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出走印度51周年之际发表讲话表示，中共在有系统地打压藏民，以实现毁灭藏传佛教的目的。他表示，西藏问题不是汉族和藏族人民之间的争端，而是由中国共产党极左政策造成的。达赖喇嘛指出：“当今的西藏，在中共实施的‘爱国爱教’等各种政治运动的管制和打压之下，各寺院的功能已变为游览场所；出家僧众如同失去自由的囚犯，已经丧失了研修佛法的机会，这明显是一种毁灭佛教的行径。”
佛教中历来就存在“末法时期”一说。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就预言末法时期会有魔王出世祸乱佛法。从中共操纵国家机器对佛教的破坏，邪党所立的伪班禅对无神论邪党的肉麻吹捧，以及邪党所扶植的敛财和尚释永信等人公然将佛教商业化等诸多乱象来看，今天的佛教无疑已经处在了群魔祸乱之下的末法时期。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曾说：“末法时期不只是指佛教，是指一个很高层次往下很多空间都败坏了。末法不只是指佛教末法，而是人类社会没有维持道德的心法约束了。”（《转法轮》）。
在过去，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佛、道、儒三教同传的社会。佛教所揭示的因果轮报，所倡导的慈悲为怀，道教所崇尚的修真养性，返本归真以及儒教所宣扬的仁义共同维护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也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历时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文明。然而在马列黄俄党趁乱篡国之后，佛、道、儒三教同传的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堂堂五千年文明古国今天就成了这样一个道德无存的末法乱世。
中共伪外交部长杨洁篪近日被媒体问及人权是否是中国核心利益时居然牛唇不对马嘴地以油画与国画的差别相对，间接地否认了人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巧的是日前中共驻英国大使傅莹在卸任之前同样以这番说辞来为中共压制民主，迫害人权的罪行开脱。作为一个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人，对此我感到非常愤慨，并且不得不指出：杨洁篪和傅莹所谓的“国画”绝非中国画，而是俄国画；马列黄俄党在中国实行的统治也绝非“中国特色”，而是俄国特色，是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极权主义。而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恰恰讲的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孟子是中国历朝历代所推崇的圣人，他的著作也被列为“四书”之一，既是中国帝王钦定的主流政治学，又是朝廷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所沿用的标准答案。人权是否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道题目若是放在中国古代的科举考场上，不管有多少考生，答案百分之百是“YES”，否则他们就当不上官。可是在当今的红色中国，你问任何一个中国官员，无论他怎么绕圈子，实际的答案都是“NO”，否则他们这个官就当不下去。这就是古代中国和当今中国的最大区别，这也是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最大区别。所以这些年来中共所谓的“新威权主义”，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质是新极权主义，是希特勒、斯大林式的西方极权主义与原始资本主义杂交的品种——权贵资本主义。而当前中共所炒作的这一番“国学热”，也是为了对抗普世价值，推行洗脑新策而耍的花招，同样挂的是孔子的羊头，而卖的则是马列的狗肉。
任何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具备一个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观。从这一点来看，当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没有可取之处。而且从历史上看，自汉武帝以降，中国历代王朝只是赋予儒家官方学术地位，使之成为官方所奉行的意识形态、朝廷施政的精神指导以及选拔、任用与考核官员的思想标准而已。其他学派从此退出朝堂，回归民间，然而其流传并未受到官方的禁止。
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没有一个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观，也没有基于这一价值观的基本伦理，所以无法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尤其在中共邪党这样一个没有合法性的腐败政权统治之下，这些年来用于所谓“维稳”的费用明显激增，而那些庞大的“维稳”开支其边际递减效应也日趋明显。显然那些“用之于民”的“维稳”费用是“取之于民”的，这就好比是抱薪救火，印钞救穷，其结果必然是民穷财尽，星火燎原。明朝末年官逼民反，民反官逼的政治经济循环正在红朝末年再次上演，直到庞大的专政机器无法继续维系镇压而轰然倒下。
历史反复证明，当最起码的社会正义被强权摧毁之后，朝野共识将不复存在，强权本身所制定的黑恶规则也必定遭到全社会的普遍唾弃。一个没有基本价值观，也没有基于价值观的基本伦理的社会，绝对不可能靠谎言和专政机器长久地维持下去，因为这样的“维稳”非但成本高昂，而且边际效应明显，很快就会陷入官逼民反，民反官逼的历史循环，当“维稳”成本超过“维稳”效益的拐点出现之后，貌似强大的专政机器很快就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因此中国社会的危机根源实际上是基本价值观的危机，也就是道德伦理的危机。
在儒教占官方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仁义是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而忠孝则是最基本的社会伦理，这是为全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与西方基于法律的政治传统不同，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基于伦理，而儒家政治就是一种伦理政治。法律着重于人与物的关系，伦理着重于人与人的关系；法律是就事论事，伦理是就人论事。由于各自的基点不同，所以西方的政治传统与中国的传统政治大相径庭。客观而论，东西方两种政治体系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短处。
