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届三种全会重提农村改革，聚焦于农村土地的流转，可视作政府力图破冰城乡壁垒，构建统一要素市场的一次努力，主因则是官方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效率底下，无法应对国际竞争，后或为避嫌，或觉得其指涉过窄，“土地流转”逐渐淡出官方话语，转而以“城镇化”代之。受限于保增长与促转型两难处境及地方利益的掣肘，中国经济转型迟滞，国内消费裹足不前，而以基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难以为继。官方认定城镇化既能提供居民消费，又能拉动投资需求，为此官方对其寄予厚望。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中国正涌动一股加速城镇化的狂飙，再加上媒体推波助澜，地方政府在政绩冲动和利益驱动之下，个个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大干一场。“被城镇化”不再仅是一种隐忧，而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恐惧的事实。
地处鲁北的庆云和乐陵，因为笔者有亲戚居住于斯，对其地方政策比较熟悉。庆云县为了铺垫“城镇化”，已经有几年不允许在农村盖新房了，而乐陵市也出台了类似政策。农民则普遍有盲目的乐观情绪，“再过几年，我们也要住楼房了”，据说各个集中居住点均早已选好了风水宝地，一切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总之，住楼房，入小区已经是大势所趋板上钉钉了，而有心的农民开始张罗着建一些偏房，以图将来置换更大面积楼房。而真正令人忧虑的也许不是这一切几年后将成为现实，而是媒体针对此事的呱噪和众口一词：这是件好事，是大势所趋，农民很渴望，官员很兴奋。城镇化到底应否是发展趋势，暂且存而不论，但如果不能守住土地自愿流转这条底线，所有对美好未来的沙盘推演都将丧失依据和前提。因为这条底线实际是权利底线，一旦突破，权利将无立锥之地，相应的，社会的基础就会动摇：上访、诉讼、争斗甚至杀戮都有可能出现，群体性事件必然此起彼伏，永无宁日，毕竟这条底线不仅关乎人的尊严，更关乎人的生存。
朝野力推城镇化的激情，源于城镇化能促进经济转型和GDP持续增长的蛊惑，依据是城镇化能刺激居民消费，同时城镇化的过程必然为钢筋水泥的需求提供不竭的动力。后者从GDP增长的角度是无疑的，但必然掩盖农村原有住房大量的拆迁、掩盖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的浪费，掩盖农民最终的自我埋单。不知道这种对钢筋水泥的“被消费”是否与真正的居民消费同义？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楼房相对于有一个小院的砖瓦房，到底哪一个能让农民生活的更惬意？如果这也算居民消费，那么城镇化的两点依据即“促进居民消费”和“基建投资拉动增长”便混同为城镇化能逼农民花钱，仅此而已。那些居住在城里的达官贵人几乎笃定都认为农民渴望住洋楼，因为他们生活于其中优哉游哉，购物方便，医疗方便，交通方便，前提是他们有稳定的高收入，不事稼穑。可农民呢？我无意于以仁者的虚伪姿态替农民代言，对于他们深沉的苦难，因为爱莫能助，我更愿意选择一声叹息。所以我只谈论问题，不谈论其苦难。个人以为，这种并非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有诸多弊端，因为还没有着手搬迁，其潜在的矛盾还没有显露。大致说来，从常理可以推断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 计划中的居住小区远离很多村子的田地，一旦搬迁，无论农民是否自愿，都只能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他人，否则经营成本太高，既耽误时间，也浪费能源等资源。堪称中国版圈地运动。圈地之后，对某些常年在外打工的青年来说，也许没有太大影响，甚至乐观其成，但对于一些中老年人，则将极大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准，如果不考虑特殊种植，只种基础粮食作物，受限于土地经营收益，其流转费用肯定不会超过500元，按人均1.5亩土地计，每个人最多只有750元的流转所得。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处于杯水车薪甚至望梅止渴的今天，这点微薄的收入，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第二， 拟议中的居民小区，其建设成本由谁承担？由政府、由农民还是由投资商承担？抑或是分担？如果是分担，如何说服农民？如果按照城市拆迁置换的模式，农民的抵触情绪稍减，但如何收回成本？当然政府如果视为一政治任务，自有解决之道，央行开动机器加速印钞票即可，还能一举两得，大拆大建还能提高GDP的增长速度。不过如此一来，农民750元左右的流转收益又会缩水不少。
