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齐国宰相晏婴曾被楚王刁难,说出“橘逾淮为枳”的名言,意思是说,人换了环境是会变的,如果这个人在齐国是好人,到了楚国却成了坏蛋,那多半是楚国的社会环境不佳。
其实话要从多方面去理解,水土变了,农作物的特性也要相应改变,否则就不能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当年普鲁士人郭士立从武夷山偷走中国的茶种,移植到印度大吉岭,结果原本在中国叶片小小的茶叶,到了外国却长出硕大的叶片来,最终印度红茶与武夷山乌龙一同跻身世界名茶行列,算得“双赢”。作物如此,人何尝不如此,移民到了外国,就该入乡随俗,去适应当地的制度、环境、生活方式,惟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在新国家的安居乐业。
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中国移民数量众多,在早先,技术移民占大头的年代,怀着各种想法来到这片陌生土地的中国人,还真有这么点“让自己变成加拿大橘子”的劲头:认认真真学语言,踏踏实实找工作,想尽办法和其他族裔的邻居、同事沟通,积极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参与投票选举、慈善募捐、社区义工这些当地人、当地社会极为重视的活动……久而久之,你认识了当地,当地也自然而然认识了你,橘子变成了适合加拿大的新橘子,对橘子、对“淮河”,显然都是有好处的。
但随着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改变,技术移民基本“绝种”了,取而代之的是如潮涌入的、富裕的投资移民。
作为有钱的一族,他们无需大包小包带各种便宜的生活资料,而只需带一笔钱、甚至一张卡;作为有钱的一族,他们无需从小时工做起,拼死拼活,在业余时间进修,只为重新做回熟悉的行当,而只需花从国内带出的钱;作为有钱的一族,他们无需经历租房到小房、小房到大房的喜怒哀乐,而会一步到位住进豪宅;作为有钱的一族,他们也缺乏认真研究当地舆情、融入当地社会的积极性,反正不融合日子也照样这么过。
不可否认,投资移民中的许多人,也是积极有为的,但其中的确有这么一批“富人”,一面唱着“对不适合自己的环境应用脚投票”的高调,从“不适合自己” 的中国“逃跑”,一面却又在异国他乡过着和“不适合自己”的中国一般无二的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等一些华人聚居城市,赌场、夜店等娱乐场所的常客,正是这些“富人”,不报税、不上班以躲避加拿大的高税收,大肆抢购、囤积房产导致这些城市房价畸高的,也还是这些“富人”。
一面声称“中国不适合自己”,声称要“逃跑”到新环境,一面却在新环境里继续着老一套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甚至有意无意地试图把新环境改造成老环境,岂不是有些滑稽么?
说到底,这些不愿变成“新橘子”的部分“富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恰是那被他们成为“不适合自己”环境的受益者,是国内某些不规范、不完善体制的受益者,钻营者。时过境迁,追究这些人“原罪”的呼声渐高,于是他们“不适应”了,“用脚投票”了,这原本无可厚非,去一个新的环境,适应一份新的生活,本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但倘若变更的只是地点而非心态,改变的只是生活场所而非生活态度,在新的天地里,依旧走着老路,那么这样的“橘逾淮”,对橘子和淮河,恐怕都不是什么福音。在加拿大,已有不少人抱怨新移民政策的误区,而部分“新橘子”也埋怨新环境“不友好”,就是苗头。
其实到加拿大的许多中国投资移民都转型成功,事业有成,奥妙就在于把自己改变成适应新土壤、新游戏规则的“新橘子”。和中国大陆相比,加拿大地广人稀,劳动力成本高企,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发大财”机会也许并不多,但健全的法律、规范的制度、周到的福利政策,却足以让遵纪守法者获得更多实惠,让投机取巧者付出更多代价,对于某些叶公好龙型的“富人”而言,加拿大也许并不是他们的洞天福地,高税收和严密的查账系统,足以让某些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的“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长安居,大不易,但白居易就住得滋润,因为他适应了长安城的生存法则;同样,“逃跑”到异国他乡的富人们是变成甘甜的橘子,抑或酸涩的枳,关键在于他们愿否、能否适应新环境、新土壤、新“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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