当今中共政权的统治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传统政治，而是外来的苏俄式极权专制。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基于仁义价值观的政治，可是中共邪党根本就不讲仁义；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基于忠孝伦理的政治，可是中共邪党根本就没有伦理。中共它本来就是一个认贼作父的马列黄俄党，它能搞得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吗？它能画得出中国画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红色邪党的本质决定了它所搞的那一套只能是斯大林式的极权政治，它所画出的只能是俄国画。
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基本价值观的问题、基本伦理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以及基于这一价值观的基本伦理，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遍的共识。那么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就无从调和，只会愈演愈烈。社会的动荡，国家的灾难，无不来源于此。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而是从晚清西学东渐就已经开始了。中国的文化转型难产，是造成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所有这一切分裂、对立、灾难和痛苦的根源。
伦理是用来规范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就是忠孝，要求臣下对君主尽忠，子女对父母尽孝。伦理既然是用来规范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它就必须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必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必须是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父慈子孝，君义臣忠，这是互为条件的，故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可是儒教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迎合君主的统治欲，故意变异了原有的正常伦理关系，将原先君父与臣子之间双向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伦理关系篡改为臣子对君父单向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忠孝责任，这其实是一种败坏的表现。从此儒教开始走向“末法”，而中国的传统政治也随之盛极而衰。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是唐朝，而儒教在刚健自信、开放多元的大唐盛世并不占统治地位。儒教自汉代盛极而衰之后，直到宋朝才重新兴盛，并再次占据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前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君相分权，自从明朝废除宰相职务之后，中国的政治才开始由威权走向极权。明清时代之前，中国的政治还不能算是帝王专制。然而即使是皇权专制的明清时代，比起一党专政的共产极权统治，也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儒教的意识形态在明清时代走到了极端，原有的社会伦理走向败坏，因此整个中国社会的体制也日渐僵化，丧失了汉唐时代生机勃勃的阳刚之气和大度包容的胸怀。虽有康乾盛世，也无非是夕阳斜照而已。及至晚清屡战屡败，丧权辱国，“乾纲独断”的专制皇权固然无可卸责，垄断官方学术思想的儒教意识形态又如何能置身事外？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到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中国人对儒教从迷信到反思、批判、清算，虽然这种社会思潮的变化需要经历一段过程，然而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当初儒教的学说被权力所扭曲，其用意本是进一步加固皇权，然而物极必反，最终在中国历时数千年的皇权还是因为它所赖以存在的儒教意识形态破局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说到底君主们还是没有摆正“道统”与“法统”之间的关系。道统是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伦理的传承，是维系这种社会形态的根本。而法统只是政权的传承，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条件。道统在先，法统在后，法统是为了守护道统而存在的。若法统断绝，只要道统不断，社会的基本形态就能得以保持，道统中也会生出新的法统，中国历代的改朝换代就是这么一回事。若道统坏灭，法统亦不能独存，犹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为加强法统而扭曲变异道统之举无异于伐树木之根本以嫁接其枝叶，实乃大愚若智之举。
在晚清被迫开放国门之前，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因此虽然儒教已经走入末法，然而由于缺少有力的外来竞争和比较，还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其统治地位。然而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后，在新兴的强有力的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之下，已是强弩之末的儒教意识形态显然已经破绽百出，狼狈不堪。在这种情况下，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明显然已经无法继续承载中国社会了。在当时俄、日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积贫积弱的中国究竟往何处去，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事关未来前途命运的重大选择。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文化转型难产，日寇的全面入侵和苏俄对中国文化殖民的后果就是马列黄俄党入主中原。从此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灭顶之灾，邪恶的马列党文化肆虐神州，遂使昔日之礼仪之邦，今日之红色中国沦为道德崩溃，伦理尽丧之末法乱世，实乃我中华民族旷古未有之大劫巨难！
近来媒体报道了优昙婆罗花在中国各地相继盛开的消息。此稀有之花在佛教中被视为祥瑞之征兆。
