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码有20年不看央视的春晚了。去年有天读到一篇网文，说起春晚上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颇有讽刺现实的意味，于是找到那段视频看了看；不能说一点讽刺现实的意思都没有，但实在少得可怜。据说在这些年的春晚上，就数小品最受欢迎，而赵本山已经被奉为艺术大师。这未免就让人啼笑皆非了。后来又听说上海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风靡上海，很有些像美国的脱口秀，结合当下的时事新闻，解构加调侃，还模仿当今在位的党国领导人。我特地看了模仿温家宝的那一段，非常失望，演员虽有天份，但整个表演却相当“主旋律”，不过是变个方式歌颂罢了，和美国类似的脱口秀正好相反。至于相声，相声本以讽刺见长，但如今的相声却惨不忍睹。
真是有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啊！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的时代是历史上最荒诞最可笑的时代，是大家明知其荒诞可笑、但仍然不得不继续荒诞可笑下去、所以尤其荒诞尤其可笑的时代；因此也就应该是政治幽默政治讽刺的黄金时代。
因为今日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又可恨又可气。然而今日中国毕竟又不同于过去的毛时代，今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但早已彻底破产，而且变得面目全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穿了共产党那套把戏。专制者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做贼心虚，干起坏事来没了底气，不但可耻，而且也很可笑。叔本华讲过，当人们突然发现一件事不协调，不般配，表里不一，自相矛盾，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而且又对比鲜明时，人就忍不住发笑。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昨天一套，今天一套；无处无破绽，无处不荒谬。今天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一部荒诞派的连续剧。历史上还有比这更荒诞的时代么？我看没有了。
再一次感谢互联网。幸亏还有互联网，民间的嬉笑怒骂好歹有了出气口。打开中国的互联网，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笑话、讽刺与幽默。其中大部分都有很强的政治性，要么是直接针对专制权力，要么是针对专制权力下的种种腐败与丑陋现象。这中间既有古为今用，也有洋为中用，更多的则是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荒诞的现实把许许多多人造就成讽刺家幽默家笑话大王，而生活本身则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生猛素材，实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相比之下，赵本山、周立波那点货色算什么呀！
取笑专制权力就是否认其合法性
是的，最好的幽默与讽刺总是触及现实的，尤其是触及权力的。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非要讽刺现实中的权力不可呢？只要好笑就行了嘛。不然。因为这涉及到笑的本质，笑的意义。
笑看上去很轻佻，其实它来源于我们的一种很深沉很严肃的情感：骄傲（孟德斯鸠和波德莱尔都指出过这一点）。笑使我们凌驾于引人发笑的事物之上。你笑某人，表明你比某人高明──起码是在某一方面比某人高明。怕被人笑话，就是怕被人瞧不起，怕被人小看。所以，我们常常见到城里人取笑乡下人，本地人取笑外地人，健康人取笑残疾人，男人取笑女人，如此等等。有的节目，其内容本身并不好笑，只因为采用了某种方言，于是就很好笑了。这实际上是表现出官话对方言的优越感。
正因为笑表现我们的骄傲，表现我们高人一等，所以有不少笑话段子虽然很好笑，但却显得有些刻薄，显得不够厚道，甚至显得很势利。取笑穷人、取笑乡下人、取笑残疾人都是很容易的，但也常常是很招人反感的。理由即在于此。
