帮”和毛泽东彻底分开，甚至连毛泽东重用了“四人帮”这样的事实都力图回避，依旧把毛当做完好无缺的领袖去颂 扬，一般干部又怎能分辨得了？留在人们脑子里思维方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扭转过来。
总之，粉碎“四人帮”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希望变和不希望变的人同时存在着。虽然多数犯人不关心国家大事，认为与劳改犯关系 不大，我却认为，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错误，国家的政策一旦有所变化，它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带来情况不等的变化，其变化总是好的方面居多吧。
一百零八
粉碎“四人帮”后，报纸上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话语:“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我读后大吃一惊，曾经估计，工农业生产的形势不会好多少，但也没有想到会糟 糕到这样的程度。前一阶段，无论报纸还是监狱当局，都说是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眨眼之间坏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地步，相去不啻天渊！真让人有一种江山不可复识的感觉。
我们的人民虽然被欺哄惯了，但面对这么大的落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思想上出现混乱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尤其是监狱领导，几年来无论大 会小会，总是给我们讲形势大好，要我们认清形势，对“文化大革命”不要持怀疑态度，现在，《人民日报》都那么说了，该怎样给犯人作解释呢？只有把一切统统 归在“四人帮”名下。
可是，谁也知道，“四人帮”曾经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代表的是领袖。正因为这样，一段时期以来，政治学习只布置读报，也 不进行讨论了，干部自然晓得，一旦讨论开来，许多人会提出大量令人难解的问题，越扯越远，简直不好收场。
总之，这段时间里，犯人们的思想极其活跃，无论学习时间，还是在工地上劳动，人们不停地议论着，明明是整个极左司令部的垮台，却还要想方设法地去维护毛泽 东，好像他与“四人帮”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瓜葛，人们不信啊！与此同时，不同背景的犯人，都喜欢用自己的观点预测未来局势的变化，也时不时与自己的前途挂 钩。历史犯，希望延续七五年释放所有国民党县团级的做法，使他们早日获得自由。
现行犯更期望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澄清运动中许多极 左的提法，还人们一个公道。因派性进来的多数人则疑虑重重，担心大批老干部复出，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对他们写申诉不利。一般来讲，因派性进来的人， 几乎无人不写申诉，他们普遍不认罪。
至于一般的刑事犯，偷盗、强奸、抢劫、杀人者，大都对形势不大关心。正由于几种情况同时存在，议论，甚至辩论成了司空 见惯的现象，干部用监规纪律来制止，往往失去往日的威严。
极左司令部的彻底倒台，使人们的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一些犯禁的话也被说了出来。记的有一次，一 个姓马的犯人和别人正谈论他判刑后，妻子受到牵连的情况，以至于连工作也丢掉了，当时我也在场，因自己而祸及家庭，不少人都曾经历过，大家颇有同感。
恰在这时，大队贺教导员走了过来，警觉地问道：“你们在谈论什么事情啊”？人们正要散去，只听姓马的说：“我们说家属受牵连的事情，我就是有些想不通，我犯罪 判了刑，为什么女人要受影响”？“那当然啰，因为她是罪犯的家属嘛，理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贺教导员肯定的语气，让姓马的胆子顿时大了起来，“那么， 请问教导员，江青犯了罪，她的家属为啥不受牵连”？“她的家属是谁呀，你怎么知道不受牵连”？教导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竟入彀中。姓马的犯人颇为得意地答 道：“江青的丈夫不是毛泽东吗”？教导员一听，马上回过神来，用极其严肃的语气反问道：“你怎么能跟主席比，简直是胡来”！姓马的也不示弱，理直气壮地辩 解道：“丈夫犯罪，妻子受牵连，你说应该，而女人犯罪，丈夫丝毫不受影响，世上没有这个道理嘛”！教导员这才意识到姓马的犯人是在故意耍笑他，狠狠瞪了一 眼，气呼呼地走了。
