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第五章 求学艰难路
二十
内蒙古电力学校，是一座刚建不久的中等专业学校，学制四年。那时，学校的像样建筑只有一栋三层楼房，上面一层住着女同学，其余两层用来上课，大部分教室只有一块黑板，连课桌和凳子都没有。地上铺满草垫子，学生们坐在上面听课，自己从外面随便找几块砖头或小木板把本子放在上面做笔记。离教学楼较远的东北方向有一栋很不起眼的二层楼房，是校领导的办公处所和老师们的教研室。食堂则是一座旧仓库腾出来的空大的房子，里面光线极差，离门远处简直看不清什物，人字架上挂满了灰尘，地上稀稀拉拉放着一些摇摆得十分厉害的破旧桌子，专供学生们用餐。没风的日子，大家通常在外面的空地上蹲着吃。总之，一切都很简陋。看得出来，学校一下子招了这么多学生，短时间要解决这些问题难度也大。先入校的同学，大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我来的较晚，学校给我们包了一家“三星旅馆”，作为暂时住处。当时的“三星旅馆”，只是它的招牌，与现在人们所说的三星酒店完全是两回事。背着行李走进去时，安排给我们住的房间竟是那么大。里面有两舖大炕，炕上的蓆子早已破烂不堪，许多地方露出炕皮。和我同来的是一位个子不高、眼窝深陷下去的青年，他来自广西，我俩各自选了靠边的地方，简单收拾一下，又跟班长一起回到学校。晚上归来后，发现两舖大炕上住了十六个人，经过初步交谈，了解到这里的同学大多来自雁北地区，其中一个姓徐的和我还是同县哩，估计他们和我一样，因招工不要山西人，才无奈选择了这所学校。和同伴们很快熟悉了，也很快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每天早早离开旅馆，赶到学校，一直到晚自习后才结伴返回，这里只作为我们睡觉的地方。
一九六零年的包头，因为情况特殊，户口管辖远不像其他地方那么严格，凡是学校招下的学生一律报临时户口，三个月后自行转正。而我们家乡的规定则是六个月后，人不回来自行取消户籍。这样，终于又一次离开我那贫穷的村庄，正式成了包头人。刚入学那阵，按供应吃粮，虽然不能吃饱，比在家乡时强多了。过了不久，有些同学又偷偷离开学校，去了其他地方，班里也不上报。我所在的小组，起先十个人，后来只留下七个，还有三个女同学，多余的三份饭菜，女同学不要，由我们四个男生分吃，这样首先填饱了肚子，其他组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能够吃饱肚子，心也稍稍安定下来，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我对于新开设的《机械制图》这门课特别有灵感，老师一讲就会，被选为这门课的课代表。加之，给我们上这门课的王老师表达能力不强，许多同学又听不懂他的雁北口音，我简直成了他的“助教”，每天课余时间都在忙着辅导其他同学，日子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之中，大多数人来自农村，对于学校的简陋不以为然。在那饥饿的年月里，能有一个吃饭睡觉的处所已经很不容易，还敢有什么更高的奢望!其间，又多次出去打听，终没有要山西人的地方，找工作的希望破灭后，只好先寄宿在这里。父亲得知我的情况后，来信鼓励，要我不要为家里考虑，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就很不错了，还想咋的？直到放假后，学校又组织我们到乌拉特前旗参加劳动，从此我也没机会再想找工作的事了。
听说可以进入河套，能有这样一个出行机会，同学们自然喜出望外。我们乘火车沿黄河西行，年轻人的心情简直像是外出旅行一样，黄河两岸的田园景色吸引着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令人愉悦的出行机会。入夜，到了乌拉特前旗，在工人俱乐部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开始了长途跋涉。这回全是步行，幸好带队的老师给我们雇了两辆马车拉行李，体弱的女同学还可以轮换着坐在行李上。那天，足足走了八、九十里路，直到夜晚才到达目的地，听说已经靠近五原县的边界。
早就听老年人说起过，河套很富裕，从书上也曾看到“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话语，来到这地方一看，果真不假，地里的庄稼长的又高又壮。脚下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水渠，水渠里整日整夜地流淌着浑黄的水，哪块地需要灌溉，只要挖个口子就行。而我家乡的水渠里，终年无水，只等下了大雨，山洪暴发时才能有水，怪不得此地的庄稼长得这么好。此时，正值小麦收割时节，带队老师把我们分成若干小组，跟随当地农民一起割麦、捆麦、运麦。平生第一次来到富庶的河套地区，心里常想，要是我那“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的家乡，也像这里，或许我不会外出，会一生一世守候着它直到老死。慢慢的，听当地人说，这里不少人的祖先来自山西。是的，历史上每逢荒年，我们家乡的人都有走口外的习惯，那悠长的有点凄凉腔调的《走西口》，正表现了一代一代的走口外者的悲哀。其实，人为了生存，有时候的离乡背井倒也并不完全是坏事。每天晚饭后，和房东一家闲聊，从中得知，这里的口粮，每年仍然保持着合作化初期的三百六十斤，每个劳动日五、六角钱，扣除粮款外，尚可分得一些现金，虽不如合作化前富裕，但还算可以。因为是内蒙古，属少数民族，比起其它省份，政策要宽松一些。
一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这次富有旅行意味的下乡劳动也终告结束。回来的路上，同学们各自谈着感受，我的情绪较前好转不少。自从初中毕业后，一年来思想上十分苦恼。从前想上大学的希望曾是那么强烈，如今都烟消云散了，经常想到的是家庭。找工作挣钱，为父母分忧，成了最大的目标。然而迟来一步，错过机会，为生存被迫住进学校，的确有一种遗憾的感觉。父母忧愁的面孔，时不时在眼前闪现，弟妹们嗷嗷待哺的乞求的眼神彷佛总是盯着我，心里长久地感到不安。此次下乡劳动，大约由于环境改变的缘故吧，心情渐渐好了起来，决心不再犹疑。
不久开学了，学校在一片空地上新搭起几座帐篷，我们搬回学校住。同时新买了一些课桌和凳子，教室里焕然一新，一切都走向正规。开课前，班主任老师曾动员我上五年一贯制大专班，他说多念一年，将来按大专毕业对待，我未加考虑就拒绝了：“老师，我家很穷，父亲又有病，恨不得三年或两年就毕业工作，等不了那么久”。
开学后，又开始了按部就班的上课。还没几天，一个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班长宋福相通知我，要我和他一起去校长办公室开会。到了办公室，已经有几个同学在座，大都不认识，只认得一位姓崔的，他是山阴县人。不一会，副校长进来向我们传达了校方的安排。原来，学校成立不久，师资甚为缺乏，校方特意从各个专业、各个班级挑选了十个同学，准备送往沈阳电力学院代培，毕业后回本校任教。副校长最后说：“你们都是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希望去到那里好好学习，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晚上起程，由我带队”。第二天到四姨家里向她告别后，当晚九点登上包头开往北京的列车，依依不舍地向这座我已十分喜爱的城市告别，而且从此再未来过。
二十一
