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性质简论：
关于六四，有很多文献和论述。我也是一位六四运动的亲历者，首先还是对六四的性质再做番简单的论述，六四主要是要反对官倒、腐败，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民主，从性质上说，六四运动是要求共产党改良的，在六四的口号中，并没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否定共产主义，甚至没有提出多党制。相反，当时的北京学生还打出了“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旗帜。从赵紫阳的生前录音中，也印证了这点：学生是要我们改正我们的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否定我们的制度。对六四有所了解的人对以上六四运动的性质也都有此共同认识。
时至今日，海内外对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一直持续不断，但是，有多少人想过，中共有没有主动平反六四的可能？可能很多人想：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可能平反，或者寄希望于中共后面的领导人，或者认为在民众舆论、国际舆论的压迫下有平反可能，或者认为早晚会平反，只是时间长短问题，等等。其实，这些人很多认为中共曾经平反过文革和反右运动，而把同样的思路套到六四问题上，但是，经过严谨、详尽的推理和仔细分析，中共要主动平反六四永远不可能。以下，我就通过比较平反文革和平反反右，来说明共产党主动平反六四的不可能性。
第一，现领导是六四的既得利益者，同文革后的格局不同。首先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六四事件长时间不会动。
我们看到，至少目前的当政者是六四的既得利益者，从江到胡都是，不要说他们是否民选，就是党内选举都谈不上，都是六四后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要指望他们来平反，等于否定了他们自身的合法性。但是，比较邓对于文革和反右后的平反，乃是因为毛时代已经过去，实际的领导人邓小平不是文革或反右的既得利益者，他来否定文革和平反反右，不会影响邓本身的统治地位，相反，还可以把平反来换取民意，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这一点不同。
六四以后，江到胡已经执政二十多年，关系盘根错节，从上到下的关系已相当成熟，而文革结束到否定文革，没有这么长时间。虽江胡内斗，但对待六四问题上江和胡是一致的，同样作为六四既得利益者的江和胡，他们培养的接班人都是他们各自的人，要么胡派要么江派，不可能是之外的人。这种环境下，要出现反对六四既得利益者江与胡的官员上升为最高掌权者，就相当困难。即便出现了，也必受江和胡以及从上到下的很大牵制，因为下面的官员要么随江要么随胡。很难有作为，更不要说掌权。这点说明，即便江胡死了，至少也会很长时间不可能触及六四。下面会论述到时间问题--
第二，现在的中共官员，从太子党和相当数量的官员队伍事实上同样也是六四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本身就是当时被六四运动所反对的特权群体。而现在这个特权群体的腐败数量、规模、程度、性质上比六四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个特权群体在共产党体制内部，客观上就是重新定性六四的强大阻力。
如果说六四当时是反对贪污和官倒，也反太子党（即用人腐败），作为太子党，那时还是雏形。如果说腐败当时还不是全部官员的话，现在的官员无论从程度上、数量上、规模上，性质上已是变本加厉，更加积重难返，亿万富翁中91%为党官。比如六四当初，官员包二奶都很少，现在呢？所以在规模上已经形成庞大的特权阶层。可以说，假如当初六四运动成功了，很难有这个特权阶层的形成！要平反六四，势必得罪这部分人，即便有开明人士主政，也会有强大的阻力。就象朱容基抓远华案一样，最后不了了之，也充分说明了这点。