像这类事情，干部面对犯人的质问实在难以作答，他比犯人顾虑更多，一旦说漏嘴，影响更不好。而许多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顾虑反而小得 多，正如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卖红薯的丢了秤——就剩这一堆了，看着办吧，别人也很难将其怎样。
在事实面前，虚假的说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鉴于这种情况，一九七七年的上半年，监狱当局又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减刑大会。一则调动犯人的生产积极性，以便顺 利完成任务，二则表明当前的形势依然大好。“一打三反”运动中，和我同一时候判刑的“现行反革命”重刑犯，都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近两三年判死缓 的，减成了无期徒刑，像侯来小、李墨林等人。历史犯则全部未动，好像监狱当局也在等待着上面的政策。
对于这次减刑，大多数人依然无动于衷，它与人们原来的期望相差甚远。自从粉碎“四人帮”后，我常常在思索，上面也正式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走 上了正常的轨道，为纠正极左时期的弊病，应该大赦天下，怎么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这个国家，难道只懂得专政，就不会想到赦免吗？尤其是那些历史犯，已经 关押了二十几年，人都老了，放出去让他们和亲人团聚，也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何必非要让他们上花果山不可！（此地死了的犯人，大都埋在西面的山上，犯人们 戏称那座山为花果山）据我所知，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受到新政权严厉制裁的总是执政的头头，下面的人，多数是吃谁家的饭，替谁家办事，穷苦老百姓只能如 此，所以一般不予制裁。
眼前这些历史犯们，被关了二十几年，按说也差不多了吧，何必没完没了呢！至于我个人，还是以前的观点，“阶级斗争”不停止，绝不打 算回去。如果说，当初是有家难归的话，如今已是无家可归了，即使放我出去，一个人回到那个穷困的地方，连顿现成饭也吃不上，还不如在监狱里呆着呢。
这些年，大多数时候，是浑浑噩噩地活过来的，每天忙于劳动，赚个肚儿圆就够了，很少去想自己的将来。家庭出身注定了只有受罪的份儿，连做一个普通的公民资 格都没有，还讲什么前途！作为被专政者，坐监狱也许是最好的去处。人常常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懒惰习性，在一个地方呆得久了，即使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也不想挪 动。过去在村里时所受的苦，时时浮上脑际，好容易离开了它，绝不想再吃回头草。何况母亲早已离开那个村，我总不能跟着她去吧。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蹄 下，如蛄蝼蚂蚁一般，未被踩死就算幸运了，还敢奢望什么前途！何况，人生的路已经过去了一半，也不是争取前途的时候了。
一百零九
一年来，思想上不断地波动着，往常平静的日子被打乱了。人就是这样，完全绝望的时候，心里几乎没有什么想法，而一旦有了点希望时，总在不停地思考着。粉碎 “四人帮”后，我曾热切地盼望着政局有所变化，国家能够放弃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策，一心一意搞建设。谁想，一段时间过后，非但没有看到变化的 征兆，反而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一个国家，当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的时候，仍然不思改弦更张，选择新的道路，顽固地坚持走过去的老路，能有什 么前途！的确使我大失所望。看来，国家要真正变革，还需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出来，拨乱反正，重整旗鼓。
二十多年来，极左的执政者干了许多令人失望的事情，把 国家糟蹋得不成样子，急需要一位有胆有识的人出来加以纠正，首先敢于改弦易辙，打破诸多禁区，也就是说要有勇气走一条新的路子。有一次，和雷小厚谈到眼下 的形势时，向他表述了我的这个想法，那时，他的一位同案者也在场，当即很不客气批评了我，他说：“我看你真是属于‘小个子’那一派的人，怎么你的思想这样 守旧？‘小个子’是两次被打倒的人，都是毛主席亲自点名的，能让他出来吗？我看你的想法也太天真了”。
由此，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长期的个人迷信，即 使在下层民众中，人们对于毛依然崇拜的不得了。雷小厚的这位同案，大学毕业，竟然没有自己的观点，固然可悲，但却向我们揭示了个人迷信的根深蒂固，国家要 变，不从思想上清楚这些障碍，恐怕难以奏效。极左司令部从组织上垮台了，但要彻底清除暴政时期留下的遗毒，改变许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