沈阳电力学院始建于一九五二年，也算一所比较可以的学校，起先是纯粹中专，后来成了大中专混合的院校。从外表上看，它有一座相当不错的教学楼，东西长大约五十米，两头又各自向北拐回半截，拐回的部分，各有便门一个，中间正面向南有一个大门，虽然也是三层，比我们在包头的学校显得气派的多。由教学楼向西北方向走去，院里东西向、南北向各有一栋学生宿舍楼，靠南边处还有一栋不大的小楼，也是三层，那是单身教师的住处。三栋楼合围起来，形成一个面积不小的院落。在北边楼的背后，有一溜平房，包括食堂、磨房、仓库等。过此再往北走，是学校的大操场。操场的北边有一条从西南流向东北的小河，河里终年流淌着铁西区排出的工业废水，乌黑乌黑的。河与操场间南北宽二十多米的地段，种有玉米、蔬菜等作物，玉米已经收割完毕，只能从残留的茬子上辨认出来。由此往西，是学校的实习工场，有钳工、锻工、焊工、电工、车工等小型车间，还有两台小型发电机组，木制的晾水塔从外形上看已经破旧不堪。这些都是专供学生们实习用的，平日里并不生产什么。浏览了学校的总体建筑，觉得比包头那座刚刚成立的新学校要强得多。我们一行来到时，人家已经上课一个星期了，我们马上被分配到各个班级。我当时被分配的专业是遥控遥测，和我同被分配到这个班的有周治家同学，辽宁新民县人；夏顺宝同学，江苏溧阳县人；另有一位女同学也姓周，内蒙古萨拉齐人。同来的其他同学都很羡慕我们的专业。遥控遥测，在当时的学校里属于最具尖端技术的专业了，只可惜第二年校方宣布，这个专业目前在各个电厂还不实用，于是又改成了热能动力装置，也就是火力发电厂最基本的锅炉、汽轮机、水泵等设备。
分配宿舍时，总务科的一位干事告诉我们，各个班级只能解决六个铺位，尚有四人无法安排，于是领我们到一个一层楼的最边处，开门后，介绍道：“这是一间临时库房，里面有十几张破床，谁要是愿意在这里住，待会儿让木匠给修理几张床先住下”。大家面面相觑，十几张破床堆着，几乎没有走道，那位干事有些不好意思，又解释说：“只是暂时的，以后一旦腾出地方，马上给予解决”。宋福相、崔培毕、田德懿和我志愿报名，同意暂住于此，其他六人都安排到当地学生宿舍里。我们四人所以主动报名，一则体谅到校方为难，一则因我们同是来自山西雁北地区，语言相通，在一起肯定能说得来。人们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往往喜欢和老乡呆在一块，这都是人之常情啊。这样，四个人虽然分别在三个班里上课，休息的时候却始终能在一起。宋福相来自阳高县的农村，比我大两岁，在包头时他是我们的班长，和我一直挺要好；崔培毕是山阴县人，和我邻县，在包头时虽不在一个班，但那里大部分山阴县同学都认识，加之曾在三星旅馆一起住过，自然也很熟；只有浑源县的田德懿在包头时并不相识，他是我们四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城里人。客居异地，不管原先关系如何，我们之间的友谊很快建立起来，亲如兄弟一般。逢到星期日，总是相跟着上街。那时我们对于沈阳了解甚少，初来乍到，年轻人最喜欢到处跑跑，大体看看这座城市的风貌，先后去了北陵公园、南湖公园、清代故宫、太清宫等名胜处，也逛了太原街、中街、北市场等繁华热闹的街市。了解了沈阳的大概，便再也很少出门，因为我们都很穷，出去要坐车、吃饭，没有钱是不行的。大约在一个月后，校方宣布，困难时期，为照顾学生的身体，早操、课间操一律不做，早晚自习和课外活动、自由活动可以自行安排，这样一来，每天有大量时间呆在宿舍里。在这里，还要说明一件事，在包头我们是春季招生，已经上了一学期的课，此地是秋季招生，跟二年级还差一个学期，刚来时，带队的副校长说，为了让我们学得更扎实一些，决定跟一年级。因此每天上的课都是学过的东西，实在也用不着再去用功。于是大量的课余时间便在看小说和闲聊中度过。我们在一起，经常共同回忆着在包头时的那段日子，也常常谈论在乌拉特前旗的劳动情景。总之，觉得那里到处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欢乐，虽然，内蒙电校的各方面远远比不上这里，我们还是从心眼里留恋它。而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在寒冷的一九六零年的冬天，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又脏又乱，阴冷可怖，街上到处是排长队的人墙，你要问他排队买什么，他根本不知道，等排到时，有什么就买什么，也不管需要不需要。那年月，物资相当匮乏，物价又在不断上涨，几乎一天一个样。上班的人们每月只要工资到手，便急着把钱换成物品，不用的还可以拿到黑市上高价出售，排长队成了当时这个城市的一道景观。我不知道那时候其他城市的情况如何，想来也不会相差多少吧！记得有一次，从火车站附近，坐八路公交车返回学校，光排队等车就花去一个半小时。正因为如此，真后悔来到这里，说实话，甚至有点厌恶这座城市。你看，路上的公交车，每辆车的顶上，有一个从车头到车尾的黑灰色大袋横在上面，据说里面装的是煤气，用来代替汽油。车站上、车厢里，小偷多的防不胜防，到处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抱怨声，什么物价上涨啦，东西难买啦，黑市坑人啦，小偷成群啦等等，听到此类议论，让人更加不安，怎么偏偏我们倒霉，来到这鬼地方！其实说穿了，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饿得厉害。早晚饭，每人一个小窝头，一碗稀饭，外加核桃大那么一丁点儿咸白菜，中午两个窝窝头，加一小碗稀溜溜的白菜汤，我敢说，如果允许随便吃的话，一个男生，至少可以吃掉三个人的饭菜。食堂为了填饱学生们的肚子，别出心裁地使出了奉送清汤的花招，靠窗户边放了一排大缸，开饭时，每个缸里盛满了清汤。这种名为清汤的玩意儿，充其量也就是开水里加了点咸盐和酱油，偶然有三五个葱花，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喝着，喝了一碗又一碗，直到灌饱肚子，不久引起许多人的浮肿，最后被校方叫停，从此，我们的肚子再也无法鼓起来。教室里、校园里、宿舍里，人们到处谈论着吃，仿佛离开吃再也没有别的话题。我们四人也不例外，每天上完课回来，便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回忆吃过的东西什么最香，有说一顿可以吃十个窝窝头，有的渴望着将来有一天能饱餐一顿肉汤面。在这种精神会餐中，消磨着时间，打发着寂寞，往往也能缓解那饥肠辘辘的难受的感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单调而又无聊。
直到十二月的一天，那时刚下过雪，天气特别清冷，上完课匆匆赶回宿舍。随即，学校保卫科来了个年轻人，把宋福相叫去，大约一小时后，那人又来吩咐我们三人，把宋福相的行李和日用物品收拾好，送到校门口，便让我们立即返回，我和崔培毕、田德懿都不知出了什么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房间里，看样子，宋福相要和我们分开了。直到第二天下午，方才得知，他被阳高县公安局来人带走了。宋福相同学为人正直，办事又很认真，比我们三人年长，我们把他视为兄长，曾因他在房间的门上用美术字写过“雁门旅舍”四个字，平时都戏称他为舍长。舍长一走，自然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无论学校方面还是同学方面，对我们这些曾经是外流人员的学生，多了一份戒心。那时的沈阳人，把这种人称为“盲流”，光从字面上讲，是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员，但从人们的语气中判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贬义。宋福相走后，我曾为他的命运担心了很久。直到十几年后，在山西一所监狱中，偶然遇到他的一位同乡，问起是否认识宋福相时，谁想此人竟是宋的外甥，他告诉我公安局把宋福相带回，几天后便释放回家，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好像也是有人怀疑他参与了什么“反动小集团”。第二年春天，又一次外流出去，到了乌拉特前旗，谋到一个教师的职位，并在那里娶妻安家，看来他的命运倒是比我强得多了。