我们再同文革比较，文革中，相当数量中共官员受到批斗，上到国家主席、元帅，下到书记、校长，他们同地富坏右一样，也是受害者。文革结束后，实际掌权人是邓小平，而邓本人也是文革受害者，平反文革就没大的阻力。同样是体制内部的人，前者是既得利益者（六四），后者却是受害者（文革），这也是根本区别，二者没有可比性。以上也至少说明，平反六四相当长的时间都是无望的。
第三，六四与以往各类政治运动性质不同，关键一点是，六四的目标不是针对特定的领导人，而是针对体制问题，六四是民间自发的，是民众针对这个体制，而文革是上层主动发起，发动群众来进行党内斗争。要解决六四问题，就是要解决民众与体制（或整个党）的矛盾，这显然要比在党一元化前提下解决党内斗争困难的多。
六四从开始到镇压就那么两三个月，并不是所谓有预谋、和组织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悼念胡耀邦的这个导火索下，民间对体制的不满在短时间内的、自发的总爆发，如果胡不死，也很可能会在另一个特定事件上爆发。六四其性质不同于以往中共主动发起的政治运动比如整某个中央领导——如彭德怀刘少奇或四人帮，对于后者，人们会站于共产党的一面，去孤立彭刘或四人帮那些所谓少数，六四不是针对具体某个领导者，也不是改革派主动发起的。其实，六四运动的一开始，是针对几乎所有中央主要领导的。例如，当时就说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贩彩电等等，我见到，那时的大学很多大字报也是针对赵的。只是后来，赵拒绝镇压学生，同情学运而被罢免后，学生运动就只针对邓和李了，是的的确确的事实。可以这么说，如果当时当政者不是那些领导人，只要有那个腐败和官倒体制存在，六四也会迟早爆发。正如邓镇压后说的：“迟早要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六四的性质，尽管不是要推翻整个共产党，而是要党改良的，但六四的矛头却是针对整个体制的和整个共产党的。这与历来政治运动本质的不同点是，六四是民间与政府的对立倾向更大，而不是以往政治运动中共产党内斗，而后者平反，共产党往往说成是我们党同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而六四要平反，等于政府向人民认错，那意味着执政的合法性丧失，这等同下台差不多了，所以，要困难得多。
因此，如果要有共产党自身来重新定性六四，就比较难。这与时间长短没关系。共产党必然会考虑到这点，除了保持现状，它很难再做别的选择。
第四，六四事件在国内，是整个共产主义信仰彻底破灭的分水岭，不是领导人的问题，这就使得平反从找“替罪羊”问题跨入解决整个共产主义信仰的问题。
尽管在六四之前，民众已经有很大的不满和积怨，但并没有根本上彻底否定、抛弃共产党。对农民来说，80年代开始到六四，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农民客观上是得到实惠的，也能做小生意，“爆发户”“万元户”就是那个时出现的。甚至不少人都感谢邓小平。从工人来说，是8级工资制，生老病死有保障，国有改革和股份制都是六四以后的事情。这些都是事实。因此，在六四运动中，大家清楚地看到，工人农民起来的不多。客观上说明从大方向上，工农这个庞大的群体，还没有和共产党彻底对立。至于学生和知识界，思想虽然比较前卫，但是，在六四中也没有喊出打倒共产党和否定共产主义。后来，王丹也说过，六四学运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反共。赵紫阳也说过，学生并不是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学生最多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北京的学生还打出了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旗号。后来知识界又增加了“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开放党禁报禁”，等，虽不是直接要求实行多党制，但六四已要求提出“开放党禁”，即可以成立在野党，只是尚未提出其他政治团体来取代共产党而已。