唯有一种笑话没有这种问题，那就是针对权力的笑话。因为权力高高在上，有权力就有不平等，这就需要用笑去平衡。取笑权力可以表现出人的平等意识。所以取笑权力几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民主国家里的政治笑话总是爱拿掌权的大人物开涮，就是这个缘故。针对专制权力的笑话自然就更正当了。专制权力是专制者强加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专制者为了表明他们有统治我们的资格，必须要自吹自擂，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如“伟大光荣正确”，“先锋队”，如“三个代表”）。取笑专制权力，就是否认他们在道德上和智力上有什么高明，这就等于否认他们有资格统治我们，因此构成了对专制权力的挑战。取笑专制权力就是不承认专制权力的合法性，就是捍卫我们的尊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争取民主。
专制统治者最受不了别人对他大不敬
同样是在讲演时有人往台上扔鞋子，美国总统小布什可以很轻松地用一句玩笑话来打发，中国总理温家宝却不能不摆出庄重无比的神态，义正辞严地去反击。这不是因为小布什有幽默感温家宝没幽默感，和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差别也没关系，而是因为两人的处境不一样，是因为两人的权力的性质不一样。
美国人取笑他们的总统，这不会影响总统权力的合法性。因为美国的总统是在与对手的和平竞争中赢得多数选票而产生的，本来就有一大批选民投的是反对票，因此，承认批评者反对者的存在，并不会影响总统权力本身的合法性。再说，如果反对者的人数增加，到下次大选时你得不到多数票，想不下台也不行。因此，美国的总统不怕有人当面批评嘲笑，另外，他想压制也做不到，所以不妨在批评面前表现大度，在嘲讽面前保持轻松。专制统治者就不行了。专制统治者最受不了别人对他大不敬。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分明不是来自人民但又必须冒充来自人民，因此他们最害怕有人公开批评与嘲讽，他们必须对别人的公开批评与嘲讽反对立即迎头痛击，把公开批评反对或嘲讽的人打成敌对势力，起码也要暗示对方心怀恶意。如果他用轻松友好的态度对待批评者嘲讽者，那就会使人感到批评他嘲讽他是正当行为，没什么了不起，这就等于默许乃至鼓励其他人也出来公开批评嘲讽。“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一旦来自人民的批评与嘲讽获得了合法性，专制统治者自己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这个口子一开，那还得了？
荒诞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常态，只是我们见惯不经罢了
现代艺术史上有桩轶事：法国艺术家杜尚（Marcel Duchamp）把厕所里的小便池送去艺术展，于是这个小便池就被视为艺术。可见艺术和生活没有区别。生活中处处有艺术，只不过大家见惯不经，习焉不察，视若无睹罢了。一旦把它们从生活中抽离出来，就像把小便池里取出来放在艺术展厅里，你看上去就是另一种感觉了。
其实，不少西方现代艺术，都有点玩深沉、没事找事的味道。要说它们的那些构想，最合适的对象倒是我们中国。荒诞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常态。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片断，再平常不过的，只要被聚焦，就成了讽刺，就成了艺术，就震撼，就惊世骇俗。
例如前年胡锦涛访问日本，期间参观了一所小学。有一位小学生问：“胡爷爷，你为什么要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回答：“小朋友，我告诉你，我本人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选我当主席，我不能辜负全国人民的希望。”这段问答自然很可笑。不过我相信一般人在读到这段报道时未必会产生强烈的荒诞感，因为我们对这类谎言早就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然而有天我从网上看到一段视频，里面正好有这段问答，顿时感到很荒诞，很可笑。我想，假如有人略做技术处理，让胡锦涛的这段回答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播放，那造成的荒诞感一定会强烈得多。假如我们把这段视频放给来访的中国政府官员们看，给中国的大使领事们看，给胡锦涛本人看，连放三遍，我就不信他脸上还挂得住，我就不信那些官员们谁还不如坐针毡。
笑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到目前为止，民间流传的政治讽刺与幽默主要是文字形式，其次是图片，也有少量的是表演。由于音像录制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有一些讽刺作品采取了音像的形式。不过，自编自演自拍的具有政治讽刺意义的小品、相声或脱口秀，数量还很少。其实，要制作山寨版的小品相声脱口秀都很容易，因为它成本低，对布景道具的要求很简单，现成的素材或脚本到处都是，演员也不难找。有互联网作载体，传播应该不难（我在海外网站上看到过几个很不错的小品，但好像注意到的人不多，影响不大）。只是很遗憾，今天，我们还不能让那些政治笑话政治讽刺的节目在中国的大剧场公开演出，或者是在国内的电视台公开播放；换句话，由于这些作品无法在大陆公开演出，这就削弱了它们的效果。所谓削弱效果，不只是说观众少，影响小，而且还是说，由于你不能和更多的人一道欣赏，你获得的快感也会比较小。