不久，有退学的同学，也有几个因盗窃被开除的，腾出了床铺，我们三人各自归回本班的宿舍，“雁门旅舍”的日子终告结束，但我和崔、田两人的友情，一直保持到很久以后。
二十二
崔培毕，山西省山阴县人，他家和我家相距一百多里。一九五八年，临近初中毕业时，和几个同学给班主任提过一点意见，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开除学籍，送回农村。第二年外流到包头。那时，成群成批的外流高潮尚未到来，找工作比较容易，没费多少周折，进了青山区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当了徒工，每月十八元，一个人的生活还可以对付。他的职责是开吊车，按按电钮，又不用卖苦力，这在一般人看来也算一个不错的差事。但他并不安心，他和我一样，都曾有过上高中考大学的美好期望。当梦想破灭后，我走的是卖苦力、维持生计的路，后来的上学只不过是无奈的选择，而他，对于中途的失学，却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心甘情愿。工作的余暇时间，最热衷于到附近的学校旁散步，有时会无缘无故地绕着学校转几个圈子。每当他看到教室里亮起灯光，传来隐隐约约的读书声，年轻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常会久久地呆在那里暗自出神，有时甚至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发出几声无奈的叹息，感喟命运的不济。他是那种生来爱读书的青年人，对于求学曾有过多少美好的憧憬啊！因而最终还是放弃了那份工作，上了内蒙古电力学校。
春日里的一天下午，正是那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节，我俩并肩走在操场上。自去冬停止早操和体育课以来，这里显得格外荒凉，很少有人光顾。我在独自度过那个异常孤寂的留校寒假后，心情渐渐好转，并且逐步融入所在的班级中。两人走着走着，崔培毕忽然问我：“你打算今后怎么办”？这没头没脑的问话，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好像也不需要我来作答，接着就说开了：“看看咱们周围的同学吧，家在本市的，一下课就回了家，大多数人在宿舍里进行那种永无休止的精神会餐，或者打扑克，整个学校的学习气氛很差。在这种环境里，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必须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千万不能随波逐流。你我都曾有过上大学的梦想，现在看来，恐怕难以实现，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学，增加知识，武装自己。再说啦，咱们将来的工作是回内蒙当老师，当老师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学生才能更尊重你。现在咱们只学这几门功课，知识实在少得可怜，多学点东西毕竟有好处。我曾在工厂呆过，亲眼看见那些能写会画的人，在办公室工作，往往有较大的发展机会。我们不一定一辈子教书，知识多了，可以应付各方面的工作。今天我说这些话，就是想和你商量咱们共同读书，经常交流心得，充分利用这四年时间，除了学好本专业，再进行自学，不知你有过这方面的打算没有”？听了他的话，我陷入沉思中，这半年来对自己也很不满意，他说得对，我们不能和人家城里同学相比，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的条件都远远逊色于人家，此时如果不努力，任由光阴逝去，将来定会后悔莫及的。学校规定的几门课程，轻而易举可以拿下，每天有那么多的富余时间，以往都随波逐流地虚掷了，着实令人感到惋惜。我也不想这样白白蹉跎岁月，但该学什么呢，又怎样去自学，却从未想过。听了他的话，有些心动，随即答道：“其实我也有过你的想法，只是不知道该自学些什么，向那个方向努力”?
又走了一段路程，不知不觉已经沿跑道走了整整两圈，两人的兴致都很高，继续向前走去。初春的东北地区，尚有丝丝寒意，我俩却丝毫不觉，饶有兴致地谈论着理想，畅想着未来。末了，崔培毕这样说;”要不咱们先不定什么目标，横下心读书好了，可能读到一定程度，每个人的爱好自然明确了，你说对不”？“是的，我也是这个意思，自上初中以来，各门功课齐头并进，并无专门的爱好，还是边走边看吧”。
此后不久，我俩成了图书馆、阅览室的常客，田德懿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中，三人彷佛一个小小的读书会。那时的阅览室，每天课外活动、自由活动虽然开放两小时，却鲜有学生光顾，图书馆更是无人借书，偶尔有一个、两个，也是快要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和大专班的同学找参考资料。
早在初中时我就有看小说的习惯，。最初看的无非是《七侠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西游记》、,《小八义》之类的旧小说，其后看《林海雪原》、《苦菜花》、《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一类的新小说，都是为了红火热闹，看过后和同学们议论一番便慢慢忘却，脑子里只留有大概的印象。现在，要有目的地去学习各种知识，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切显得茫无头绪，还是照旧读些小说，也顺便看些杂志，如,《人民文学》、《诗刊》、《收获》、《文艺报》、《文学评论》等，唯一不同的是将速度渐渐放慢，有时，边看边思索，遇有自己特别喜爱的段落抄在本子上。这段时间里，最让我难忘的是曾借到一本《唐宋名家词选》，虽然不能完全弄懂，却深深吸引了我，简直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特意买了一个笔记本，把它全部抄了下来。接着又借到一本《古文释义》，仍然喜爱的不得了。上初中时，学校刚刚成立，图书馆比较简陋，从未见过这样的书。如今，每当走进图书馆，尤其和管理员熟了以后，常常允许进到里面直接从书架上抽出选取，而不是仅仅按目录借书。这样，在借那本书前，可以先阅读内容提要，大体翻阅一下，更能借到称心如意的书。一下子走进了书的殿堂，彷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到什么都很稀奇。由此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识是那么贫乏，需要学习的东西委实是太多太多了。我如饥如渴地读着各种书，展现在面前的竟然是五光十色的世界，为此常常兴奋不已，也常常被管理员在关门前催着走出去。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以至于一些同学称我为书呆子。
日子飞快地过去了，总感到时间不足，向班长要了教师的鈅匙，从此以后，每晚十一点回去，早上五点前来到，教室里只我一人，一直坚持到毕业。我是属于那种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到底的性格的人，每做一件事情都特别认真。
就在我专心致志埋头于学习时，夏天不知不觉地来临。忽然有一天，学校办公室把从内蒙来的七个同学叫去开会，这时我们班的夏顺宝和六一一班的罗桂梅于头年寒假回去，再未到校，已经算是自动退学，只剩我们七人。领导告诉我们，内蒙古电力学校已下马解散，来函要求我们各自回家或自行选择出路。七个人商量一下，一致恳求当地学校收留，学校方面当即答应，从此正式成为沈阳电力学院的学生。
二十三