但是，在共产党历来的政治运动中，都没有触及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本身，因此平反文革也好，平反右派也好，都有个特点，即找“替罪羊”，都可以把责任归结到个人，共产党给人们的概念，就是这个是林彪干的，那个是刘少奇干的或四人帮干的，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始终是好的，这样，从平反的操作上就顺利成章---即否定个人（如否定四人帮）的同时又肯定党。尽管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党还是顽强地生存着，党这个整体组织未动摇，就是这个道理。比如同76年的四五运动，民众主流是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复出，也不涉及反对共产党。平反就很容易。而四五运动之后，魏京生就提出反对一党独裁——即要第5个现代化，却被邓抓了起来，就是生动的说明。
类似76年四五，六四运动那时，也是悼念胡耀邦反对李鹏和邓小平，有人问，那为何不找邓和李这个替罪羊呢？前面已经分析了，现在的当政者，即这些既得利益者，就是邓李等为代表的后代，（比如李鹏儿子就在山西省委里了），怎么抓“替罪羊”？现在的官二代不可能去抓他们的父辈做替罪羊的。况且，更重要的是，六四运动失败之后，共产党整体本身和民众对立起来了，这与历次的政治运动不同。相当的民众对社会不满并不是针对哪个领导人，而是共产党本身或者这个社会本身。民众的共产主义信仰也彻底丧失殆尽。江与胡效仿毛，立他们的思想—— 三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可是此时的民众已不相信什么主义了。这同毛时代人们从内心相信有本质不同。现在的人相信的是钱、权和利，也不关心政治了。现在人们不会相信党和主义是好的而是某些领导是坏这种说辞。也就是说，如果要平反六四，就不能饶开体制而找“替罪羊”的问题，已经跨入否定整个体制问题。此时仍要肯定共产主义和党是好的前提下，把六四问题归罪到个人或某个反革命集团，可操作性极其渺小。
简单一句话，一场政治事件若是针对个人，就存在平反的可操作性，但针对共产党整个体制，那就不会平反，与时间长短无关。比如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最后平反，就被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官方从不说毛的责任。只要共产党在，对毛的评价最多是三七开，永远不会全盘否定毛，因为否定了毛，等于否定了整个共产党，就是这个道理。同理，只要共产党在台上，天安门上的毛像会一直挂下去，因为它是这个体制的象征！
第五：先假设六四就算被平反，而从平反的结果上反推，得出六四平反的不可操作性。
什么叫平反？那就是在政治上重新定性、重新肯定某件事，即所谓的拨乱反正。我们来反推，即假定六四平反了，那意味着什么？那就要返回“正”，也即恢复肯定六四的理念，要反腐败（前面谈了现腐败更厉害，根除腐败更本不可能。）还有就是要“新闻自由”“开放党禁报禁”，承认当时“高自联” “工自联” “知识界联合会”的合法性。六四虽然本身没有要推翻共产党，但却已相当于擦边球。要知道，新闻自由、开放党禁报禁就是民主和多党制的前兆，其趋向必然是挑战独裁，即否定共产党本身。这些理念，在历次的政治平反中，都没有的！这点相当关键！！！也就是说，六四当时不武力镇压让其发展下去，中国就会朝民主这个方向发展，实行民主的软着陆，共产党就会有倒台的可能，即便当时未倒台，也会往后的民主选举中留下巨大的风险和后患，这点毫无疑问！因此，若平反六四了，就会带来上述这种共产党独裁的风险与后患，那共产党又何必呢？有人说六四说会平反，只是时间长一点，我们不能凭主观的想象，时间长一点，是否共产党就愿意主动下台呢？——或者愿意冒下台风险或带上后患呢？这是十分浅晰的道理。
一个运动要反对整个共产党，共产党将永远不会平反，这点不用辩。虽然六四的本意本来不是推翻共产党，可是，共产党拒绝了当时的和平对话的解决办法而采取武力镇压，恰恰是这个镇压改变了性质，压垮了民众对共产党改良的最后一丝幻想，共产党也把自己彻底推向了对立面。这就等同，假如六四运动一开始就主动喊打倒共产党所造成的效果是一样的，简单地讲，是共产党的枪声改变了这个运动的性质，促成了共产党与民众的根本对立。其实，六四镇压前，绝大多数的民运人士时是除了要共产党改良，不是根本上反对共产党的，正是六四的镇压才使得这些人彻底的反共。而且无法逆转！例如催生了《九评》等。不管时间多长，共产党永远不会给一个反共的人或团体平反，永远不会肯定《九评》的合法性一个道理。这完全不是以前文革以后那种平反的情况！
因此，统治的稳定与冒风险两者只能选一的话，共产党只会选择前者，即不平反，无论时间多长。
