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小偷行窃，她勇敢地冲了上去；当她被任命为副镇长时，西安人程红妮却有些胆怯了。（5月9日《华商报》）
将荣誉地位与政治权力地位混同并随意转换，这是政坛的一个老毛病。尽管“副镇长”算不上什么大官，却一脉因循了这样一种选官思路，对于一个健康的政坛肌体，有一定的弊端。因为，荣誉地位与权力地位，因其评选制度、构成状况、成长机制均大相径庭，原本就该是两种模式，前者是归于奖赏、后者归于选拔，前者重德，后者重德也重能。用官位来体现奖赏，显然是一种偏颇，应该让权力体系按照它自己的轨道走，而不是将荣誉与权力的边界模糊。
当初汶川地震中“为灾区孤儿哺乳的女民警被破格提拔为副政委”时，也曾引发争论。虽然后来当地组织部以“能力很强”将事情平息了下去。但争论的核心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我们为何总是热衷于用权力地位来奖赏荣誉？要知道一直以来，甚至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产生，也都因袭这种思路，将权力地位当作 “好处”、“奖品”，要么给予荣誉性虚衔、要么给予实权性职位。这也是为什么刘翔等明星委员一直屡引争议的原因。
这样的热衷说明了三点：首先是政坛选才的渠道与方式没有制度化，权力产生的某些程序，还缺少与选民充分沟通的环节，没有扎根于民生民意的厚壤。其次，选拔基层官员，更注重“靠得住”而不是“干得下”，这是生活中“官员好当”的现实反照，有德无才也能算好官，民心对官员的标准退而求其次。最后，客观上权力地位与经济利益捆绑得太紧密，使官位似乎可以成为对英雄人物精神奖赏之外的物质补充，这在社会影响上会强化了官本位思想。
以权力奖赏荣誉，牺牲的将是我们行政序列的正常秩序。解决的办法，当是以建立“国家荣誉制度”为纲，构建包括“奖励见义勇为”等内容在内的奖励制度框架，以全国通行涵盖所有民众的制度设计，将对于荣誉的奖赏以国家勋章及所能对应的物质奖励来对接；与之相应的，应该是——明晰权力的服务本质，收敛行政权力和政府职能，剥离官位附着利益，使官位不再令人眼热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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