快放暑假的时候，有一天崔培毕对我说：“看来我还是得回去，不能在学校陪你，一个人不孤单吗”？“不是原先说好，你也留下来，怎么又变卦啦”？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原本也不打算回去，只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不得不回去”。我随口答道：“那你走吧，我不会孤单的，只要有书看，肯定会过得很充实”。他踌躇片刻，又补充说：“其实我是要帮别人去做一件事情，你知道答应人家的事，是一定要办到的”。“是小肴的事吗”？我笑着问道。他说：“这事是瞒不过你的，等我办完事回来，详细告诉你，咱俩之间，有什么保密的”！这里所说的小肴，是崔培毕班里一位女同学，姓杜，当时他俩正在恋爱。每逢和我谈起这位她所倾心爱慕的女友，总是满怀深情地称作小肴，我不知是人家的乳名，还是他对她的昵称呢。
暑假的日子，完全埋头于读书中。那时，正热衷于外国文学。曾经有一个时期，很讨厌读外国人写的书，初中时看过高尔基的一些著作，对外国人的名字很不习惯，什么父名呀，本名呀，爱称呀，昵称呀，往往把人搞得晕头转向。直到有一天，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读着读着便爱不释手，一口气将它读完，接着又读了第二次。那时，离学校不远处有一个叫作“北行”的自由市场，里面有一家旧书店，我从那里买到两本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和《前夜》，一口气连读三次。从此，深深地迷上了俄罗斯文学。把二叔和三舅寄给我的零花钱几乎全部送进书店。同时还买了不少新出版的诗歌，在迷恋外国文学的同时，竟然狂热地爱上了新诗。除每期《诗刊》必读外，连外国诗歌也大量阅读并选抄。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海涅、歌德、拜伦等世界级的著名诗人，逐步进入我的视野。渐渐地开始尝试性的，甚至带有很大程度模仿性写起诗来。直到这时，才觉得诗歌是那么富有灵性，富有情感，它的语言又是那么凝练，那么富有哲理！读着这些名家的诗篇，常常忘了周围的一切。暑假期间，一个人住着一间宿舍，空闲的床上堆满了回家同学的行李，常感到它们不是物而是人，都在陪伴着我，对我微笑，整个房间宛如一座艺术沙龙！除上述提到的几位诗人外，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契诃夫、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夫等中国古代的、外国的许许多多的名人，彷佛齐聚一堂，各自抒发自己的见解。我贪婪地听着、记着，恨不得把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装进自己的脑子里。越是这样，越感到知识的欠缺。整个暑假，尽管房间里闷热难当，我却很少离开过。平日里那种喧嚣早已绝迹，一栋楼里，留在学校的学生总共不过三四个，周围静极了，连一点轻微的声音都能听到。此时的读书或者写字，最易进入极佳的专心致志的状态，其效果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今天，当我进入暮年之际，回想起那时的情景，自己也觉得奇怪，在那种天天连肚子都难以填饱的情况下，怎么会有如此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呢。
二十四
开学后，崔培毕不顾旅途的疲劳，当天晚饭后约我到操场上作了一次长谈。从这次交谈中得知，暑假期间他陪杜同学回了一次老家。
杜同学，那时住在沈阳苏家屯。她的父亲早年间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役，曾经做到连长。如今我已忘记详情，不知是被俘还是主动投降，总之后来又在共产党的军队里，仍然干起连长，她的母亲则是出身孤儿，属于那种苦大仇深，对共产党忠贞不二的角色。两人结合后，不久生下杜同学，当时正逢战争年月，送回老家抚养。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被接到父母身旁。不久，她的父亲又被派往朝鲜作战。从朝鲜回来后，正赶上肃反运动，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了重刑，送往辽宁西北部的一个劳改队，后来死在那里。她的母亲则是一个地方小单位的头头，在她父亲判刑后改嫁。杜同学长大后，曾向她母亲提出要把父亲的尸骨送回老家，作为共产党员的母亲，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女儿的做法。于是，在一九六一年的暑假，她谎称回老家探亲，备足两人路费，相约崔培毕帮她运送父亲尸骨回乡，那时，崔培毕正和几个追求者竞争，自然不放过这一良机，爽快应允。他们一起到劳改单位附近的山坡上，找到她父亲的埋葬处，挖出尸骨打包好，乘火车送回陕西，埋入自家的祖坟。办完这件事，崔培毕一直把女友送上开往沈阳的火车，独自回到老家。
“你俩的事，我看没问题了吧”？听他讲完，我随口问道，因为他曾讲过，那时追求杜的人有四五个，包括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基本可以确定”！从语气中听得出，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沉默了一会儿，他问起我假期的情况，我把读的书讲给他听。末了，他带点遗憾地说：“这个假期我算白白荒废了”。正要说些鼓励他的话，他却急忙转了话题：“今天我是想和你讨论另外一件事情，希望咱俩共同合作”。“你说吧”。接着，便对我讲了，在暑假期间琢磨好了的打算。他准备接过团委的两块板报，由他主办。早在上学期，团委的板报就由他缮写，因为他写得一手流利的毛笔字，而板报则需要用毛笔蘸着广告色去书写。这回打算由他接办，据说团委早有这个想法，曾向他透露过，他准备由我俩为主要撰稿人，杜同学善于绘画，专门搞些插图。同时还建议我俩各自兼办班里的墙报，尽量做到短小精干，生动活泼，改变那种板报、墙报无人看，徒有形式的局面。这样，我们可以做到边学边写，对于提高写作水平肯定会有帮助。我当然会毫无保留地同意他的想法，我一向认为，他点子多有主意，因而也乐于听从他的建议。
开学后，很快把打算付诸实施，每期团委的板报一出，看得人是那么多，我们两个班的墙报，同样受到大多数同学的青睐，有的人还拿着笔记本去抄写那些小诗和杂文，我俩自然成了学校出名的笔杆子，以至于一些高年级的文学爱好者，常常来找我们，和我们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并拿出他们的习作给我们看。在这种情形下，和班里同学的关系得到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团支部，再不把我看作“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孤高者，我也协助他们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总之，从初秋到寒冬，我的情绪好极了，前一年刚来时，对这里的种种看法，消除殆尽，开始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学校。
二十五