第六，六四事件在国内、国际规模的空前以及镇压的惨烈，平反的本身就不是轻举妄动的事，国际上，它是国际共产主义国家走向衰亡的拐点，仍然要在共产制度下来平反将成为数学上的小概率不可能事件。
首先，六四从程度和性质上看，参与人数的规模，持续的时间，都是空前的。镇压的方式，也不是一般的驱散和拘押，而是用了国际禁止的开花弹，坦克等现代化武器，参与镇压的不是一般军警，而是数量可观的现代化正规部队。因而，六四不是一般的政治事件，对它的重新定性，不是轻而易举随随便便的事，反过来，假如当时镇压六四的手段通过是水龙头或催泪弹驱散，仅是死个别人，或者是一部分警察参与而非庞大的正规军，那么今后的平反就会相对容易处理。现在这个性质和规模本身就为平反设置了重大障碍。况且，这个镇压是代表整个共产党的，它自己镇压又要让共产党自己平反更难。这些规模性质都同历次的政治运动不同，通过以往的常规模式平反会相当困难。
其次，与以往的政治不同，六四事件在国际上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虽然它最终失败，但六四事件的发生，为东欧和苏联在六四后不久的垮台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大部分共产党国家都在89年和90年代初垮台的。所以江泽民在这些共产党国家倒台后在国内才搞了起反和平演变的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六四为拐点走向衰亡，如果仍要维系共产党制度的基础上平反六四，共产党等于自掘坟墓，自抽耳光，无疑自杀。六四事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将成为重重一笔，无论时间多长久，在世界和中国人的心理上永远都不会被抹掉，如果是共产党主动平反，会引发国际上的巨大震动，那么那时的国际社会，是肯定那共产党专制呢，还是肯定六四的理念？而六四本身恰恰就是否定专制的。不论时间多长久，都会有自相矛盾的推论。有头脑的人想一想，会有这种局面吗？！
第七，国际、国内环境对共产党相当不利，并且，趋势越来越不利。
在文革之后70年代末，共产主义无论在国际上还是中国国内，还都很强大，共产党也很强大。共产党对过去政治运动的否定和对受害者的平反，还不至于动摇共产党的统治根基。但六四之后，随着国际上共产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倒台，共产主义已经是大势已去。而现在，共产党几乎四面楚歌，无论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对共产党极为不利。无力回天已成事实，稍有一点风吹草动都让共产党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从奥运到60年国庆到现在的世博的保安程度可以看出来。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对中共官员的法律诉讼几乎遍及全球，这样的诉讼，绝对不可能主动撤诉或无辜停止。而当今国际上，总体来说共产主义相当脆弱，即便共产党内有人要平反六四，但现在的国际国内的客观环境使得它再也没有资本、也没有自信来为六四平反了。
以60年国庆期间例，北京禁止放风筝，放气球，商场禁止卖菜刀，长安街道两边不许开窗，进北京要过五重关。去年奥运期间我去出差，深有体会，的确这样。 60年国庆，看游行队伍，打出三代领导核心，连毛泽东思想万岁都打出来了，东方红都唱了，更加看出共产党往极左和集权方面靠的苗头。胡甚至也提出要学习北韩。退一万步讲，就算以后共产党能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通过群众运动清除腐败，这点符合了六四反腐败的理念，但是，六四的其他很多理念呢？如“新闻自由” “开放党禁报禁”，共产党走向极左的话，六四的平反会更无望，因为毛提倡的枪杆子笔杆子时代党控一切，同六四中“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更加背道而驰，与六四的理念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理念更是南猿北撤。还有海外大量的六四之后的民运人士，这些人已同法轮功团体等等都不可分了，平反六四，势必承认民运人士的合法性，，可能吗？而海外关系在毛时代是大忌。
第八，国内社会矛盾比六四之前更为尖锐更为广泛，平反阻力更大。