这年秋冬之际，终于传来恢复邓小平所有职务的消息，使我在失望之后，又看到了一丝希望。据当时的小道消息称，邓小平在七五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和江青争吵得 很厉害，他要大刀阔斧地整顿，显然是个敢于开拓局面的人物，加之他对“文化大革命”有着切肤之痛，相信一定会以完全不同于毛的做法去对待各项工作，逐渐抛 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长期以来，无论党务、行政、军队，他都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虽然两次被打倒，多数人并不相信他是有罪的人，特别是七五年 的全面整顿，赢得了国人的普遍赞扬，后来虽然又被打倒，反而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认为他是个干实事的人。
邓小平的复出，对我个人而言，毫无疑问增长了几分希望。我深信，他绝不会再在“阶级斗争”的泥潭里打转转了，国家也耽误不起了，工作的重点必须尽快向经济 建设转移。只要不搞“阶级斗争”，不对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进行人为的压迫和欺凌，我还是想出去过自由的日子。这些年，所以死心塌地把监狱当家，以 劳改为业，是因为当年在农村尝够了被专政的苦头。同是被专政的对象，前面说过，呆在监狱比呆在农村更为安全。
我开始萌发了提前出去的打算。这些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环境的关系，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先是腰疼，差点未能展起来，后来虽有所好转，但弯腰干活，时间稍长 一些，仍然疼痛难当。近一年来，又发现腿部出了毛病，尤其在天阴时，两条腿好像灌了凉水，冰得特别难受，几次找过医生，他们都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医生 总是摇头，回答说疼还好办，内里感觉冰凉却是最没有办法的，属于一种很不好治疗的风湿症。自己最清楚这种病的根源。
自从入监后，大部分时间担负着大件的铸 造任务，偌大的铸铁砂箱，起模后的修型工作，身子老是紧贴着冰冷的砂箱，长年累月“拔”成了这样。“拔”是我们山西的土话，和人们常说的把西瓜放在凉水里 冰镇一下的“拔”，有着相近的意思。为这种风湿病，我被折腾了两年，也曾多次到医务所看过，效果甚微。如今，当我看到一线希望时，尽管它还十分渺茫，想出 去的希望却与日俱增。同时也产生了想离开造型组的念头，调换个环境，一则使身体素质能有所提高，二则还想学些实用的离开公家也能行的技术，以后一旦出去借 以维持生计。首先想去模型组做木模，学一手过硬的木匠本领，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向中队长讲了，请求在适当的时候给以照顾。
队长听过我的陈述，当即表态：“你的想法可以考虑，但现在不能，零件组不能离开你，自从你担任组长后，造了那么多大件都未出过废品，中队主要考虑，怕生产 上出问题。”我当即向他介绍了近二年来对侯来小等人的培训，他们都能看懂图纸，独立操作。虽然，在这之前，每次汇报生产时，我都要提到这几个人，说他们干 得很好，但队长似乎并未当回事。今日再次介绍，他仍然将信将疑，末了，对我说：“你先别急，有条件的话，会给你调整一下工种，这几年你干得还不错，该照顾 的时候，政府会考虑的”。
和队长的谈话，只是打个招呼，眼下还很难变成现实。他们都有一个很不符合实际的看法，误认为零件组离了我不行。其实，我和许多老犯人的做法截然相反，并不 像他们那样，学到一点技术不传授别人，借以保住自己犯人组长的“位子”。两年来，我是全力以赴把自己所会的技术教给他们，从不把侯来小、高圣、李墨林等人 当作我的组员，而是当作伙伴、兄弟。队里有些人说我专搞“一团和气”，的确如此，当初所以接受这个组长，就是想给自己和弟兄们营造一个“一团和气”的小环 境，彼此之间嘻嘻哈哈，敢说敢笑，大家在受难之时，互相帮助，遇有苦闷，能有个发泄和安慰的地方。其次，在技术方面，教会他们，我不也省事了吗？
快到年底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十二月初，大队长把我叫到工地办公室，当即宣布，大队决定调我到公务组担任统计和会计的工作，接替即将刑满释放的柯钧毅。当时 毫无思想准备，马上报告大队长：“我从未干过这方面的工作，恐怕……”未等我说完，他就打断了我的话：“你在外面不是也没干过铸造么，会计也可以学嘛”！ 这次调动如此突然，是我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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