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冲突，由于专制模式的非程序、黑箱操作、权力倾轧等属性，而注定走向代价最高昂的选项。
“赵老，对不起，我完成不了你交给我的任务！”姚监复在《动向》三月号如是说，这任务是调查“六四是否武装政变”，对姚兄而言，自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但他针对性的质疑，拓宽了“军事政变”这个思路，我们不妨顺藤摸瓜。
姚 监复提出了至少十二个问题，我们或可称之为“姚监复疑问”，其核心是“邓小平为何调动二十几万大军”围困京师，因为无论对付赤手空拳的抗议学生，还是指 挥不了一兵一卒的赵紫阳,皆无必要，而只有一个可能︰为防范杨尚昆与赵紫阳联手发动“军事政变”，于是另派大军对前线的戒严部队实施包围，成为督军，以逼 使杨尚昆，抛弃赵紫阳，执行镇压。
“武装政变”的实质便在这里
这是一个大关节，勾连、照应前因后果，在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之前，看似一个破解种种疑团的说得通的答案，其关联性非同小可︰
—— 邓对杨家将的防范，无疑在防杨与赵紫阳的结盟。我们虽然至今对此没有任何史料，杨赵两人事后也不会再认可，但是任何政治密谋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更遑 论如此的惊天血案？杨尚昆日后坐上国家主席交椅，临死前竟呼吁“重新评价六四”，但他不会要求“调查是否武装政变”；赵紫阳就不同了，他若不能与杨尚昆结 盟而赢得天下在先，便只能沦为杨尚昆与邓小平媾和的牺牲品在后，于是他要追究“武装政变”，便在情理之中。
——再朝前推一步，设若邓小平 没防杨尚昆这一招，而放心叫他们兄弟主持戒严呢？姚监复对此已作了一种预测︰三十八军于六月三日午夜一时开进广场，突然掉头 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赵紫阳也神奇地出现在纪念碑底下，“叶利钦跳上坦克车”的模式就在北京出现了。很遗憾，北京不是莫斯科，不是因为赵紫阳不是叶利 钦，而是因为中国还有邓小平，而苏联已经有了一个戈尔巴乔夫。这些区别至关重要，它其实就是“六四”可以引发“苏东波”浪潮而未能掀翻中共的底蕴。
—— 事态往后的发展，更是扑朔迷离。杨尚昆虽讨得“戒严”令牌，北京如囊中垂手之物，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也看到天下民意已昭然于广场，邓小平沦为 “垂帘听政的西太后”，取而代之，不在此时，更待何时？但是，杨毕竟是跟毛泽东玩过的主儿，任何时候都会留一手，而且邓小平当时曾消失了一阵子，谁也不知 道他去过哪儿，最终令杨尚昆不能“黄袍加身”者，究竟是元老们的反对，还是他那身后庞大的督军？“武装政变”的实质便在这里。
至今未见国人追问的“疑点”
—— 至今未见国人追问，中共“武力驱赶”广场学潮，有种种途径和手段可供选择，为什么竟搞成了最血腥、愚蠢的屠城？“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周依冰指 挥，堵在城郊周围两个多礼拜，迟迟不能启动杀戮机器，邓小平等所有中共领导人皆隐藏不显身，中国最高权力几近真空，而真空中则是紧锣密鼓的权力交易，至六 月三日深夜大开杀戒，长安街血肉横飞，这是不是因为杨家将起初另有图谋而并未作好镇压准备，后来媾和达成、又自觉被大军包围，只好横下心来、一路杀进去？ 唯有这个思路才能解释，为什么长安街上的高中生蒋捷连、王楠，会顶替了纪念碑底下的柴玲、李录去死；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冲突，由于专制模式的非程序、黑 箱操作、权力倾轧等属性，而注定走向代价最高昂的选项。
还可以引申的是，导致这个最悲惨的结局、所谓中国社会的整体失败，并非如许多评论 者所指出的，是由学生的“不肯妥协”酿成的，当中共高层权力面临重新洗牌 之际，学运妥协不妥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广场作为一个所谓“乱源”，恰是邓赵杨李（鹏）也包括军方均乐意加以利用的一个渊薮，而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民 间的任何势力尚无讨价还价的资格；假如做一个比较搞笑的预想，即在五月下旬中国权力真空的那十几天里，共产党正忙于幕后讨价还价，此时广场上的学生竟突然 全数撤空，那么整个中国舞台将昏厥，接着会上演一套全新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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