文革后到六四之前，主要是官员贪污，社会治安，贫富差别还没今天这么严重，社会矛盾比较单一。那时，文革的矛盾基本缓解，农民分田到户，还有万元户等，工人生老病死有保证，福利分房，大学生毕业有工作安排，因此还没有买房子、读书难就业难看病难的问题。
继六四之后，令中共最头痛的是法轮功问题，法轮功不是历来政治运动中阶级敌人或知识分子所谓少数的问题，而是各个基层的问题，年轻的年老的，而且更要命的是，共产党内部不少人也练法轮功，所以连共产党体制内的不少人都对镇压法轮功也都持有异议，法轮功事件，无疑给共产党雪上加霜，共产党的镇压，使得它骑虎难下、进退两难，而法轮功在海内还在蓬勃发展，对共产党官员的起诉遍布世界各地。其他各类群起抗暴事件，大规模腐败问题，少数民族问题，股票问题，失业问题，征地上访，住房问题，污染问题，贫富差别问题，黄赌毒问题，黑社会问题，网络的兴起的网络手机犯罪问题，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六四之前没有，或没有形成规模的，如果给六四平反，那其他问题怎么办？特别是法轮功这个大问题，根本不可能饶开。如果平反六四了，其他问题极可能一发不可收，反过来必然会触及整个体制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我敢断言，中共绝对不敢开这个缺口，绝对不敢冒这个风险！！！共产党不会去节外生枝，至少，保持现状要比平反好，胡的不折腾的言论就是最好的反映。时间长一点会否平反？更不可能，因为我说的上面种种矛盾不可能随时间的推移就消逝，反而只会越趋严重。就拿一个腐败来说，体制不改，就无法杜绝。侧面说明，平反六四与维持现体制只能两者居一。
第九，信息的发达，网络普及使得现实社会变得对共产党更不利。
这同六四之前有天壤之别。尽管它有信息封锁，但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要想绝对封锁，几乎不可能。封锁信息至少要比文革时代困难得多。从网络热点如瓮安事件，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等通过网络揭露出来的事，我们能看出中共已经不可能绝对封锁信息。民众的心态也变了，现在要愚民比较以往难奏效了。即便平反了六四，不见得受害者和民众就会对党感恩戴德、就此满足，他们要求的将是清算中共，就象清算红色高棉（即柬埔寨共产党）一样。平反六四本身就意味着对共产党自身的否定。人们再不会相信党是好的，坏事是某个人干的这种说辞。中共永远不敢开此缺口。
另一件更大的事，那就是《九评》的横空出世，对共产党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如雷轰顶，无疑是一颗精神原子弹，随之带来的全民思想解放运动和三退洪流，共产党的解体几乎成定数。《九评》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共产党不敢批、无法批，共产党所有媒体对《九评》都保持空前的沉默。以往共产党批这批那不可一世，惟独对《九评》不吭一声。《九评》与三退可以说使共产党遇到了灭顶之灾。可以这么说，六四的受害者学生，知识精英，和党内被整束的人，绝大部分都会看过《九评》，很多民众也看过，看过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无论中共平反与否都不会改变它的本性，这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后，人们仍然对共产党有幻想不同。比如象过去文革和反右之后，被整的知识分子关了二十年牛棚，被所谓的平反后，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激涕淋，感恩戴德。六四的受害者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局面！人们要的是清算，矛头不是领导人个人，而是共产党，要国家赔偿，对责任人的审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给六四的受害者平反，只会给它带来麻烦，不会巩固它的统治。保持现状是它的最好选择。
第十，假定其他所有条件与因素都等同，单从时间来看六四平反。时间上的拖延对平反不是更有利，相对来说而是更难。