寒假快到时，接到父亲一封信。他说全家人都很想念，要我这学期回去过年。原本打算仍旧留在学校，一则往返需要二十多块钱，省下来可以买不少书；二则在学校度假期是再安静不过了，可以静下心来读许多书。那时，只觉得自己读书太少，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汪洋中，所知道的实在是微乎其微。读罢父亲的来信，立即改变了主意，他那久病的蜡黄的脸，顿时浮现在眼前，母亲盼望我早点回去，谁知在暗中哭过多少回，妹妹和弟弟们一定在拉着母亲的手，一次次地问她，哥哥为啥还不回来？游子思乡，惦念亲人，我何尝没有！只是平日里太忙了，每天把时间安排得紧紧的，早晚自习忙于做作业，温习功课。课外活动、自由活动和晚自习后的时间，又在忙着看其他书。星期天、节假日也一样把学习安排得满满的，有时偶尔上上街，也总是急促促地走着，去书店看看，又急促促地返回，从来不逛商店。一年来，甚至把家庭也忘了，难得有闲空去思念他们。间或想起，也常常自作安慰，想这些有啥用，只有好好学习，将来去弥补吧。接到父亲的来信，甚至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是不是他的病越来越重，怕……我不敢想下去，于是决心回去。忙着去图书馆借了十几本书，暗暗做着准备。
回去的路上，车厢里十分拥挤，因为提前订的学生票，有座位。崔培毕和田德懿在一起，我和本班那位姓周的女同学坐在一起，可能是订票按班级登记的缘故。我一向不喜欢和女同学攀谈，上车后便拿出一本鲁迅的杂文集读起来。不知过了多久，眼睛有些发涩，抬起头来，两手轻轻揉着眼睛，对面的周同学正注视着我，并说： “休息一会儿吧，你咋老是那么用功”。“用啥功呀，路上无聊，看书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免得旅途寂寞”。我随口答道。她摇着头笑了：“不是吧，用功就是用功，还不敢承认，要不咱们聊聊怎么样，怕耽误你的宝贵时间吧”。“不会的”，说着便合上书，“好，聊聊吧，要不你一个人也挺孤寂的”。
周同学，也是从内蒙古电力学校送往沈阳代培，我们分配在一个班里。平日里给我的印象是，学习用功，成绩优秀，为人和气，属于那种淑女型的女孩子。和同学们在一起，非笑不开口，既不像一些东北女孩高门大嗓，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也不像埋头死学的人整日不吱声，她活泼而又显得很有适度。在班里，从来不像要求进步的同学那样，整日往班主任老师那里跑，说这说那的；也不是对什么事情都不大关心，她的谦和与热情，特别是那种耐心帮助学习成绩较差的同学解答难题的态度，博得多数同学的尊重。我和她一个班相处一年半，看到的也就是这些，其他方面了解甚少。我们从未在一起闲聊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因我没有富余的时间，同时也与我那不喜欢和女生来往的古怪习性有关。现在，既然同坐一趟车，再自顾自地看书，说不定人家还以为我在故意冷落她，只好没话找话地说：“你这是第三次回家了吧”？“是的，每学期放假都要回去，你是头一次吧”。她看着我，不住地笑着。“你笑什么，奇怪么，其实我也很想家，只是舍不得把假期白白浪费掉。你知道回家的麻烦事多着呢，尤其是寒假，过年后还要看望各家亲戚，我最不喜欢也不善于做这些事”。“那就是你的不对啦，到亲戚家串串，大家互致问候，又挺热闹的，有什么不好”！她说，“我看你也太孤僻了，是不是因为书看得多，人也会变”。“那倒不至于，只是我这人天生不喜欢红火热闹，好安静、爱独处是我的特点，从来不怕寂寞，也最耐得住孤单。这次回家，是父母的意思，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呆在学校里看书”。做过解释后，她两眼又一次紧盯着我，问道：“你咋那样喜欢看书”？“爱好吧”，我随口答道，“人活在世上，总是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我天生不善于体育活动，对音乐、美术几乎一窍不通，再不喜欢读书，岂不成了木头人儿”！她笑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这时，汽笛一声长鸣，车厢左侧飘过一道长长的白色汽带，随后消失在旷野里，我竟想起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烟》里所描写的情景，谈话暂时打住。很快，火车在一个车站上停了下来，下车的人们忙着往外走。当列车再度开动我们的闲聊又接了下去。她忽然对我说：“班里有人说你野心勃勃，你承认吗”？说过后，似乎又觉得不妥，继而补充道：“其实这是别人讲的，我可没这么说，我倒觉得应该叫作雄心勃勃”。我笑了笑说：“你难道不觉得可笑么，野心勃勃和雄心勃勃还不是一回事，只是说话人所站的角度不同而已，其实，两种说法都不准确。学校领导讲，报纸上也经常讲，要我们青年一代做有理想有志气的人，将来为国家多做些贡献，野心也罢，雄心也罢，坦率地讲，我都没有，将来有个岗位，努力工作，一则为社会做些事情，二则养家糊口，除此而外，还能有甚麽其它想法”！她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摇摇头又说：“同学们都说，你想当作家、诗人，是吗”？我苦笑一下，对她做了如下解释：“我只是好读书，觉得自己知识太少了，至于将来干什么，向那个方向发展，的确还没有想过。你知道，路是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事先谈论将来要当什么什么的家，未免有好高骛远的嫌疑“。“是吗”？她轻声吐出两个字，语气中有女生特有的柔和、亲切，我平生第一次和女同学长谈，也有一种愉悦和惬意的感觉。此后她不再问我什么，只是目光深情地盯着我，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便假装困倦，闭上眼睛，仔细回想着适才她说话时的许多丰富表情。不久，火车驶进了北京站，那时天色早已暗下来，要过她的车票，准备下车后，马上办理中转签字手续。
因为是腊月，旅客流量特别大，在北京站并未作多久停留，又踏上开往包头的列车，其时已进入后半夜。我俩竟然没有丝毫睡意，依旧天南地北得闲扯着，她甚至劝我多多注意身体，要有节制地读书，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使我很受感动。作为同班同学，一起度过一年半，还是头一次作这样的深谈，使我深深体验到女性那种特有的细腻情感。同时也由衷地感谢她对我的理解，彼此似乎都对对方存有好感。
列车快到大同站的时候，天已大亮，我们各自记下对方的通信地址，相约返校时同坐一趟车。不一会，列车驶进大同站，她一直把我送下车。
二十六
到达县城，已近中午。早晨在大同站忙于转车，未来得及吃饭。进得东门，走进一家国营饭店，要了两碗面条。不多一会儿，面条端了上来，就在我拿筷子时，已经有四五双乌黑的手伸到面前：“行行好吧，给点，给点……”乞求的声音让人听了发怵，抬眼望去，每张桌前都站有乞丐，衣服破烂，脏兮兮的。我马上吃靠近脸前的一碗，将另一碗推给他们，真像旧小说写的那样，“说时迟，那时快”，一碗面条被几只黑手抓了净光，后来的一个十几岁小孩急忙端起碗将汤喝掉，还有一个年纪稍大的老汉，忙把掉在地上的一根面条捡起，看也不看就送进嘴里。匆匆扒拉完那碗面条起身就走，心里不住嘀咕：“怎么会是这样呢”？走在大街上，虽近中午，往来人员却甚为稀少，只有几家商店开着门。寒风吹过，卷起一阵尘土，市面上萧条极了，和上初中时相比，显得格外冷清。这一年半，埋头于书本中，很少上街，偶尔上街，从来不吃饭。因为沈阳的街道上，吃饭要排队等很久。现在，看到故乡这等情形，真不知该说什么好。转念一想，这都是暂时的现象，在学校时通过多次政治学习，已经知道，这都是苏联修正主义者逼我们还债造成的，靠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不久就会过去。想到这里，也便释然。