《长阿含经》记载：优昙，传说中的仙界极品之花，因其花“青白无俗艳”被尊为佛家花，西方极乐佛国中善见城之优昙，与备受推崇的阿修罗城的莲、持国天城中的水仙和爱染明王城中的牡丹同属极品，沾皇家的华贵气息，三千年一开，花形浑圆，犹如满月，远远看去，雪白的花朵倒像是卷了千堆雪，有瑞祥之气缭绕，观者受福。
佛经无量寿经中记载：人们发现优昙婆罗花是祥瑞之兆。《法华文句》四上：“优昙花者，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
《慧琳音义》卷八所说：“优昙花，梵语古译讹略也。梵语正云乌昙跋罗，此云祥瑞灵异。天花也。世间无此花。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
传说中三千年一开的佛家祥瑞之优昙花在今天的末法乱世开放，这意味着什么，又预示着什么呢？若如佛教经典所言，此花出现意味“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那么在这末法乱世降临人世的圣者带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又会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若圣者再临，他带给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将是一个完好的基本价值观。这个完好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基于此价值观的伦理，将成为孕育人类新的文明的种子，而发端于这种价值观和伦理的新文明，将承载起未来的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因为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繁荣，有待于一个被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出现，而在当前的全球化浪潮史无前例地拉近了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之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同样有待于一个能够被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出现。
这几年间，由一群法轮功信仰者组成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上声誉鹊起。表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在西方主流社会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功，受到了来自不同族裔，不同信仰，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的广大观众的青睐与如潮般的好评。
一位中国留学生在观赏神韵艺术后感慨地说，自己为中国五千年文明感到非常自豪，同时在中国反而从来看不到这样美的艺术，也因而了解到中共是这样的坏。
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萨利斯特‧赫姆（CelesteHolm）表示：“神韵不同凡响，每个人都应该来看。”“我太喜欢神韵了，我们了解了中国人，我们成为了朋友。通过互相了解世界会更和平，我们也更快乐。”
美国海军军官亚当斯说，（神韵）这场演出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整个晚会都在告诉我们历史上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好莱坞真人秀制片人约翰‧米切（JohnMitchell）观赏神韵后赞叹：“这是一部价值非凡的伟大作品，她给洛杉矶人带来了独一无二的文化，是我们当今的文化所欠缺的东西，是美国人需要听到的永恒的信息。”
一位66岁的日本中学校长在观看演出后盛赞神韵“使人重新认识了中国的伟大。”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根是连在一起的，许多上了年纪的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位老校长说：“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性的神话传说，这是人类历史的基本的部份，像中国文化，如果抽掉了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就成为一片空白”，而“对神的信仰实际上对于自己的心灵非常重要。”
他表示：“神韵演出充分表现了这种共同性。神韵美丽舞蹈带来的感动渗入心灵，每个人可以体悟到神韵所表达的世界各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层面的内涵，比如对人的感谢的心。像对自己这样年龄的人来说，有自己人生的经历，更能体味神韵传达的信息。”
他感慨虽然时代变迁，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思想，“善恶判断的标准是不随时代改变的，所以必须卫护这样的不变的准则，在这一点上来说，神韵在日本的公演，在世界的巡演，意义重大。”
广大观众对神韵传递的精神内涵普遍表示认同与赞赏，而神韵艺术家们所展现的精神内涵就是他们所信仰的真、善、忍。理念是文化的种子，什么样的理念造就什么样的文化。神韵艺术通过演绎中国传统文化所展现的真、善、忍理念能够在海外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广大观众所认同，所接受，能够让海外华人由衷地产生巨大的自豪感，这对于一个有志于崛起的国家，一个有待于复兴的民族来说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为何神韵就不能堂堂正正地在神州大地上公演，为何真、善、忍的信仰至今还遭受中共操纵的国家机器不遗余力地打压和迫害呢？就连外国人都能普遍接受神韵所展示的那个光明、美好的中国，那个真、善、忍的中国，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呢？那些不能接受的人，那些阻挠神韵在香港演出的人，他们还能算是中国人吗？他们究竟是炎黄子孙还是马列子孙？
神韵艺术所展现的真、善、忍理念就是这个末法时代的希望，它不仅仅是中国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而破坏这一希望的，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是在葬送他们自己的希望，所以三退对每一个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来说就至关重要，因为那就是他们为自己选择未来。
2010年3月12日
http://bbs.secretchina.com/viewtopic.php?f=31&t=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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