赵紫阳在软禁中在十六大时专门给中央写信，他还没有说彻底平反六四，而是要求重新评价一下六四，赵的大意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政治形势有利时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我相信，对于“主动解决比被迫解决好”和“政治上顺利比有麻烦时解决好”，很多人会默认。我们假定其他所有条件与因素都等同下，专门谈时间上早和晚能否平反的问题。举例来说，你被蒙难，你希望早还是晚被雪耻？或者别人欠你钱，你希望早点归还是晚点归还？（所有理由都撇开，仅是时间上论）？六四血案也是，时间上拖延的本身就是对六四家属心理上负担的积累，往后拖再解决从经济赔偿成本上、从道义压力上肯定会更大。就象你开车压了人，马上后悔道歉、送医院、赔偿要主动得多，争取对方原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你拖拉、逃逸、躲避就要被动得多，受害者对你的原谅的可能性会小得多，就是这个道理。
总结：
我们从以上十条因素来看，虽然，单个理由不足以否定时间长一点后共产党有平反六四的可能性，但从总体和正反利弊因素全面分析，完全可以肯定，只要有中共统治的前提，六四将永远不会被平反。
中共也不是不知道，平反六四能获得民心这个利，但要知道，平反本身就是一面双刃剑，如果平反六四带来它的下台、带有风险和后患即这个弊，大于前面的这个利的话，它就会按兵不动。如果平反六四给民众带来好处获得民心，与统治的稳定存在对立，那它只会选择后者。如果共产党真的是考虑民心在先的政党，它一开始就没必要武力镇压当时深得民心的六四。这从客观上说明它统治的稳定才是第一位的。
以上种种因素都证明一个共同点：
就是六四的平反与中共的继续统治是对立的，也就是说，六四平反了，中共也无法再统治了，要继续中共的统治，六四就不会获得平反，两者必居其一。因为共产党平反六四是不可能建立在否定共产主义和它的领导基础上的！在六四问题上对中共来说，至少，保持现状比平反对中共更有利；至少，保持现状给中共带来的麻烦更少。在不平反与平反上只能选之一的情况下，它必然会权衡而选择前者，直到它倒台那一刻。六四以来的21年，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会做的，就是尽量不去提，尽量淡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因为如果说六四不好吧，民心实在不服，对它不利；如果承认六四好吧，承认暴行等于自打耳光。所以共产党尽量回避此事也就不难理解了。它最多可能的事，对六四的定性上适度松动，比如一开始说成是动乱、反革命暴乱，后来说成是“八九年春夏之交风波”，现在被温说成“事件”。外交部发言人说过：“八九年春夏之交这场风波，已有决论和定性，不会改变。”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当时共产党的决论和定性是“反革命暴乱”，你现在说成“风波”，怎么你又说定性没有变呢？到了国内媒体，不仅连风波都不提了，只字不提了。这就是中共矛盾的充分反映。
共产党对尽量不去提六四，让人们遗忘才是它的最佳选择。然而，中共永远不会给六四作实质性的平反，无论时间长短！
很多人认为时间长了六四会平反，持这种错误观点。持此观点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六四事件的本质上掌握的资料少，特别是国际上，和中共反面的东西没有仔细冷静客观分析（凭一种常规的平反思维的推测），对共产党有幻想；二是，从来没有系统思考过，即在共产党倒台后解决六四问题的情形，而是把思维框定在共产党永远是执政党的定势下。例如韩国的光州事件，还远没有六四在国内国际上的深远影响，就是全斗焕独裁下台后解决的。
共产党永远不会给六四平反，我们也不会要求一个杀人犯自己给遇难者平反，一个屠杀人民的政权根本不具有平反的主体和资格，让它来平反，从逻辑上讲本身就是荒谬的！就比如，你被别人打伤了或你的亲人被杀害了，正常的做法是寻求司法解决，不通过司法途径至少是第三方出面解决，退一万步讲，要和解也应该施暴者一方提出来并且经过你的同意才行。哪里有让施暴者主动发慈悲来给你一个说法，还要让你对他感恩戴德的道理？法轮功同样是被镇压者，他们就从来没有要中共平反，他们需要的是法律诉讼和彻底的清算。对六四问题只有结束共产党的罪恶统治才有可能获得彻底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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