出了南门，略一踌躇，还是先到姥娘家看看，下午再回家。姥娘家住在南磨村，离城五里，村子不大，只有二百多口人，坐落在恢河西岸，紧靠河滩，有不少水地。水地里通常种些小麦、黄豆。除此而外，种着大量茴子白、胡萝卜、甜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这个小村里的人，同样的天年，要比我们村强许多。每个劳动日值七、八角，有时还可以达到一元左右，除了口粮款，每年都有现金分红。加之自留地里也种菜，离县城又近，还有些额外收入，引得邻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到这村来。中午时节，刚刚走进姥娘的院子，十岁的表妹牡丹一眼看见我，马上叫起来：“奶奶，我表兄回来啦”！一下子，全家人都迎出门来，姥爷、姥娘、大舅、大妗显得格外高兴，彼此将近两年未见。进门不久，饭已经蒸熟，姥娘让大妗端到另一个屋子里去吃，随即对我说：“你不能吃，姥娘给你另做好吃的”。我执意要一起吃，几经推搡，她甚至有些生气，“咋啦，到外面念书就不听姥娘的话啦”？我说：“姥娘，你也老了，别再麻烦，咱们以后有的是吃的时候”。无奈她执意不肯，硬是让我坐在炕上先暖和暖和。接着，大妗拿过羊肉帮她削，她自个儿和起面来。边和面边问我在外面能不能吃饱，受不受罪。我对她说，在外面吃的是国家供应粮，挺好的，要她不要挂念，可她总是摇头，表示不相信，说我故意哄她。并说，她听人们讲，有的地方还饿死人，说着说着，竟掉下泪来，不住用袖子擦眼睛。
姥娘和大妗为我做了半锅面片，当地人叫做疙瘩子，里面和了很多羊肉，我足足吃了三大碗，吃得满头大汗，姥娘方才满意。收拾碗筷时，笑着说道：“还说在外面不饿哩，看你那吃相，我就知道受了不少罪，唉，唉……”她叹了口气，眼圈又在发红。饭后和姥爷、大舅说了一会儿话，姥娘便把大舅、大妗、表妹撵走，要我无论如何先睡一觉，并警告姥爷说：“你也不要多嘴，娃娃一路乏困，先让他好好睡一觉”。姥爷独自在后炕躺下，我也感到有几分困倦，一觉竟然睡到傍晚。
醒来后，和姥娘一家简要谈了近两年在外面的情况。他们都说，这年头能有个吃饭的地方就不错了，还图个啥！太阳落山的时候，告别姥娘一家，起程回家。走出大门外，她又一次嘱咐我：“过几天再来，来时给我带些布票”。
回到家里，天已黑下来，不消说又是一阵忙乱。弟弟妹妹全都围上来，问这问那，母亲连连用衣襟擦着眼角，只有父亲坐在窗户前一个劲地抽烟。那时，母亲刚刚烧上火，她说：“前几天，你姥娘家杀了一只羊，给了咱们一条腿，今天你回来了，我给你包饺子吃”。说着就要动手去做，我再三对她说，在姥娘家已吃过，一点不饿，她方才作罢，嘴里还在喃喃自语：“也罢，等过年时再吃……”。煤油灯点起来，环顾四周，屋里依然像我走时那样，乱糟糟的，由此可以推断他们的情绪甚为低落。母亲说起我走后家里的情况，一切没有丝毫好转，从春到秋，把地里的野菜吃遍了，甚至连柳树、杨树的叶子也吃，榆树都已死掉，所有的榆皮都被剥光。许多人家，把荞麦花子、玉米軸儿、山药蔓子压碎磨成面，掺和在粮食里吃，城里黑市上一斤面卖到四五块钱。听着这一切默默无言，只觉得家里的生活太苦也太艰难了。我极力安慰着他们：“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党和政府很快会扭转这种局面”。直到这时，父亲才不紧不慢地说;“娃啊，你总算有了着落，我也放心啦，在那边饿吗”？“不饿，不饿，挺好的，吃的是供应粮，比你们强多啦”。我连忙回答。母亲却总是摇头，她说：“听说城里人也不够吃，偏你就不饿!看你瘦成那样，我知道你也在受罪哩”。不久饭熟了，弟弟妹妹们忙着喝糊糊，谈话暂时终止。我紧挨父亲坐着，他边喝边和我小声说着村里的情况。忽然打了个嗝儿，吃进肚里的饭倒返上来，随即闻到一股异样的臭味，问他怎么了，他却平静地说：“没啥，常有这个毛病，不耐事的”。自此，我心里犯了嘀咕，他一定是得了什么大病。
晚饭过后，乡村的习惯很快就要睡觉，为的是节约点灯的煤油。原打算到本家二爷家里借宿，因为他一个人住着。父亲说：“你二爷老了，恐怕早就睡下啦，不要惊动老人家，先在家里凑合一夜吧”。我们住的窑洞，本来不大，一铺炕平时睡六个人，已经挤的厉害，再加上我，根本不行。父亲让我摘下里屋通往外屋的门，临时搭个床铺，我想这也好，就算全家一次团圆吧。
第二天下午，搬到二爷家里去住。其后几天，忙着和母亲推磨、推碾，把分回的粮食加工好，又和母亲、大妹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并粉刷了墙壁，总算有了过年的气氛。
过年后的第一天，到附近本家爷爷和伯父、叔叔们家里拜过年，便又钻进书本中，每天饭后，一人呆在二爷炕上，看书做笔记。二爷出去和别的老汉们闲聊，我一个人在家里，非常安静，正好聚精会神地学习。每当到了吃饭时，还得妹妹来叫，夜里二爷早早睡去，我独自看书到深夜，和家里人的谈话，主要在吃饭时候。其间，去过姥娘家里，也都是当天去当天回，从不过夜。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去。元宵节过后，母亲为我做好一身深蓝色的单衣，这是姥娘买的布，母亲自个儿缝的，衣服的式样完全不像当时农村人穿的传统中式，和城里人穿的制服一模一样，我问她：“妈，你啥时学会做这种新式衣服”？她笑了笑说：“照你爹穿的，喜欢不喜欢”？我连忙说：“当然喜欢，当然喜欢”！原来，父亲去集宁探亲时，回来的时候，奶奶看他衣服破旧，把二叔一些已经很旧的快要不能穿的衣服收拾起给他拿回，经母亲缝补一番，他平生第一次穿起制服。母亲自小练就一手针线活儿，在邻里颇有名气，她觉着我在大城市念书，穿的不能太寒碜，便仿照那身旧衣服特意赶制出这套新装。试衣服时，脑子里突然涌上孟郊的《游子吟》：“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不觉掉下几点泪来，她忙问我：“咋啦”？我说没什么，是想起古人一首诗，接着把这首诗讲给她听，她听后连说：“对！对！对！妈也是这样”。试过衣服后，她又告诉我，过年时穿的那件黑棉袄，是你三叔给的，足有七成新，那是你爹去集宁时，说起你初去沈阳，冬天冷的不行，给你寄了一件旧皮袄，你三叔听后，当即把身上的棉袄脱给你爹，要他给你”。接着她又拿出早做好的一双布鞋，和市面上卖的鞋一模一样，都让我收进包袱里。临走时，母亲不住地落泪，大妹也在不断抽泣。送出村口，她们几番嘱咐，要我常回来看看。刚走出十几米远，父亲快步赶上，在我耳边低声说：“我的病不知能不能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要好好孝顺你妈，帮她把弟弟妹妹养活大”。说罢，挥挥手，示意我快走。听了他的话，鼻子一酸，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他对我最后的嘱托！
二十七
回到学校，心里一直惦念着父亲的病。一天下午专门去到医务所，向一位年纪稍长的大夫请教，把父亲的情况向他做了简要介绍，他听后对我说：“未见病人，很难判断，不过从你讲述的情况看，胃里不断有臭气上涌，很可能里面有严重的溃烂，要及时去医院治疗”。我问他平日有什么好的保养办法，他说：“要是胃溃疡的话，平日顶好吃些易消化的细粮，而且油水大些，这样在溃烂处形成一层油膜，可以减轻疼痛。不过保养只是暂时的，最好还是上医院治疗”。谢过大夫走了出来，心想，治疗、保养，对我们这等人家谈何容易啊！不久，我们班到抚顺发电厂实习，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一方面跟着工人师傅，把学过的热能设备对照实物进行深入了解，熟悉每一部分的性能；另一方面也常和工人师傅们闲聊，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准备将来进电厂后能尽快适应环境。对父亲的病，也慢慢不去考虑，相隔千里，实在没有什么办法。
实习期间，仍然不忘读书。这时，我把重点放在政治方面，深感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又生怕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不能正确理解，便认真读起《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时借来一些有关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的书籍，对照阅读，加强自己社会主义意识的培养。