第三， 农民住上楼房，固然显示了新农村建设的成就，为公仆的仕途增加了政绩筹码，但没有独立院落的格子楼房，农民的农具和牲畜如何安置？既然成了城镇户口，土地已经被流转，农具姑且置之不顾，但牲畜呢？牲畜既是生产工具，更是农民维持生计的经济来源之一。不养牲畜，则断其部分经济来源，居民消费又从何谈起？
第四， 城市里的楼房频现楼脆脆、楼歪歪、楼倒倒，不知到时为农民建设的楼房质量如何？有没有必要的配套设施？配套服务又如何？毕竟农民的消费能力有限，而商人不是慈善机构，其逐利的本性决定他们会权衡投入和收益而后行事。
第五， 农村本是熟人社会，依靠血缘纽带和人情互助才能维持生产，传统的居住模式，是以墙垣构成自主生活空间，邻里关系比较简单，即便如此，邻里纠纷尚且不断，一旦转为居住楼房，邻里关系更为复杂，上下左右都有可能出现纠纷，到时不仅争讼剧增，而且会毒化农村人际关系，斩断血缘纽带和人情互助的传统之根。
第六， 被城镇化，不仅可能有上述各种弊端，更大可能在于遭遇农民反弹，搬迁不成，建成的城镇成了“鬼城”、“空城”浪费人力，耗竭资源。
第七， 基层为达成某种行政目的，往往不择手段，而救济途径又被堵塞，导致基层政府和村官更加有恃无恐。屡屡作出蛮横的行政行为。为推进城镇化，不允许村民自住盖房即是其表现之一。这一蛮横政策的出台，已经对某些青年婚恋造成影响，在农村没有一套新房子，男方找对象很难。这一问题也正在演化为农村的不稳定因素。
第八， 世人皆言城市化是发展趋势，我对此虽有不同看法，但我向来不敢虚妄的谈论如此宏大的主题。但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农村的感情可谓五味杂陈，它是故乡、是亲情、是泥土、是庄稼、是耕牛、是牧童、是横笛、是流水、是成长、是记忆、是贫穷、是奋斗、是淳朴、是粗鲁、是传统，是生活方式，是是非曲直，更是文化和文明。我们自小浸淫其中，不解风情时便已接纳了它，它是我们的灵魂所系，我们总想表现得优秀，是想让它更加骄傲。紧张的生活节奏，自然经济的解体已经破坏了农村自足闲适简朴的生活方式，年轻的农民常年在路上，心境疲惫而无处归依。如果再彻底取消农村，一种文明将彻底断裂。我们将再也没有诗意，没有传统，甚至没有历史。我也当然知道，在谈论经世致用的问题时，谈论这些既大二无当也显得矫情。但此中的痛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在我看来，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其空心化趋势，村子中心的房屋破败凋零，只有老人甚至无人居住，而村子规模却一直扩张，良田被建成房屋，而人口却没有增加。对这一现象的主因笔者曾在《第三次土地改革，如何防止强制流转损害村民利益》一文有过讨论，既有村官卖地自肥的表面原因，更是农民土地权利弱势、土地归属预期不明朗、博弈能力底下必然造成的恶果。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对土地有近乎膜拜般的珍视，如果强化其归属预期，真正赋予其所有权，这中浪费良田的问题会迎刃而解。
当然，我并不一般的反对城镇化，但前提必须是自主的，应该以城镇化的魅力而不是行政力量来吸引农民的聚集，说到底，城镇的发展应该是自然渐进而非跃进式的。农民转为城镇户口，就其形式上，应该是自由的，既无差别无歧视的接纳，但背后往往受限于城镇所能提供的岗位。
在民主有缺失时，高层如果不想让城镇化走样，与自己的初衷南辕北辙，必须畅通公力救济的途径，对各种形式的强制流转进行司法监督。让农民有冤能诉，以此对抗地方政府或村官的侵权行为。某种意义上，最大的善政是无为而治，现体制下尤其如此。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谋一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望那些居庙堂之高的人们三思后行。
冷锋 于一箭阁
2010年6月8日夜
来源: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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