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以为那是和笑的社会性有关。因为笑需要共鸣，渴望共享。一个人也可能独自发笑，不过这种情形比较少。更多的笑一定是和别人同在时发出的，人越多的时候越容易笑，而且笑得越欢。因为笑会传染，像打呵欠一样。但有一点不同，打呵欠的传染纯粹是生理上的。笑的传染还是心理上的。笑不只是感情而且是表情，笑常常是笑给别人看的，所以独自笑就意思不大。一个人独自笑，多少会感觉不自在，不好意思，甚至感觉有点傻乎乎，有点神经病，总之有点不对头，所以一个人独自不大笑得起来，偶尔笑起来了，也很快就止住了。有别人同在就不一样了。最好是和大家一起笑。广播里电视里播放相声、小品、脱口秀或其他喜剧节目，常常要有意地把现场观众的笑声也播放出来，有的节目本来是在录音室或录影棚里摄制的，现场并没有什么观众，制作者每每在合成节目时还要专门把几段早录好的笑声尽可能恰到好处地放进去。这就是为了让收音机电视机前的孤零零的你有种与别人同在，你是在和大家一起笑的感觉。这样你才能笑得畅快，笑得开怀。
另外，笑也是一种认同，大家一起笑，表明大家都有同感，表明大家是一伙的。别人高谈阔论，你插不进嘴，这还不算尴尬；别人讲笑话，大家都哈哈大笑你却笑不出来，那才叫尴尬呢。因为那表明你在他们的圈子之外，你是异己是另类，你会有种被当众排斥的感觉。赫尔岑说的好：“笑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那帮当朝的家伙未必都怕你骂他，但没有一个不怕你取笑他。笑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所以构成对强权的有力颠覆。当一个个政治笑话迅速地流传天下并引起广泛共鸣，专制者不能不感到自己被大众所孤立，不能不感到自己权力的虚幻与脆弱。当专制权力成为万民取笑的对象时，那就离它的垮台不远了。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
是的，讽刺与幽默常常有地域性，有时间性，特别是针对权力的讽刺与幽默。给美国人讲中国的政治笑话，抛开语言上的隔阂不谈，那效果也会打折扣；就算是讲给在美国的中国人听，劲道也会小很多。因为你讽刺的那个权力不在跟前，或者准确地说，你在强权的控制之外。古代的笑话，今人就未必觉得可笑，至少是不会觉得有那么可笑。现在再去讽刺四人帮，就没那么可笑了。这里的道理是共同的。因为政治讽刺与幽默既然是对强权的反抗，因此，唯有这强权就在当下就在头上时才最有力量。如果这强权是存在于别处，或者是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没有亲身感受到它的压迫，因此，针对它的那些笑话不再具有解压和出气的作用，其反抗的意义也大为缩小，那么，由此带来的快感也就剩不下多少了。
如此说来，在今日中国，由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表达自由，因此，那些最好的政治讽刺与幽默还无法在公开的平面媒体上以及舞台上电视上大放异彩，那固然令人遗憾；但反过来说，正因为我们还处在强权的统治之下，因此，针对强权的政治讽刺与幽默才最为民众所需要，最能把其效力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为什么偏偏在今日中国，政治讽刺与幽默能大行其道，方兴未艾，一批又一批讽刺家幽默家应运而生，引领风骚。
马克。吐温说得不错：“幽默的秘密源泉不是欢乐而是悲伤。在天堂是没有幽默的。”假如我们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假如我们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哪还容得这帮家伙在台上装腔作势，颐指气使？在今日中国，人民的处境很可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很无奈。这就和我们日益清醒的公民意识以及尊严感、正义感形成尖锐的矛盾。正是出于对这一矛盾的痛切感受，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它貌似玩世不恭，骨子里却极为严肃；看上去轻松愉快，实际上无比沉重；有的形式很粗俗，但表达的却是文明；它并非只是消解，它同时也在建构。我相信，一部当代中国政治史、心态史、文学史，艺术史，不能没有讽刺幽默这一大块。有这份才情的人真应该抓紧现在，只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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