一个月的实习转眼结束，我们又回到学校。这时，家在市里居住的同学不断传来消息，今天说某个单位在压缩工人，明天又说学校也要裁减学生，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大家很不安心，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同学。果然有一天下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动员学生踊跃报名到农村去，首先要求家在农村的学生带头。会后的当天晚上，班主任王世祯老师第一个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我写申请，在全班起带头，并讲了一通大道理，我始终保持缄默，没有正面回答。最后他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想好了把申请书给他送来。回到教室心里很乱，去找崔培毕，想听听他的意见。听过我的叙述，他沉思片刻，然后说：“先等等，不要着急，看我们班是否找我”。过了两天，他告诉我，他们班并无动静，我们班也再没有找过别的同学，估计学校还没有定下具体方案。然而，我依旧惴惴不安，结果就在这天晚上，王老师把我第二次叫到办公室，他问我写好申请没有，我回答说：“我不想回去，家里太穷，父亲又常年患病，全指望我将来能有个工作，为家里排忧解难”。接着又补充说： “王老师，你知道我非常爱读书，不想半途而废”。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回农村不也一样能学习嘛，农村非常需要你这样的青年”。接着又说：“如果自己申请，学校还准备敲锣打鼓戴大红花送你们回去，多光荣啊”。我始终没有应允，他让我再想两天。为什么谁也不叫，单单找我谈话，这时又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或许与此有关。两天刚过，果真又把我叫去，一进门就笑着说：“想好了吧，申请书写下的话给我”。我苦笑一下，带点歉疚地说：“王老师，还是那句话，我不想回去”。“为什么，难道你不想响应党的号召”？听得出他的语气中有几分责备的意味，我低着头只是不坑声。末了，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让你主动写申请是为了你好，如果执意不写，学校最后强行让你回去，那多被动，被动总是不如主动好嘛”。他看我毫无回心转意，只好让我出来。自此，学习计划全部打乱，上完课便和崔培毕一起去到后面操场上，有时走上那条污水河的小堤，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时时刻刻担心着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暗暗做着离校的准备。曾经写过几首赠别的诗，赠给我的同桌兼好友吴殿生，可惜现在一首也想不起来，只有一首打油诗是写自己的，随便写在一本书的封底，诗是这样写的“一载漂流无定踪，栖身关外望前程。而今再别辽东地，僻壤穷乡了后生。”情绪之低落可见一斑。谁想就这首打油诗，竟惹下很大的麻烦。它被一位积极分子偷偷抄去，汇报给王老师，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领导宣读了这首诗，并不指名地批评了我，这是来到沈阳后第一次挨批评。当时已不在乎这些，反正要离开了，对我而言，一切都无所谓。
日子一天天过去，关于压缩学生的事也慢慢淡下来，我又安下心来学习，反正是这样了，一切听天由命吧。
临近放暑假时，学校突然通知，进行期末考试。这两年，因在困难时期，校方早已决定取消期末考试，这突如其来的通知使大多数同学措手不及，来不及复习便走进考场，八门功课只用两天考完，接着就放假了。
这年暑假，我和崔培毕都未回家，报名参加学校农场的护秋队，每天补助三两粮食，挣一元二角的工资。两人白天睡觉、读书、写诗，晚上出去巡逻，痛痛快快度过一个半月的难忘时光，友谊也进一步深化。
开学后，学校张榜公布了期末考试的成绩，同时宣布，一门不及格者留级，两门不及格者勒令退学。我们班原先有四十八名，结果只留下十二名，和另外三个班合并，共同组建成动力六零二班，自此，悬在心上的那块石头总算落地。紧接着又将我们学校的大专班迁往东北电力学院，而东北电力学院的中专班并入我们学校，旋即，改名为沈阳电力学校，成为一所纯粹的中等专业学校。
二十八
新成立的动力六零二班，虽然由原来的四个班级组成，许多同学不太熟悉，但插入十二名在职工人和干部，使这个班的风气，较前有了很大的好转。团支书和班长由他们担任。这些人年龄大都超过三十，在他们眼中，我们都是小弟弟小妹妹之类人物。他们都比较宽容，对于生活中的许多小事不大计较。不像我们班从前那样，你汇报他，他告密你，彼此之间防不胜防。我一向不喜欢背后搞小动作，总认为那是一种偷鸡摸狗的行为，有损男子汉的尊严。甚至认为，有的人为了取得领导信任，背后给别人添油加醋地说坏话，是一种踩着他人肩膀往上爬的不道德行为，因而一向鄙视这种人，也屡屡不断地遭到这种人的偷袭，结果使我更加瞧不起这号角色。总而言之，我对当时极为盛行的告密之风，简直达到深恶痛绝或者说嫉恶如仇的地步。如今和这些比我们年长的同学在一起，先前那些风气为之收敛，自然感到欣慰，重又燃起学习和工作的热情。班里的墙报仍由我主办，依旧把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放在首位，同时也批评那种得过且过、混日子的行为。精干的短评每期都赢得很多读者。有一次登出两首诗，每天都有人去抄写。
一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大概是深秋吧，树上时不时的有黄叶飘落，我在教学楼前的树下散步，给我们上《发电厂安装》的牛老师看到后，有意和我走在一起，忽然对我说：“你写的诗不错啊，墙报上登的那两首，虽然未署名，我想一定是你写的吧”。我连忙答道：“牛老师，是我写的，可并不怎么样，请您多多指点”。牛老师笑了笑说：“我又不会写诗，只会教你们发电厂安装”。然后收敛起笑容，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下面的话：“通过近一段时间对你的观察，也听别的老师讲起你的情况，早想和你聊聊，想你不会介意吧。我不是你的班主任，本来不必和你说这些话，只是觉得你是一个有理想又十分勤奋的青年，为人正派，特别想和你说几句知心话，希望你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专业技术的学习上，不要学那些文学呀，历史呀，哲学呀。我年轻时，也曾酷爱过文学，但现在只教专业课，再也不去侍弄它。为什么呢？我有许多同学，也曾象你一样喜欢写些什么的，后来的结局大都不怎么样。属于舆论方面的事，上面控制极严，一不小心就会闯祸。你写的东西本是好意，别人硬要给你冠上恶名，真叫你有口难辩。这些年，特别是‘反右’运动后，许多人都学乖了，见风使舵，随波逐流成了大多数人的处世哲学。听说，你的家庭出身不好，如今又偏偏如此执着地钻研这些与舆论有关的知识，作为你的代课老师，也作为一个过来人，看你毕竟年轻，未必懂得这些道理，特意提醒你，多为自己以后着想，免得日后遇到麻烦后悔莫及“。牛老师讲这一切时，声音很低，但语气沉重，我体会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一位长者的经验之谈。自上学以来，他是我遇到的少有的良师益友。他讲完后，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对他说：“牛老师，我把您的话记到心里了，真心感谢您对我的指点”。
以后一段时间，常常陷入沉思中，琢磨着牛老师的话，他是在给我打预防针啊！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联想，想起几年前的刘绍棠、王蒙、刘冰雁等人，他们曾是当时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个个都成了‘右派’，我也读过他们写得一些文章，并未发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看来，搞文字工作，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牛老师的话绝非危言耸听！同时也想到给我们讲过数学课的李老师，制图课的吴老师，锅炉课的周老师，差不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而且学的还是专业技术，只因说了一些真话，个个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给我们讲课，认真之外，便是小心翼翼，和同学们在一起，只谈专业知识，其他话一句也不敢讲，从未见过和谁开玩笑。平日里总是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不苟言笑。他们在夹着尾巴做人啊！越想越感到后怕，只有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紧跟时代步伐，不要做落伍者，才是唯一出路。从此以后，打算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专业学习上。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一定难度。读书已成为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也不能从此不读书呀，不读书常有一种心灵空虚的感觉。况且，那几门功课也的确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学会。如果不读其他书，许多时间将会白白流失。于是，努力克制自己对外国文学的喜好，开始阅读马列著作、政治经济学等书，既符合当时的要求，又可以学到一些文学以外的知识，岂不两全其美！
慢慢的，矛盾的心情复归于平静，一切又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时光像流水一样地逝去，我也常为自己的改弦更张感到满意。
二十九
寒冬的一个下午，正在教室里写作业，收发室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声称找我，随即站起，那人走到我面前，递过一张纸，一看“电报”两字，顿时紧张起来，心在 “突突突”地直跳，往下看电文，只见上面写着“你父在集宁病危，速回”。我呆住了，吴殿生接过电报，匆匆瞅了一眼，对我说：“别紧张，也许是想你了，不会有大问题的，赶快去请假，我帮你收拾东西”。我拿着电报，直奔王老师办公室，很快办好手续，便去火车站，吴殿生同学怕我出意外，一直送我上了火车方才回去。
一路上，思绪乱极了。首先想到的是父亲可能已经去世，要不二叔不会让我回去。转念又想，或许他还活着，想和我见最后一面，安顿一些后事。这时，忽又想起春节后离家时他对我的嘱托，要说的话，已经交待清楚，恐怕是凶多吉少。真想一步回去，或许还能见上最后一面。
列车飞快地行驶着，我只觉得太慢太慢了，父亲的影子总在眼前晃动。他，中等身材，黝黑的面部常透出微黄，生活的重压使他过早地失去笑容，平日里愁云罩面，老是皱着眉头，不言不语。尤其是近几年，和他在一起，时不时可以听到无可奈何的叹息声，他似乎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快到尽头，悲观的情绪与日俱增。加之生性懦弱，对周围所有的人抱着忍让退避的态度，从不与人争斗，也不和别人发生口角。他为人谦和，秉承了奶奶的宽容心胸。做买卖那几年，每年腊月回来，村里人总是把他剩下的货赊去，有的人拖上一年、两年不给钱，他从不登门去要，久而久之，也就不了了之。他常说：“一个村里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咋好意思去去要呀，不给就算了”。公私合营后，回村做了社员，派给他多难、多脏、多累的活儿，从不啃声，总是默默去干。就在最后患病期间，除非躺倒起不来，轻易不会请假，他太要脸了，生怕队长给个难看下不了台。又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一向十分自卑，就这样年复一年，身体一天比一天糟糕。母亲和孩子们吃那种掺有粗糠、树皮、玉米軸儿的面，给他一人另外做些纯粮食品，可他又偏偏吃不下，看着孩子们可怜的样子，偷偷分给他们，以至于多次遭到母亲的抱怨。大凡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宁可自己苦些，也不想让孩子们受罪。在阳方口镇上摆小摊子那阵，每逢假期，我常去帮他。中午总是让我去饭铺吃两碗面条，他自己从来不吃，一直扛到晚上，回小店里自己蒸莜面吃。这一点，倒有点像爷爷，节俭得实在有些过分。
列车快到集宁时，已是从沈阳出发的第三天早晨。出站后，急匆匆地向奶奶家奔去。正对火车站有一条由西向东的土路，叫三马路，三马路与南北走向的两条街交叉，分成三段。第二段一出口，向北走六七十米，路的东边有一间小土屋，面积只有八平米左右，那便是爷爷奶奶住了多年的家。快到这个出口时，身子不住发抖，连连打着哆嗦，我怕，怕看见那个不祥的东西，果然不出所料，一转脸，第一眼便看见了它——棺材，已经刷成土红色。脑子里顿时像凝固了一般，也不知是怎样踉跄着走到小屋前，伏在棺材盖上嚎啕大哭起来。父亲，我回来的太迟了！二叔、三舅爷先后从屋里走出，一个劲地拽我，我不肯，直等哭了很长时间，二叔硬是把我拽回，奶奶睡在炕上拉过我的手，一句话不说，只是哭个不停。一直到奶奶的哭声小了下去，二叔才对我说：“你爷爷已回老家找人挖墓，我去货运室联系过，今天可以起运，你先吃点饭，待会儿等你三叔借回小平车，咱们就上站”。不久，三叔推着小平车回来，一见到我，便紧紧抱住，两人哭作一团，奶奶又一次放声大哭，二叔转过脸去不住擦着眼睛。
上午十一点左右，办完所有托运手续，人家告诉我们，下午五点起程，我和二叔随车押运灵柩。在大同火车站，二叔又买了几条香烟，送给货运室的调度人员，好说歹说，后半夜总算转到另一列南去的货车上，次日早晨到达朔县站。
灵柩运回，按照当地的习俗，死在外面的人不准进院，便停放在窑洞的东墙边。刚一放好，母亲领着弟弟妹妹们放声大哭，爷爷两手插在裤带里，眼里满是泪花，身子不住颤抖。（二叔因单位有事，卸车后马上返回集宁）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面对此情此景，真不知今后该怎么办？已经到了欲哭无泪的地步！
第二天，舅爷、姥爷、二姥爷三位老弟兄来了，大家商议的结果，决定打三厘门鼓，再穷也不能静悄悄的。何谓门鼓？这是当地的土话，即鼓吹，由吹鼓手为首组成的专门为丧事奏乐的一帮人，一般七八个人不等。通常一个门鼓指由某一天晚上开始，到第三天早上发引为止，没钱人家也可以打半个或三厘。三厘最小，正日晚上，吹一小会儿，发引时再吹一会儿，起灵后结束。商议好这一切，爷爷安排几个本家叔叔把从队里预支的五十斤谷子碾成米。
中午进行烧纸的仪式，亲戚和我们吕姓家族的人先后在灵前祭拜，我和二弟、三弟一排，大妹、二妹一排向祭奠者磕头还礼，然后招待大家吃饭。
这天晚上，为父亲守了一夜灵。母亲几次叫我回去睡一会儿，都被我拒绝。在离灵柩不远处，烧了一堆火，又穿上父亲那件破皮袄，虽然很冷，还可勉强对付。我欠他真是太多了，从小到大，他养育了我，却未从我身上得到一丝一毫的报答。守一夜灵，固然远远算不上报答，姑且当做陪他，给他送行吧。
天亮后，很快发引，父亲就这样被草草安葬。随即爷爷回了集宁，我陪母亲住了几天，便也返校。临走时，她再三叮嘱，要我寒假一定会来。我心里也在暗暗盘算，这个年是非回来过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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